孙 放，郭 淳，郑思思，彭筱娴，刘晓峰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用重要，历代医家对内经都极为重视，不仅潜心学习《内经》，并且对《内经》的理论也加以阐释和发挥。然而自汉代至唐代，对于《内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将理论与临床联系起来的研究相对滞后，这一时期，《内经》对临床的指导作用较弱。

《圣济总录》(公元1111—1117年)是《内经》理论知识联系临床的代表著作，宋代政府重视医学，由政府主持校注医书、编纂方书，形成了适合医学发展的良好社会背景，宋代医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病证论述做了大量的补充，《圣济总录》则辑录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散论，对《内经》理论的阐释和发挥具有重要意义［1-2］。

《黄帝内经宣明论方》(以下简称《宣明》)也是研究《内经》病证证治的代表著作之一，其对于《内经》病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诸证门中，虽冠以《素问》之名，但对于《灵枢》的内容也有涉及。刘完素(公元1110—1200 年)［3］根据多年的临床体会，汇集了《内经》中62个病证，运用中医理论分别进行辨证分析，予以处方遣药，使其简略的内容得到了充实，从而将《黄帝内经》杂病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在对《宣明》［4］与《圣济总录》［5］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两者在对于疾病的论述和方药方面具有很高的吻合度，故将其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1 病证差别

《宣明》中与《内经》相关的62证有61个在《圣济总录》中可以找到相似内容，《宣明》中与《内经》相关的62证在第一、二卷诸证门中，《圣济总录》在补遗之中也有62个病证，二者所述病症的顺序和内容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