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社的文艺座谈会与胡风问题的形成*

2018-02-12蓝善康李永东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期

蓝善康，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相较于此前的文艺界，抗战期间的座谈会增强了抗战文学的组织性；也可以说，抗战文学的自觉性、组织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作家、批评家勤于并善于借助座谈会这一话语空间进行主体建构。抗战期间，大部分文学热点问题的讨论或文艺思潮的兴起，座谈会都在其中担当了分量不一的角色，大后方文艺界的不少作家都热衷通过座谈形式发声，对抗战文艺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展望，对某些问题提出集中式批评，文艺工作者围绕某一文学话题而展开的讨论和互动，使得座谈会成为文学史形态塑造的重要一环。这其中，七月社可称为典型。其对文艺新形式和旧形式的讨论可烛照出一些历史细节问题。

一、“新形式的产生”与文艺大众化立场的暧昧

1939年7月，几经周折的《七月》终于在重庆复刊，此时距上一期停刊已相隔近一年。从1937年创刊到1939年复刊，《七月》的出版商和发行人一变再变，主编胡风也历经颠沛流离，此时正被病痛所困扰。当他看到复刊的《七月》，顿时觉得“这几天的病痛和懊丧得到了最大的慰藉”[1]172。颇耐人寻味的是，该刊复刊词上方赫然印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员沃查的木刻《播种人》。而两年前的《七月》从上海移到汉口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时，其发刊词上方也登载了沃查(原文误为“查沃”)的木刻《全民一致的力量》。两幅木刻遥相呼应，让一向喜好登载木刻作品的《七月》宣示着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倔强。种种用心无非表明刊物虽历经千险万阻但初心未改。

初心虽未改，七月社却一直在尝试调整自己咄咄逼人的位置。复刊词中，七月社一再表示，《七月》正是“在许多作家的协力和读者底参加下”走出困境，成长起来，它对于“各派作家底创作方法”、“友军的许多文艺堡垒”都是重视和尊重的[2]1。这一强调似乎暗含着一种潜台词，也就是说，《七月》似乎在尝试做一次转变。翻看这一期里的具有约稿函性质的《简约》，在第三条，编者提到：“现筹备另编印大众版，供前方和后方民众底阅读，希望赐寄故事，民歌，短剧，报告，笑话，通讯等等千字上下的，文字平易而又生动的稿件。”[2]25这篇约稿函既没有放在卷首，也没有放在卷末胡风的《编完小记》之后，偏偏放在整个刊物的中间，附在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富曼河的黄昏》篇末，而且目录中未予注明，编排的位置并不显眼，不易为读者察觉。查阅研究文献，并未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在晓风编辑的《胡风回忆录》中，这条《简约》也再次进入了回忆者的叙述中[1]168。另据胡风在1980年代的回忆，《七月》大众版本来要交给聂绀弩编辑，他还就此事向周恩来提起，无奈时局变化，未能实行[3]506。因而大众版的《七月》实质上也仅止于七月社同人的头脑中的一幅规划蓝图而已。尽管胡风的回忆有事后构设的成分，但他反复提及大众版《七月》一事，可见“大众版”一词在他心目中多少还是有些分量。只是研究者对这一点常常有意无意地略过，以凸显胡风及七月社的传承鲁迅精神和五四文学传统的启蒙立场。众所周知，胡风是《七月》唯一的编辑，上述表达刊物编辑策略的几份文稿十之八九出自胡风本人手笔，其中内容自然代表了胡风的观点。问题是，一向对于通俗文艺持保留意见的胡风和七月社为何想要编印大众版《七月》？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其实可以从七月社的座谈会一窥其中端倪。

在文献记载中，七月社共举办了3次公开发表的座谈会，分别是1938年1月中旬的“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1938年4月26日的“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1938年4月29日的“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跟同年3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经常举办各种座谈会相比，七月社的座谈会并不多，但其讨论内容通过在《七月》上发表，总会引人注意。

七月社于1月中旬召开的“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参加者有胡风、艾青、丘东平、聂绀弩、田间、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楼适夷、王淑明。这次座谈会的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新形式的产生问题”，即围绕如何表现抗战生活创造具有大众化的新形式展开。楼适夷认为从文体上把报告诗、街头剧、报告文学和通讯列入新形式行列，因其“更大众化，可以多方面的表现生活”[4]195。艾青则尖锐地指出，当前的大众化“弄成单纯化，空洞化，没有力量，通常变成了口号，概念，没有真情，我以为还是和生活隔离得太远了的缘故。”[4]195这一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1930年代文艺界对大众化的讨论依然停留在理论建设上而缺少创作实绩这一教训。楼适夷从正面肯定新形式的产生对于文艺大众化的积极作用，艾青则是从大众化运动存在的不足提醒当前创作应该注意避免抽离现实为创作而创作的倾向。作为诗歌创作的实践者，艾青后来在1941年发表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就批评当时的诗歌创作普遍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单纯的爱国主义与军民精神的空洞叫喊，常用来欺骗读者的那种比较浮嚣的情感；普遍的诗人，没有能力在激动的情绪下，去对抗战作政治的或是哲学的思考；普遍的诗人，把抗战诗单纯地作为战争诗而制作，却不能在鼓舞抗战意识之外，在作品上安置一定的革命因素，与对于这事件作正确的瞭望……”

作为座谈会主持人，胡风在艾青对当下文艺状况提出批评之后，引出了一个话题，即新形式与旧形式的关系问题。胡风认为“新形式并不完全否定旧的，倒是要接受旧形式的一切长处” 。他以朗诵诗为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原则上一切诗歌都能够朗诵的”[4]195。这实际上是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传统出发对朗诵诗的名称提出了疑点，且对这一诗歌形式是否吸收了“旧形式的一切长处”打了问号。这一点得到了聂绀弩、端木蕻良和楼适夷的附和，因为唐人李贺、王昌龄的诗歌就是面向普通民众(如妓女)吟诵的。这种说法并非一家之言，重庆出版的《春云》杂志就有李华飞《再谈朗诵诗》一文，从唐宋诗歌吟诵传统得出“朗诵这是诗歌中一个本能的条件”的结论[5]1；以朗诵诗歌闻名的高兰在1944年成稿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中更是对诗和诵的关系追溯到《诗经》的“家父作诵，穆如清风”[6]102。而胡风及其同人借唐人向普通民众读诗，意在说明古诗里本身就包含着大众化的因素，朗诵诗借鉴的是古典诗歌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但他们未注意到唐代文人所接触的妓女普遍略通诗书，与抗战时期普通民众较高的文盲率不能相提并论)。楼适夷以德国诗人魏纳特常在群众集会上朗诵诗歌为例说明朗诵诗国外早已有之。作为曾发表宣言的诗歌朗诵运动倡导者，冯乃超针对与会者提出的朗诵诗并非新形式的质疑，则反驳道，“现在提倡朗诵诗，并不是复古，它是对于僵死了的语言的叛逆。”[4]196朗诵诗是要通过声音刺激读者的情感，但他坦承这“只是开步走而已，还没有产生使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诗，现在一方面是摆脱旧的传统，一方面开拓新的道路”[4]196。艾青则认为现在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如何发展朗诵诗的问题。综而言之，七月社同人都认为朗诵诗一方面确实对中外诗歌既有形式进行了借鉴，同时还存在现实改造的问题。

那么，对诗歌一直饶有兴致的七月社为什么在朗诵诗这一诗歌文体上如此大做文章，不惜口舌大加讨论呢？这固然与1937年兴起的诗歌朗诵运动有关，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诗歌朗诵运动是抗战诗歌中最重要的传播方式[7]48。但作为这一运动主角的朗诵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尚存在诸多弊病的情况下，却仍然勉为其难地被派上抗战文艺的前线，胡风等人对此心有不满。此前《七月》并没有刊登过朗诵诗歌作品，更没有按当时通行的惯例在某篇作品上特意标注“朗诵诗”以示强调。即使第6期登载了田间的街头诗《给战斗者》[8]176-179，第7期登载了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9]206等日后广为传诵的名篇，但并不属于当时流行的朗诵诗类别。也就是说，无论从办刊方针还是从座谈会议程设置看，七月社都对朗诵诗持审慎态度。但我们注意到，在本次座谈会后不久，《七月》第9期(1938年2月16日)就发表了雪苇、沙可夫和柯仲平讨论诗歌朗诵问题的三篇短文。在按语中，编者指出，诗歌朗诵问题“是使诗歌和大众接近，也就是单刀直入地替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展开广泛的讨论，能够举行更多的实验，由这形成一个运动来”[10]262。胡风本人也参加讨论朗诵诗的座谈会[11]576-577*胡风参加“文协”诗歌座谈会(或诗歌晚会)，参与诗歌大众化讨论，离本文论题时间上接近的就包括1938年12月15日、1939年1月10日、1940年4月14日等。，并意识到，“现在抗战的要求是愈广泛的动员民众愈好，故诗也要求和民众愈接近愈好。诗人也要求教育并提高民众的意识。”[12]101由此可见，七月社组织朗诵诗的讨论，正是认识到诗歌朗诵在抗战宣传与动员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但是，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七月》并没有直接登载朗诵诗作品。这与《七月》的读者群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有关联。《七月》除了登载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短剧等文艺作品外，还注重刊载理论批评，这一长期形成的办刊方针当然不适合不通文墨的读者。在有限的篇幅里，时时面临停刊风险的《七月》要想兼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阅读口味肯定不切实际。因而，另行发行大众版《七月》也就成了胡风文艺工作的一项日程。只是由于战局原因，胡风中意的大众版编辑人选聂绀弩另有打算而使胡风的这一意图落空。

不少研究者过于强调胡风在从文艺大众化运动到文艺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启蒙立场，这恰恰容易遮蔽胡风及《七月》同人在这些问题上与论争对方的共性。解志熙在《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一文中，将胡风一派归为“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某种文化思想的相对独立性”的“独立左翼”或“启蒙左翼”[13]81，以标识跟另一派“政治左翼”的区别。这种划分固然能够为剖析胡风问题的形成提供明晰的逻辑线索，但同时也固化了胡风的启蒙立场，给胡风贴上高高在上“化大众”的文化精英的标签，容易忽视胡风一派在启蒙立场上的游移性。从朗诵诗歌问题的探讨这一层面即可看出，胡风在对待大众文艺的态度上一度比较含混暧昧：一方面固然在带着宗派情绪中排斥非同人的作品，只刊载了胡风认可的作家的作品，以保持《七月》的“同人杂志”属性；另一方面，却在大众问题上作出一定的妥协，表示要出版大众版《七月》，刊载“故事、民歌、短剧、报告、笑话、通讯”这类易于为普通民众接受的作品，并积极组织座谈会参与对“新形式的产生”和“旧形式的利用”的讨论。此外，七月社同人以座谈会的形式展开讨论，还可宣示七月社在抗战文艺中的话语权。

二、“旧形式的利用”与话语权较量

1938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并有着一大批拥趸的通俗读物编刊社迁徙到汉口，一场文艺运动史上的风云悄然而至。通俗读物编刊社是顾颉刚等人于1930年代初期创办的文化机构[14]105。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通俗读物编刊社将自己的中心工作定位为“用通俗书画灌输民众抗敌意识”[15]32，并提出了“旧瓶装新酒”的工作方法。其以华北地区为主阵地，大量行销抗战通俗读物，颇受当时民众欢迎。据布丁的说法，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的图书发行量一度达到百万份(二十几天即售出十几万份)，曾出现过供不应求书店加价出售的盛况。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间发行的读物多达三百多种。在北平、汉口都曾盛行一时[16]19。该社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也离不开国民政府通过行政方式面向全国推广通俗读物，资助该社职业化。

1938年3月，“文协”在武汉成立。《新华日报》当日发表的社论指出“文协”最主要的任务是“文艺的大众化”。[17]5成立大会上，“请全国文艺作家编撰士兵读物一百种”[18]231成为议案内容之一。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之下，“文协”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通俗文艺运动。这与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产生了很强的共振。

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发的读物，由于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民间流行的鼓词、剧本、画册等能说能唱，粗识文字的一看就懂的旧形式”[19]21，颇受普通民众欢迎。然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1936年，就有今月以读者身份在社刊《民众周报》上撰文对其工作方向提出异议。他指出，通俗读物编刊社“只注重在怎样利用旧的东西及旧的力量去作通俗文化工作，却对于通俗文化品的本质谈论到的很少”[20]37。他认为，通俗文化的本质就是“负起一部分解放运动工作去教育或影响民众”[20]37，通俗编刊社应在编刊通俗读物之外，“也要作普及语文(尤其是大众语新文字)的工作”[20]36。这实际上击中了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要害，因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并不是把通俗读物看作权宜的教育工具，他们有更高的文化定位。作为该社发言人，向林冰也承认，因只注重形式而恰恰忽视了生产什么样的内容进行抗战宣传和民众教育，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在“利用旧形式”方面的一个“缺陷”，“许多文艺理论素养较低的作者……误以为民间艺术的形式，可以脱离其固有的内容而运用”[21]6，以致出现用靡靡之音表现壮烈牺牲场景，烧饼歌、推背图被滥用等现象，产生了负面作用。1937年，语文社出版了一部40余位作家讨论通俗化运动的论文集，其前言部分所列的通俗化运动存在的十二个主要问题中，“旧形式的利用是不是有利的”[22]1赫然在列。其中，丘东平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评通俗化运动“忘记了自己是什么，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教育工具，而自以为是堂堂文化的本体。”“如果淆乱了本身的意义，因而执行地不正确，不能恰如其分地有益于社会，这件事无疑地值得我们的忧虑。”[23]89这些批评的矛头所指，当然包括通俗读物编刊社。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一向注重利用文艺进行抗战动员的七月社也加入了“旧形式的利用”讨论热潮中。4月26日，新任“文协”研究部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的胡风[24]4组织七月社同人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参加者为胡风、聂绀弩、吴组缃、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奚如、池田幸子。这次座谈会的实况记录，除了在《七月》第3卷第1期(1938年5月1日)发表外，还刊登在《文艺》第1卷第2期(1938年6月25日)上。

这次座谈会上，七月社同仁虽然各执一词，讨论的分歧点恰在于创作实践中在何种程度上利用旧形式，但都认为传统旧文艺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吴组缃把文学认作宣传的一种手段，强调通俗作品的创作，并不一定要用旧形式。他以老舍创作的京剧本《忠烈图》为例，说明要创作通俗作品，作家需要迁就普通民众的审美水平和思想水准，“等到民众的文化水准慢慢逐步提高，他们够得上看新文学的作品，那这通俗化的一方面自然就不复存在了。”[25]3吴组缃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附和，但随着座谈会讨论的进展，他稍微调整了自己观点的角度。在利用其作为抗战宣传、启蒙民众方面，他认为七字唱、大鼓词、小调、京戏这些形式尽管在新文学面前显得低劣，“但它们在民众中所起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却万不能忽视。”[25]7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式未创造出来之前，不妨利用一下旧形式进行抗战动员。这一观点跟其他与会者的论点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在艾青的观点中，旧形式利用的目的在于抗战宣传，但“我们也应该有利用的界限，宣传与文学史不能混在一起说的”[25]3。聂绀弩也认为：“利用旧形式，并非放弃另外的形式，也非拿利用旧形式来代替一切。”欧阳凡海同样表示应该有限度地利用旧形式，将其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吸收改造，而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迎合普通大众，他注意到普通大众尤其是不识字的大众文化水平提高的问题。进一步说，与会者这里谈到的问题，正是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毛泽东《讲话》中的给出了方向性结论的五大问题之一——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那么，座谈会前期一直观望而未置一词的主持人胡风又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临近结束时，胡风做了一个并非结论的小结，也就是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大众启蒙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也是基于大众启蒙立场来思考文艺大众化。面对旧形式利用这一课题，他提醒与会者注意两点：第一，不能把传播以旧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等同于启蒙大众任务的完成，“忘记了大众启蒙运动是大众生活改造运动底内容之一……启蒙运动不会收到提高民众水准的结果。”[25]8第二，在文艺作品中生搬硬套政治观念，看低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就是把“启蒙运动卑俗化了”[25]8。

胡风的这一观点在后来发表的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而做的总结性的文章《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争点》中得到了强化。该文在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发展过程时，惯常性地征用了鲁迅的资源。文中把现实主义传统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固然失之简单和偏颇，但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文艺大众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不能不说代表了七月社同人的基本立场：“大众化不能脱离五·四传统，因为它始终要服从现实主义的反映生活批判生活底要求，五·四传统也不能抽去大众化，因为它本质上是趋向着和大众的结合。”[26]34-35在另一篇题为《要普及也要提高》的文章中，他认为，文艺大众化所提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上，两者互为因果；彼此配合。“文化运动必然会在民众里面获得新的干部，也必然要改造旧的干部，这就是提高。而这个提高所产生的坚强性才能够有力量在旷古未有的范围上负起改造人民意识的担子。”[27]18

七月社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显然颇有针对性，很快就获得了回应。座谈内容发表的当月，通俗读物编刊社就耗费了两天(5月11日至12日)时间召开座谈会进行深入的讨论。座谈会主席秦林舒和主要发言人赵象离(向林冰)都意识到，“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的内容“与本社所倡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有极密切的关系”，“值得我们用全部的时间来讨论”[28]46，甚而改动了会议的惯常议程，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直至求出一个结论为止。”按照与会者的意见，赵象离等人对七月社同人的观点进行了逐条分析、讨论乃至批驳。王受真给座谈会做的结论中，反驳了胡风所谓的“把启蒙运动卑俗化”的观点，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反转为“文化史上一个前进的过程”[28]59来彰显。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这些论断固然有失偏颇。当月，廖庶谦就含蓄地批评通俗读物编刊社“完全在旧形式里兜圈子”，旁敲侧击地提醒其“我们所要利用的形式，是要合于我们的用途的；尤其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要去利用它，却不是要找一套锁链来把自己锁住。”“要利用适合群众口味的形式；同时，还不要被旧的形式所拘束；并且，还要随时创造新的形式。”[29]39

尽管批评声不少，但通俗读物编刊社却获得了“文协”伸来的橄榄枝。5月，“文协”召开“怎样编制士兵读物”座谈会，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徐炳旭受邀介绍了该社的宣传纲要，而“旧瓶装新酒”的创作主张也引起了参会者热烈讨论。[30]34-36不久，“文协”与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开设了“通俗文艺讲习会”，赵纪彬、王泽民(均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何容、老向、萧伯青、老舍担任主讲教员[31]143。讲习会的讲稿被整理成《通俗文艺五讲》出版，从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整个讲习会“实际上是全面而系统地传播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32]156。此外，“文协”会刊还发表向林冰等人的文章，大加宣传“旧瓶装新酒”的主张。“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老舍本人对通俗文艺有着不少的创作实践，同时他也关注相关的理论研究，这也就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武汉和重庆借助“文协”这一全国性文艺团体进行自我推销，在全国范围内开疆拓土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支持，加上颇令人羡慕的刊物销量，都给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批评者以有力的反击。

而七月社虽然在理论建设和新文学创作上一直保持占据一方高地的势头，但其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却鲜有骄人的业绩。这一方面受制于《七月》的办刊经费主要来源于胡风的职业收入[1]91*关于《七月》办刊之艰难，胡风曾说：“我的情况是，如不从做职业取得生活补助费，连《七月》都无法坚持下去。”和发行方的赞助；另一方面还在于七月社缺少自己的大众化文艺刊物(这一点已在前文说明)。尽管如此，胡风却热衷于参加各种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发表《略观抗战以来的诗》等报告，通过理论发声，占据话语权，来弥补创作实绩和办刊现状上的不足。此外，胡风还在培养新作家、青年作者方面下功夫，积极发表田间等人的街头诗作品，组织关于朗诵诗的系列文章展开讨论，以凸显七月社在文艺大众化和后来产生的文艺民族形式大讨论中的独立性和异质性。值得注意的是，迁移到重庆后，在“民族形式”讨论正盛期间，胡风也曾受邀参加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主讲典型问题，但是，对于该社的观点，胡本人仍然持保留意见，不发表个人见解，而是行诸文字，结成论文集[1]168、199、204。这种种姿态，都不可避免地宣示着胡风及其七月社同人对于文艺话语权的占有意识。

三、座谈会话语空间与胡风问题的形成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分析巴黎盛行一时的文学沙龙时指出：“沙龙之所以与众不同，与其说它们聚集了一些任务，不如说它们排斥了一些任务，它们有助于围绕基本的巨大对立构建文学场(正如在场的其他状况下，杂志或出版商也要做的)：一边是聚集在宫廷沙龙里的折中的和上流社会的文人，另一边是伟大的精英主义作家……”[33]9聚集是文学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构同源的话语在这一场域发生交集，彼此不断渗透和融合；而排斥则意味着独立性获得了自觉的强化，话语空间的边界更加清晰和稳定，自我建构的主体意识使得场域向着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力量场发展。

在七月社与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论争中，双方的主导者都善于借助座谈会的力量发声，形成一股聚合力，构筑对外较量的话语场域，以自主的名义介入现实和政治之中，以此构建自我。由文艺大众化问题延伸到“民族形式”问题上，向林冰一派全盘肯定旧形式的艺术效果，并主张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胡风一派则对旧形式采取主观否定态度，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其实质，还包含着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传统问题。直接跳过五四文学向传统旧文艺取经，还是把五四文学传统运用到抗战文艺中？这是1940年代文艺界难以回避的话题。双方都试图在对既往文学史资源的征用中获得正统地位。因而，对文艺形式问题的论争，其实质仍然离不开话语权力的较量，而其背后就是各方的文艺观和世界观问题，是如何对待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的问题。如何使得自己的批评话语转换为合法化的理论话语？很显然，座谈会是集体发声的有力武器。

七月社举办的三次座谈会，如果仅仅作为七月社的三次内部研讨会，也许在现代文学史上会显得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乃至不值一提。但历史发展往往不会按常理出牌，这三场座谈会背后，事实上还牵连着个人的遭际乃至文学的命运。

胡风因他特立独行的文艺观点而在“十七年”时期受到迫害，并遭牢狱之灾。他的政治命运并非起因于1950年代；“三十万言书”也仅仅是事件的导火索。他反复强调并论证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备受责难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早在1940年代就已开始生根。胡风的文艺理论如果仅困守在他一人头脑之中，事情或许并不会如此严重；1940年代期间他即已着手发表和传播具有原创色彩的“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论调，座谈会则是他传播这些理论的重要阵地。座谈会这一话语空间所形成的力量场，助长了胡风与其追随者抱团取暖、结成知识共同体的风气。

通过本文第一、二部分的分析，回过来看七月社在1940年代举办的三次座谈会的整个过程，表面上每位发言的与会者都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似乎内部歧见迭出，但实际上七月社同人在基本立场、倾向和主要观点上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体现在胡风所总结的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现实主义一脉即立足现实主义的大众启蒙传统的有限度的坚守。七月社在维护这一传统的承担上不遗余力，还对五四之前的旧文艺形式的利用提出了质疑(如艾青、聂绀弩、奚如)。从1940年代七月派的创作实践看，他们也是在一定限度内借用旧形式，积极创造新形式代替旧形式。承继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底色，是推动七月派成为在1940年代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并颇有理论建树的文学流派，也是其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的根本所在。

七月社同人派性的形成与胡风作为主持者和理论建设者所树立的权威性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胡风也借重了座谈会这一话语空间强化自身的理论力量、扩大话语权力的音量，使得自己的理论合法化。比如，在七月社在1938年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胡风作为主持人提议大家讨论文艺作品的新形式如何创造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一种新的形式，只要它是为了表现生活，而且有发展的要素，即令它包含有许多弱点，我们也应该用肯定的态度看它”。艾青紧接着提到欧洲大战后产生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新出现的文学思潮。这一提法很快遭到其他与会者纷纷反对，认为这些新思潮“所表现的是苦闷与彷徨，但我们今天的战争，是有光明与胜利的远景的。离开了现实主义文艺就没有前途。”[4]195胡风也默许了反对者的声音，表示达达主义是“不健康的形式”，其“产生基础是把握不住现实，因而苦闷，彷徨，乱抓一气”。[4]195在胡风等人看来，达达主义并不能构成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路途的新形式。胡风的这一说法很快对艾青关于未来主义、达达主义作为新形式的提法作出了盖棺论定式的否定。主持者一锤定音后，其他声音也就平息下来。在这一集体话语的围困之下，艾青只好转移话题的着力点。这只是七月社举办的座谈会中的一个典型。通过这样一种言论引导和议程设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被严格限定在胡风的理论范围之内，僭越理论边界的言论则可能被抹除。

“场的形成过程是失范的制度化过程。”[33]98座谈会以其氛围的民主性、空气的自由度、话题的集中性等优势调动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及其他各类文化工作者(包括负责文化管理的政府官员)进入这一场域各抒己见。无论争论多么激烈，其言论在自由的空气中也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既来自主持人的引导，也来自座谈会本身议程和规则的限定，还来自于议题方向的约定。与会者无意中就进入了座谈会所构建的组织机制之中，在议题框架内发声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胡风对七月社座谈会的把控，如前述，正是通过他的只言片语将与会者的言论框入自己预设的言论范围之内。而同时，他也要借助共同体的力量推动自己的话语诉求成为座谈会共同的目标。

“要把各自不同的个体欲望集中在相同的目标和对象上，这就需要进行社会意识的整合，需要实现理想的共振和行动的互动。文学会议就不失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式。”[34]240思想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而这一共同体以排他性面目出现，就容易形成派性。在这一方面，七月社表现得较为典型。从现有的资料看，七月社举办的座谈会就是七月社同人座谈会。而七月社同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胡风门下培养的作家，且多数是并不知名的青年作者；一种是胡风认可的艾青、聂绀弩、萧红等个别“外来”作家。这一点正如胡风在座谈会就《七月》的作者组成所言：“《七月》绝不拉成名作家的稿子”，它“对于投稿者完全公开，许多新的作者在这上面出现了”[35]80。七月社座谈会上所推重的文艺作品，基本上是以丘东平、曹白、阿垅等在《七月》《希望》上发表的作品为对象，几乎很少涉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即便在抗战文艺创作取得较好成绩的时期也是如此。而座谈会上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如前所述，也受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限定。在这样一种局限之下，胡风所主持的七月社表现的派性特征比较明显，以致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座谈会上，赵象离(笔名向林冰)把七月社座谈会的主要观点归纳为“胡风先生的意见”[28]48。当然，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论争中，也往往以向林冰的意见作为集体意见推出。胡风的这种派性作风一度助长了他后来发动的以抨击“反现实主义倾向”为名的“整肃”文坛运动，使得姚雪垠、碧野等抗战作家受到了“胡风派”的集体“清算”，将文学批评演变为意气之争(1947年姚雪垠发表了题为《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对胡风进行系统批评)，为自己后来遭受冤狱埋下了祸根。

总而言之，七月社的座谈会，从两个维度对其文艺思想(主要是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合法化建构。一方面，在与外部进行论战时，统一思想基础，集体发力，共同发声，将胡风文艺思想转化为七月社的集体观点，以共同体的名义传播个人文艺观。也正因此，在面对重要思潮论争时，胡风总是作为七月派的代表进行理论发声。另一方面，在内部的认识统一问题上，以协商的方式实行思想整顿，廓清言论的边界，夯实立论的基础，尽量消除内部成员在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上的分歧。个人文艺思想以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文艺观面目现世，批评话语也就在座谈会这一话语权力空间获得合法化呈现，文学的派性也在座谈会中得到强化，形成一股可大可小的舆论力量。借助座谈会，胡风的理论权威得到树立，其追随者也形成抱团状态，直至发展到舒芜从哲学层面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论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捧杀”)，形成具有排外性质的“山头”。这也就不难理解胡风能够在文艺界的风暴来临之前一直坚执己见，因其背后有着一个共同体在推行他的思想。因而，胡风后来被当权者和论敌作为“反革命集团”之首进行处置，也就在情理之中。

结语

七月社的座谈会在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类座谈会就是一种文艺批评方式。李永东在分析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时指出：“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参与了新的话语主体和新的文学实践的建构过程，论争的参与者从各自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动因出发，试图把文学话语纳入到自己的文学理念中，从而形成了意见交锋。”[36]168同理，抗战时期七月社及通俗读物编刊社正是通过参与文艺形式的讨论获得话语权，并推动其理论的合法化，而座谈会则成为其推行文艺理念的重要话语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座谈会讨论什么已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讨论，谁占有了话语权。当然，在抗战这面大旗的召唤下，七月社和通俗读物编刊社无论处于怎样的观点冲突、话语博弈氛围中，他们在运用文艺建构民族国家这一目标上却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构筑了双方产生对话和话语较量的可能空间，也为各自座谈会内部的议程设置、思想阐发和效果把控提供了尺度。选取七月社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座谈会作为标本，分析其对内话语塑形、对外话语较量的复杂过程，辨明七月社在文艺大众化等问题上的微妙变化和暧昧态度，也是为了照耀出1940年代其他纷繁的座谈会在话语空间建构上的多个面向，避免单线条勾勒带来的对历史细节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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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风.胡风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 七月社.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J].七月，19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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