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也是富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阶段。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强起来为主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以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出发点,以现代化发展为主线,以回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此,本文从时代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阐释入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阐释新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定位、特征以及范围和框架。

一、时代和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追溯本源,时代一词本为特定时段之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时代阐释为依据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变革、生态环境等状态不同而划分的时段。时代是历史分期的重要战略判断,是界定全社会各个历史特定阶段的时间维度。时代具有区分历史流变历程中各标志性阶段的功能,这种区分依据全局观下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特征,是历史视角下的本质性标志,所划分的前后相继阶段超越了时间维度单层的断离与片面,具有发展的关联度与历史高度。也可以说时代是一定时期有关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全球性、世界性重大历史阶段划分的理论概括,是对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揭示和反映。时代问题是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历史走向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取向判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和任务。时代的划分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进行。从历史的横向维度上看,在决定时代的各种因素中,生产力是判定的基础,生产力与特定的生产关系构成不同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经济基础与对应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形态,因而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划分时代的主要因素。从历史的纵向关系上看,社会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特点相似、具有共同特征和任务的历史阶段就可以构成一个时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划分具有显著的横向特性的历史分割,是依据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及其变化来划分时代的。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从马克思的基本论述来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划分时代的关键因素[1](P2-3)。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P380)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时代性质和任务始终基于一定历史特征下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历史特征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处于稳定期。而在稳定的历史特征时期中,不同的主要矛盾映射了互异的时期性质,对应了相同基本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时代,这种同一社会形态下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从根本上来看,某一社会形态下的基本矛盾是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某一时代的基本性质源于基本矛盾,是由时代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时代主题、性质和任务。当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变化,时代的主题、性质和任务也会发生变化。时代主题即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时代性质的集中表现,是由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应的社会基本矛盾下的主要矛盾所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能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代的特点,并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任务和新挑战是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开展的核心所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时代是构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主要背景,是稳定特定时期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决定一个时代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条件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每个特定的时代中,面临的基本内涵、发展主题、结构特征和具体任务都不同。每个时代有其特定的时代主题、问题和特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主题、问题入手理解一个时代的特征,并从时代特征出发进行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调整。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判定,在时代特征与使命中重新定位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更高、更深刻的阶段性特征;肯定了中国建国以来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的重要历史成就;丰富了发展意义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理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用意义,为我们党在时代征程中运用科学智慧制定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提供了思想支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再解读,涵盖如下方面。

1.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与发展的高度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进入到了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因此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这种“强起来”是强大、强化、强劲的时代,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经济强大、民主文明进步、绿色发展潜力强劲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面是指在国家层面上,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人民层面上,要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在民族层面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上,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2.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 党的十八大就是新时代的起点,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并实施了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程中作出的科学判断。

3.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定位 新时代是纵向历史维度与横向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织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期,是力求在新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格局。新时代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段,而不是超越或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段。新时代不改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和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新时代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4.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新发展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的发展不仅要在量的方面继续一如既往下大功夫,把数量不断做得更大,但同时我们更要把质量做得更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以解决贫穷落后为主题转向以实现现代化为主题。

5.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标志 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一国特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正向表述。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脱离落后发展阶段,步入世界发展队伍的前端。此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初期起步阶段到如今富强的历史性飞跃,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是生产力开始发达的阶段。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标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主要矛盾的转向,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反映了我国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未来的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三是社会制度完善程度的标志。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入成熟完善时期。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伴随着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在市场经济制度层面,围绕着开放、共赢的建设思路,将市场经济优势嵌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与适应性。在经济目标层面，打破发展的短期视角,以改善阶段的不均衡为新时代使命,强化先富地区的带动作用,在后富地区促进新增长极的成长,以衔接帮带模式演化生成动态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进一步实现国家全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中国发展对世界影响的标志。国力渐强的中国在世界发展中日益承担更为重要的发展角色,肩负新时代使命的中国转入更加有能力为全世界人民贡献的阶段。在逐步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中国在解决人类问题中贡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与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地位的肯定是新时代的重要成就。中国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积极融入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全球化。

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是在特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它以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说史的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起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哲学,最初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个社会在不同阶段的生产活动、购买行为及出售过程、法律法规、社会习俗、行为惯例以及政府之间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3](P186)由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源于希腊文,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多种意思，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4](P422)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至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遵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关系的研究出发点,着重于社会关系中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将其看作社会关系中的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研究生产关系,认为生产关系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存在于历史的一定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统一的逻辑下嵌合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集中于社会主义视角下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关注经济历程的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各个环节的社会关系,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贡献理论依据与道路导向的政治经济学。苏联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开启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河,形成了以计划经济模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开始引入市场因素和竞争因素,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变革中不断深入探索,最终实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历史发展视角上的得失总结与经验概括,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发展基本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建立后近70年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探索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步形成与丰满。这一理论伴随中国建设的风雨历程,最初指导了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经济建设。其后,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以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和理论需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发展,以改革和发展为主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等,指导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发展中不断凝结修正的理论,是具有中国智慧的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从时间范围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实践的最新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伟大实践的时代累进下的新境界和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流变思潮下的新硕果。从空间范围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新境界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的智慧凝结。从政治经济学的谱系来看，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谱系来看,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4.0版本,在这个谱系中,以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0版本,以斯大林和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0版本,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3.0版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4.0版本[5]。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谱系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1.0版本,其主题是站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2.0版本,其主题是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的高潮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3.0版本,其主题是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在历史视角下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理解其特征是时代赋予的基本逻辑框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承载历史厚度的科学,不同历史时代均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版本。在历史维度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具有新意,必须具有时代感,必须回应和解决新时代强起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折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硕果与发展的新阶段成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新时代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前研究的先驱与基本理论课题。全面阐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及其未来取向,我们需要把握以下方面。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问题导向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问题导向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应新时代的重大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了三个时代，即“站起来时代”“富起来时代”和“强起来时代”。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向“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转变,新中国初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起来”的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站起来”和“富起来”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现代化强国建设,研究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时代大问题,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人民为中心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顺应民意、尊重民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保障中国全体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政治自主、文化交流、生态共享等方面的基础权益,使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生活中拥有更高层次需求被满足的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基础立场的思想根基,更反映出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以人民为主体的创新驱动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包含四层含义:一是把发展目的提升为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有更多获得感。二是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城乡乃至横向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在人均层面实现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跨区域、跨城乡的提升与不均情况改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得到有效落实。三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人民能够安康幸福地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摆在最高的位置,让人民利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之实现,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于共享视角提升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程度。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走生态文明之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使人民生活的生态环境更加美好。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新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需要立足于基本理论,在具象化的社会矛盾变化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变，基本矛盾没有变化,但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历史阶段的映射,反映了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在实际层面决定了未来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的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发展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上,主要矛盾变化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起点,是理论变革的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原因在于:一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许多方面的社会生产力进入世界前列,过去主要矛盾的表述“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二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需求得到不断的升级,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成为全社会新的奋斗目标。在满足物质文化等基本生存时期的低层次需求后,对更高层面的民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环境的追求成为人民的迫切渴望。以行为的演化推进思想的进化来看,当前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逐渐脱离“物质文化需要”的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已经上升为高层次的美好需要。三是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因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今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着力解决的不是贫穷落后问题,而是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说明我们今后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在未来发展中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一步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目标的转变意味着现代化的任务出现了新变化,按照总任务的战略安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把现代化强国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需要首先明确现代化与全面小康的关系。全面小康是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实现了全面小康,现代化建设才会有基础。现代化是全面小康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现代化比全面小康建设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全面小康是发展问题,针对贫穷落后解决的是“富起来”的问题,现代化针对的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解决的是“强起来”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需要把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表达出来,在现代化中既要体现现代化强国建设,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按照两步走研究新时代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问题,同时又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既要研究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又要研究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发展。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起来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内容上要把“富起来”和“强起来”结合起来。两者有相互衔接的部分,也有创新的部分。需要“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有机衔接,对“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扬弃,继承其中合理的部分,扬弃其中与新时代不符合的部分。把“富起来”和“强起来”结合起来包括对过去的继承和坚持,更重要的是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论断应该有所体现,例如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体制创新方面,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守住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发展方面,要坚持科学发展,创新驱动和五大发展理念是新理念,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通过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变迁、供给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提升、动力重塑等创新当前增长模式,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效率层面提升绿色发展动力。在制度方面,以振兴乡村为核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指挥下,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基本手段,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初探与新时代的实施路径,确定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具体流程。

四、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和范围

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围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用新的框架和范围来回应和研究新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实践问题和重大历史经验的总结,从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以指导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和范围包括以下方面。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在匹配历史高度与实践应用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每一历史阶段均有其时代特色意义的核心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前所未有的,是需要创新与突破的。此时,结合实践与中国温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脱颖为时代特色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是党的十九大后的补充,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诞生,是党的十八大后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历史流变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为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重要理论归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40年间加强中国化的全新硕果。主要内容包括:在体制机制层面,健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与统一决策,掌舵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在理念层面，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视角的全局观促进成果的共享分配。在现实思考层面,把握新常态新阶段特征,以经济新常态为引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市场机制层面,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破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政府调控层面,新时代思想核心是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特征中进行针对性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完善现代化经济增长体系建设。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灵活制定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遵循经济规律,坚持在实践中使用正确、有效的工作策略和方法,为推动新时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方法论与价值谱系。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出了需要从理论上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也就是如何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事实、新材料、新问题,概括出新理论,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质与量,也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动摇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量的变化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如何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提炼形成一套基于中国事实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指导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如何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实践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繁荣与蜕变,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强起来的时代,进入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也有许多实践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些实践问题包括:一是经济发展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需要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转型,需要反思高数量增长误区,以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二是产业如何迈向中高端结构。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面对的重大问题是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如何打破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并迈向中高端结构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是如何走文明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富裕的发展任务已经完成,面临着如何实现走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相结合,在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如何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从而培育起支撑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任务,因此如何实现创新发展，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新时代面临的长期实际战略思考。

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历史经验总结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需要进行重大历史经验的总结:一是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总结。2018年改革开放迎来了40年,需要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范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持续变革与创新的时代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新中国70年发展的经验总结。新中国即将迎来成立70周年,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70年来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括,需要对70年来的发展道路进行历史经验总结,从而形成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说,一方面增强中国道路自信,另一方面形成可在世界上推广的经验,为解决人类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三是总结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经济思想。进入新时代,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在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财富,需要对建党100年来不同时期的经济思想加以总结和概括,从而系统地概括党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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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任保平.“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