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颖，刘炜评

(1.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7;2.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标题所引文句,出自《荀子·劝学篇》:“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 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1](P16)意谓学力提高的最便利有效的途径,是接近、请益于硕师益友；究研先哲名著,尤须明白此理。笔者以为“近其人”之说不可呆看:第一,荀文语境中的“其人”,是指“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者,即深刻理解、坚定承继了儒家“圣王之道”的“君子儒”。后世以至于今,“其人”不必局限于此;盖凡“道德文章”双美者,皆“其人”也。第二,直接的问学是“近其人”,间接的受教亦是“近其人”。

以荀子嘉言作为拙文标题,是因为这句话最能体现笔者拜读《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以下简称《书信选》)[2]之后的真切感受。作为张先生的私淑弟子,笔者学业多年间的微小长进,颇得数十次聆听先生讲筵华吐、拜读先生多种著述之助。但和先生的著录弟子、受业弟子们相比,收获终究有限,不免心生遗憾。因此,拜读《书信选》数过,感受无异于接受课堂亲炙,获益甚多。景仰张先生的读者,亦必有近似的感受。

这本《书信选》字数近27万,选收了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154封,大多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内容分3辑编排,第1辑为“指导研究生信函选录”(84封),第2辑为“致部分学者信函”(49封),第3辑为“研究生管理与教育建议信函选录”(21封)。书末的“附录”,选收了张先生“论研究生培养”的随笔6篇。在2017年12月21日举行的“《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与座谈会”上,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评价了本书的出版意义、文化价值,一致认为《书信选》多方面呈现了张先生多年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经验、体会与思索,是我国当代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生动文献。

《书信选》的主体内容,是84封“指导研究生信函选录”。读者尤其年轻学人的“近其人”之获,首获在此。作者在前言中说:“当初我写这些书信,没有想过可能印刷出来,部分地公之于众,只是在读了博士生的论文后有些感想,通过书信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传达到对方,希望这些对他们修改论文有些帮助。书信这种方式,用来谈学术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2](P1)这是对“积函成书”缘起的简要说明,同时表明了作者对“书信论学”这种术业授受方式的重视。文尾又提醒读者:“由于是书信,不拘泥于文字,读起来比较易于理解,这固然是一个优点,但也许这也是缺点,可能在学术的严谨性上有所不足。”[2](P3)这是强调“书信论学”的长中之短。事实固然如此,但通读诸篇信件,仍能领受作者作育专业人才的“系统工程”思想。结合后两辑所选信件以及附录诸文所涉内容以观,可以说,作者数十年间人才有效培养的“道”与“法”,俱在散金碎玉的论议之中次第呈现。

26年前,张先生在《博士生培养的三个方面》一文中据题抒论:“把‘如何做人’贯穿于培养过程的始终”“培养博士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与博士生建立长期的学术联系”[2](P299)。从一定意义上说,《书信选》见证了“三个方面”付诸实践的卓有成效。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征诸古今千行百业经验,自是不刊之论。本书作者论学书信的主要对象,是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们,属于术业有专攻的高等人才,因此,作者在多年的因材施教中,更重“授渔”之得法和有效。概而言之,体现于本书中的“授渔”,约有五端。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引领。 作者认为: “博士生要在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上打下牢固的基础,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这个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训诂文字基础、 历史基础、 逻辑基础、 外语基础等等。”[2](P303)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博士生基础之首要, 体现了作者政治立场、 文化立场、 学术立场的三维统一。 在与历届弟子的书信来往中, 作者极少笼统抽象地伸谈此义, 而是紧扣具体问题启导后学使用“批判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谈本体, 而谈世界的本原、 本质, 谈世界的变化发展, 对社会对自然均强调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再下功夫。”(《致方光华》)[2](P12)“(史学论文)不论写哪一个阶段, 应当把社会的治乱兴衰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做具体的分析, 这样所写的就是史学论文, 是有一定创见的史学论文, 而不是一般的历史唯物论讲义。”[2](P85)(《致周溯源》)

(二)通过原始察终、析同较异之法求解学术问题。作者一贯强调,对于一切过去时态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研究,都务必由明察其然进而究其所以然,务必厘清相关事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论文要写出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于‘敬’的观念的阐述,而且要分析对此观念阐释的‘同’和‘异’,并进一步研究这些‘同’与‘异’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比较难,也正是你应当着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要把论文写得太抽象；在抽象中应有具体的历史分析。”[2](P163)(《致张晓琼》)“写先秦儒家法思想中的‘人’与‘法’,不能不和当时法家思想进行比较……儒家之‘法’论也需要和道家之‘法’进行比较……只谈孔子不够,孟子如何理解‘法’?与孔子有何异同?荀子沟通儒家与法家,达到怎样的高度?”[2](P114-115)(《致张瑞雪》)“你的论文一定要把唯识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写成‘浑然一体’的学术论文,不是两张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他们的哲学思想如何有‘同’,还有‘异’？要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2](P153)(《致陈鑫》)

(三)重视学术思维和学术表达的逻辑支撑。作者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读一两本形式逻辑方面的书是需要的。逻辑思维的训练,主要要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逻辑思维的训练,还要靠自己读书时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总之,逻辑思维的训练要靠平时多加注意,而不在于读逻辑教科书。”[2](P23)(《致张茂泽》)“必要的概念、范畴是不可少的,但是经过研究者的介绍,使读者知道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是什么。读读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文章(他在这方面进行过东、西比较),会有启发的。”[2](P153)(《致陈鑫》)对于弟子论文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如推敲未稳、用词不当、语焉不详等等,作者总是及时指出并提供改进建议:“该文稿多处出现‘境界形态’一词,又未有明晰的界定和梳理,最好不用这样的词。”[2](P129)(《致肖建原》)“作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自由主义派,你需要对此有个通贯全局的定义(或者不叫定义,叫概念、范畴内涵的解释)。”[2](P144)(《致兰梁斌》)笔者一再感受了作者的语重心长、 循循善诱。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言之有序”本为一切言说的通则, 但科学思维训练的不足, 导致不少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 未能明晰使用概念、 界定范畴、 设立命题; 表述夹缠不清以至歧义丛生的文章, 在各种出版物上屡见不鲜。 因此,打好“逻辑基础”, 不仅是张门弟子的功课, 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读者的功课。

(四)学者须有淑世情怀,不做无用文章。作者不仅是年高德劭、著述丰厚的史学大家,也是家国情怀饱满、立定脚跟做事的当代知识分子。赞赏做学问的“坐冷板凳”精神,但反对做“求道迂阔”的死学问,是作者数十年持守的立场。以学术为阵地报效国家民族、给力社会进步,不仅是作者的自期,也是对从游者的期望:“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请你们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要研究。我国古来学术讲求经世致用,当然不必那么实用,但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族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2](P8)(《致所内各位年轻同志》)作者热忱鼓励弟子义涉“古代治乱兴衰思想”的学位论文“既有宏观的视野又不泛泛而论,既有丰富的材料又在论点上有相当的深度,既继承前人的成果又有新的突破,以体现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使得论文成为有益于当世之治的学术成果。”[2](P87)(《致周溯源》)。在与弟子讨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归根到底要靠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去解决……胡适先生的一生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与中国大多数人民结合,做不成事情。”[2](P146-147)(《致兰梁斌》)

(五)学术文章应力求文从字顺。简洁准确、明白晓畅是作者一贯积极倡导的文风：“在写稿的时候,请注意应有必要的材料摘要,在分析阐述方面,注意文字，使人能看懂,哪怕讲的道理很深,但文字必须使人看懂,不能给人留下‘不知所云’的印象。”[2](P5-6)(《致所内各位年轻同志》)“文字的表述要使人看懂,而且读起来有味。”[2](P37)(《致张茂泽、陈战峰》)作者一再要求弟子切实加强平时的“写作训练”,写文章既须“有逻辑”,又须“使用规范化现代汉语”,批评那些“故作高深的、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大体有三个毛病:一是没有逻辑;二不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三故作高深、食洋不化”。1989年,施蛰存教授就曾感慨:“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作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读杨绛洗澡》29年过去了,情况并未好转。张先生《书信集》对“清通”“使人看懂”的强调,并不过时。

笔者最后还想补充两点：第一,《书信集》中的诸多见解,与张先生多年间出版、发表的大量专著、论文、随笔、演讲等所阐述的观点多有呼应,从而体现出一定“互文性”,由此更可见出作者“吾道一以贯之”的文化执守、角色担当。如关于如何界定“经典”的表述,既见于本书第35页,又见于收入《春鸟集》中的《何谓“经典”》一文[3](P70-73);对于冯友兰等先生学术文风的推崇,屡见于本书诸文(信)，《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辞立其诚”与冯友兰先生文风的特征》一文，则有着更为具体的讨论[4](P42-53)。第二,笔者一向认为,目前学术文章“一体独大”亦即以“学报体”为代表的“篇幅长、要素全”的“重性论文”横行天下的局面,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学术文章质地的良莠,与篇幅的长短和体式的大小并无必然关系”,学术性的随笔、札记、演讲、杂感、对谈、序跋、通信、短评，等等,同样可以出精品,古今中外先例,举不胜举[5]。因此,笔者期望读到更多类似《书信选》的、能给读者带来实在收获的不同体式的学术文本。

参考文献

[1]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陈战峰，夏绍熙.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3] 张岂之.春鸟集(增订本)[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

[4] 张岂之.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

[5] 刘炜评.论“学报体”及其改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