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远

作家与作品之间往往有“文如其人”的想像，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歌，二者之间被认为有一定的关系。太严肃的人笔下说不出半个笑话，而没耐心的作者也很难把“铁杵”磨成“绣花针”。从这点看，作者跟作品间有种宿命，一篇文章出生之前，在主人的脑袋瓜里早已有了眉目，是美是丑各如其命，反正DNA作祟，谁生你，你就像谁吧？

但除了这种“一人一把号”的个别差异外，不同的作者也可能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形塑出某些与他人相似的共同风格。哪些外部因素呢？时代因素、阶级因素、家族乃至国族因素等等都是。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曾提到“场所的悲哀”一词，就有一点这种意思。“场所的悲哀”的意思是：你因为生在这个场所之中，而不得不如此的一种无奈。譬如你刚好生长在二次大战时的日本，炮声轰隆中，你就是必须跟一堆年轻人一样上战场当炮灰，跟你脑子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毫不相干，管你左派右派还是野兽派，这种集体性的强迫中奖是免不掉，你的命运硬是无法从时代的牢笼中挣脱。

作家写作时也会碰到同样的状况。个别来看，每个作家固然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但是在个人语言的背后又往往有个时代的语言在影响着。有人形容当代中国大陆作家的语言，是被文化大革命“舔”过的语言，多半去除不掉政治斗争的气味。的确，在那举国疯狂，人人亢奋地贴大字报互斗的年代，要说能从无所不在的政治语言中全身而退，恐怕是极为难得的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