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编委会与中国新文学方向的生成*

2018-02-12岳凯华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期

岳凯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一

作为人类社会的管理手段，会议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把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协商和做出某种决定。虽有多种因素促发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变动和演化，但与文学相关的各类编委会、成立会、座谈会(含讨论会)、奖惩会(含纪念会、讨论会、批判会)、代表会等会议，制约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主体的认知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变化、行为呈现、话语表达和价值诉求，规约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运用、文体样态、题材择取、叙述角度、抒情方式和书写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嬗变和演进的一种机缘与动力。诸如《新青年》编辑会与新文学运动的开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与抗战文学热潮的掀起，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工农兵文学方向的推动，历次文代会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和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讲话精神的深入贯彻，文学会议的功能将更加凸显。其实，会议时间虽有长短之别，召集主体亦有公私之分，大会议题更是千差万别，但它往往因具体的文学问题才召开，其中代表的择取、组织的筹建、机构的成立、主张的提出、宣言的发表、思想的规范、方向的确认、活动的展开，均能以强有力的“集体意识”统一作家认识、整合创作资源、积聚文坛力量、制定文学政策和确立发展方向，成为引导和规范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观念、思潮、社团、语言、体式和作家心态的重要力量。

然而，学界对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转型和嬗变之关系的审察才起步，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会议的探讨也投入了一定的力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除胡慧翼的《第一次文代会研究》、王秀涛的《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等相关博士论文和一些期刊论文外，仅就已出版的著作而言，就有以下的一些研究路径。一是会议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方舟、李珉、徐贲、金四泉的《中国百年会议大典》(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荣梦源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影印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等；二是文学会议情状的纪实和访谈，如艾克恩的《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崧华的《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纪实——记1962年广州会议》(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徐庆全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姜华宣、张尉平、肖甡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高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施燕平的《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三是重要文学会议的研究和审视，如斯炎伟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艾克恩的《延安文艺史(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刘忠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锋杰、薛雯、尹传兰的《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秀涛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黄发有的《文学与媒体》(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唐弢、郭志刚、洪子诚、张炯、董健、丁帆、程光炜、张志忠、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等所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朱寨、王永生、魏绍馨、马良春、刘增杰、刘中树等所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刘勇、李怡、刘福春、於可训、李遇春等所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文代会等文学会议均有一些涉猎、勾勒、评述和论说。

这些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一些基本材料和具体问题上的有所突破，在于改变了以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会议”视角的缺席以及被忽视的状况；但其不足也较为明显，那就是一些成果只是将“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单地贴合在一起，没有能够从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对文学会议催生和激发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观念、思潮、社团、语言、体式演进和作家心态变迁等方面予以准确阐释和科学评价，并未真正搞清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观念、思潮、社团、语言、体式之间的关系，未能具体探究文学会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生成的深度影响，不能客观评价文学会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走向及特性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探究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繁荣、演进、转型和嬗变之间真实而具体的关系，在此拟粗略探讨《新青年》编委会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生成的规训、制约和影响。

二

新文学是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五四时期诞生的这种运用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嬗变方向，使“言文分离”的古典型中国文学从整体上向“言文一致”的现代型中国文学转换，中国文学从此以独特姿态跨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从一般情理而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方向的形成，诚如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那样，是顺应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历史要求的结果，但这种史学叙述却有一个重要的疏忽，那就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力量使得一种以书面语言的现代转换为特质的五四新文学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响应和大力支持？对此，我们应该重视和探究《新青年》编委会的作用。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版界尚未见有编委会的名称。直到1918年1月，《新青年》才正式成立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组成的编委会。此后，编委会渐被某一著作、教材、期刊、丛书等出版物作为编辑机构而使用，但也常常指称这种编辑机构所召集的编辑会议。参加编委会的成员，常由主编、副主编和若干编辑所组成，多为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常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来磋商和讨论所编出版物应该遵循的编辑方针、编纂体例、编选范围，解决编辑过程中出现或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对出版物文稿作最后审定。

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和传播媒体，《新青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郭湛波所言：“陈先生自民国四年创办《新青年》，影响甚大，由《新青年》可以看他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82但这种声誉的赢得离不开《新青年》的编委会。由于没有编委会，《新青年》刚出版时只由陈独秀一人编辑、一人主撰、一人主办，因而销路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大约只印1000余份，影响并不大。虽然1916年9月1日复刊更名的《新青年》2卷1号之封面才始志“陈独秀主撰”字样，但从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青年杂志》创刊以来到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陈独秀事实上依然是他一个人一直担任着该刊初期总计18期的主撰稿。至于《新青年》何时开始酝酿成立和召开编委会，现有史料尚难确定，估计应在1917年6-7月间。因为蔡元培荐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1917年1月11日离沪赴京就任，而《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但《新青年》仍因销路不佳、书肆告难，于1917年8月1日3卷6号后休刊4个月。面对如此困境和窘态，主编陈独秀不能不设法改变《新青年》的生存境遇，策略之一就是募集“社友”组建编委会。相关史料表明，此时的《新青年》已开始募集到了其他社友，这从1917年8月1日《新青年》3卷6号所刊陈独秀复钱玄同信中有“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左行横迤”一语即可见出[2]；而从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所致钱玄同信中所提到的四大“台柱”、邀请“名角”帮忙[3]303*刘半农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指出：“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的言词中，也可以看到《新青年》此时已经有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这样的“主笔”骨干，而邀约“名角”的行动还在持续。正是主编陈独秀的审时度势，主动应对，改变了一人主编的编辑状态，《新青年》的出版立场和发行状况才真正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新青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缘由正是1918年1月15日重新出版的4卷1号《新青年》，变陈独秀一人主编为同人组成的编委会，开始了每期一人、周而复始、轮流编辑的办法，这最早见于钱玄同1918年1月2日的日记：“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4]1645，也可在鲁迅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书信得到佐证，鲁迅说：“玄同兄：来信收到了。你前回说过七月里要做讲义、所以《新青年》让别人编、明年自己连编两期、何以现在又要编了？”[5]363

这种成立编委会、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虽未在1918年5卷共6号的任一期《新青年》上“广而告之”，但到了1919年1月15日还是在6卷1号的杂志上把轮值编辑名单公之于众了[6]*该表说明,该卷1至6期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因为第6卷(1919年1月～1919年11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编辑部。对此，《新青年》编委会同仁前后均有一些回顾性的叙说。沈尹默在1979年是这样回忆的：“《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7]166而胡适早在1922年就提到了《新青年》轮流编辑的情况：“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8]152周作人晚年也回忆了《新青年》第七卷之前的这种编辑情况：“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个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9]338-339由此可见，“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自4卷1号以后一变而为“轮流编辑”同仁刊物了。我们可以发现，1918年1月至6月间出版的第4卷共6号的《新青年》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而1918年7月至12月出版的第5卷共6号《新青年》的轮值编辑，则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到了第6卷共6号的《新青年》，虽然因陈独秀被北大变相免职，加上五四运动突然爆发，使得各期未能按时出版，出版时间由1919年1月延后至11月，但依然为轮流编辑，他们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10]1由此可见，沈尹默有关周树人、周作人为《新青年》编委会成员的回忆虽有失误，胡适的叙说仅仅只关注《新青年》第4卷而遗漏了高一涵、陶孟和等，周作人的回忆也忽略了沈尹默、高一涵等，但因《新青年》编委会的成立，积聚到了周树人、周作人这样一批名流作者成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不仅使杂志销路剧增，最高时每期“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11]32亦常销售一空，成为人们风行一时的“抢手货”，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开始成为北京大学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阵地，形成了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开创了以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学发展方向。而这种轮流编辑的办法一旦终止，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则驶入了另外一种航道。自1919年12月1日7卷1号始，《新青年》杂志再次恢复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原初状态。再次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又逐步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而到了1923年6月，以季刊形式复刊的《新青年》则成为了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26年7月停刊，《新青年》主要成为了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其在文学领域的重大影响则逐渐减弱，“作为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就此终结”，[12]7这“不仅意味着杂志本身办刊宗旨及内容的重大变化，而且反映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刊物的主导者，预示着‘五四’后中国新思想的主流有可能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13]这似乎也能反证出现代中国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生成与《新青年》编委会的密切关联。

三

一般而言，期刊杂志召开的编委会大多规模不大，时间可灵活自由，场地亦不拘一格，与会人员多为编辑同仁自身，有时也常有相关编辑邀约而来的各路作者参会。现在虽难以找到如今流行的“会议纪要”之类的原始史料来复原1918年以来《新青年》杂志编委会召开的具体情况，但在一些当事人留下的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依稀看到一人一刊、各负其责的《新青年》编委会不时以聚餐、开会等方式来碰头商量编务的情景。

钱玄同在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云：“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与独秀谈，移时叔雅来，即在独秀处晚餐。”[4]1645其实，陈独秀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地址，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14]*参见《本社特别启示》，《新青年》,1918年第4期。“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其中材料专以易卜生(H.Ibsen)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A Doll’s House)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杂志编辑部为祷。”。这是钱玄同、陈独秀、刘叔雅3人以家庭聚餐请客的形式聚会，检校、编辑《新青年》的稿件。胡适作轮值编辑时，因《新青年》第6卷4号严重延期，曾多次以请客聚会的形式约稿，周作人日记记载至少被胡适邀过两次。一次是1919年3月8日，因为天气不佳，周作人没有参加，但是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晴，大风。……晚适之因办报事请客，不去。稍冷，四十二度，雨雪积雨许”；[15]10一次是同年5月23日，周作人与大哥鲁迅一同前往：“廿三日，晴。……大哥来，七时同至东兴楼，适之请客，十一时返寓。”虽然不是《新青年》杂志的轮值编辑，但作为该刊的重要供稿者、“编辑部之外的二级同人”，[10]12鲁迅和周作人由于“客师”的地位，没有编辑过《新青年》，但应刊物编辑邀约参加编委会主持的各类会议，为《新青年》来出谋划策，也可谓家常便饭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作家所提意见、所出谋略虽然有可能不被编委会所采纳，但作家的现场观察和事后记录还是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的。周作人的一些零碎回忆较多，有时还充满悖论和歧义，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和误读，如他在1958年1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私信中评论《鲁迅评传》时曾这样说道：“《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16]862以致学界对于鲁迅是否参加了《新青年》的编委会发生了很大争论。

其实，担任编辑和参加编委会会议是两码事。事实上，鲁迅与会多半是应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新青年》轮值编辑钱玄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的邀约。鲁迅1917年8月9日所记日记这样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17]292这里的“钱中季”正是钱玄同，“中季”是钱玄同在日本与鲁迅、周作人等一起随老师章太炎学习时使用的名字。其时，鲁迅与弟弟周作人正寄住于北京绍兴会馆。钱玄同第一次登门拜访，正是为《新青年》约稿之事。此时约稿的具体情况，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一段生动的记录。晚清以来曾一度犹疑孤寂的鲁迅，答应了钱玄同发出的“做文章”的邀约，不仅加入了《新青年》这个创作阵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开始振臂“呐喊”和奋起呼唤。[18]441关于陈独秀的邀约，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中留有相关话语：“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19]538胡适邀约鲁迅参加其召集的《新青年》同人集体就餐聚会活动，鲁迅在1919年5月23日的日记中有明确的记录：“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17]369此时的刘半农，在《新青年》已有钱玄同、陈独秀、胡适之和他自己等四大“台柱”的情况下，继续萌生着“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的想法，[20]303鲁迅显然就是他请来帮忙、“押得住座”的“名角”之一。鲁迅虽然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的情形，但在悼念刘半农逝世一月有余的文章中，客观评价了这个在《新青年》编委会里“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战士”，从而为后人留下了《新青年》召开编委会情况的珍贵记录：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21]73-74

由此可见，鲁迅不仅参加和出席过《新青年》召开的编委会，而且对编委会召开的时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内容(“商定下一期的稿件”)、情况(譬如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在编委会上的个性发言[22]*关于《新青年》编辑部6位轮值编辑的个性，既是《新青年》同人又是同时期学生刊物《新潮》主要编辑罗家伦在1931年8月26日赴美途中，曾给随员马星野口述过一段近乎鲁迅这段文字一样的描述：“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参见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1-62页。)有着生动形象的呈现和完整准确的记录。

当然，《新青年》编委会每一次编辑会议的详情实况，我们现在依然无从知晓，因为以“编辑部”同人名义刊发的文字记录实在很少。由此而来，1918年3月15日第4卷第3号《新青年》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刊发的一则“公告”就显得极为珍贵，因为它彰显了《新青年》编委会的气势和力度。公告云：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23]

这则“启事”当然是《新青年》同仁之间志同道合的心声流露，就像如今重大报刊发出的“社告”“公告”一类的文字一样。经过一两期的磨合之后，《新青年》之所以能够刊发如此理直气壮的“启事”，缘由有二：

一是因为《新青年》编撰体制由“陈独秀主撰”改为了编委会同人办刊，主动撰稿的同人增多，作者队伍强大，稿源愈来愈多，毋须社外投稿。据统计，《新青年》首卷六期作者主要是陈独秀、高一涵、汪叔潜、潘赞化、陈嘏(陈独秀之侄)、李亦民、彭德尊、易白沙(湖南人，在皖任教)、谢无量(四川人，父辈在皖任职)、刘叔雅(文典)、孟明、高语罕、薛琪瑛、萧汝霖等，均是清一色的与陈独秀一起参加反清革命的少数皖籍或准皖籍文人。停刊半年、易名为《新青年》的第2-3卷，由于还是在上海复刊，作者队伍虽有所壮大，第2卷新进作者有胡适、李光升、张绍南、程演生等皖人和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陈钱爱琛、康普、陈其鹿、吴虞等非皖籍人士，第3卷有蔡元培、钱玄同、章士钊、恽代英、毛泽东(二十八划生)、凌霜、刘延陵、方孝岳等，但此后还是不得不有4个月的短暂停刊。直到1918年1月第4卷复刊，《新青年》改为编委会轮流编辑后，大批北大新派文人和进步学生成为了它的新进作者，如第4卷的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林损、张祖萌、王星拱、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袁振英、林语堂等，第5卷的欧阳予倩、吴弱男、朱希祖、任叔永、陈衡哲、宋春舫、李剑农等，第6卷的张寿镛、张崧年(申府)、刘秉麟、王光祈、周建人、陈启修等，第7卷的杜国痒、张慰慈、孙伏园、高君宇等，杂志的影响才如日中天，而新文学运动也得以迅速发展，新文学创作持续增添着活力。新青年社团成员虽有数十人，但核心成员主要还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8位，他们都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大多参与杂志的编辑和决策。此外，凡为《新青年》撰稿并赞同其思想主张的人均可算是普通成员，主要有章士钊、吴虞、杨昌济、刘文典、沈尹默、吴敬恒、傅斯年、罗家伦、易白沙、陶孟和、张慰慈、王星拱、李辛白、程演生等。但不管是守旧派，还是激进派；不管是复古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24]并一一在《新青年》这个刊物上显山露水，或负责编务，或进行原创，或担任编译，或提出建议，或展开辩驳，从而成为《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和“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25]正如后人评价的那样，“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26]

二是缘于《新青年》同人有着建设新文学这样一致的团体主张。虽然第4-6共3卷总计18号杂志均由6位同仁轮流编辑，彼此各有分工，但彼此之间却在相应的时间里即“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上相互合作，“商定下一期的稿件”，[21]73-74从严约稿审稿，商讨编辑方针、编纂体例、栏目设置、编选范围、稿件采用等大政要旨，至少所发出的社论、社告之类的文字要求同仁之间的志同道合和目标一致。胡适虽曾在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刊发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这篇文章中批评《新青年》杂志所采用的一人一号、各负其责的轮值编辑方式为“最不经济的‘人自为战’的笨法”，甚至认定常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的《新青年》“从来不曾有过一贯的团体主张”，[27]但这份《本志编辑部启事》事实上是彰显了《新青年》同人成立编委会以来就还是有一致的团体主张的。同人的共同主持，使得《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有所调整，从第4卷第1号开始该杂志便再度重申了不谈政治的宗旨，“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28]188而且取消了原本就有的两个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由此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学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学，就是胡适多次明确提到的“白话文写作”，“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29]256从而造就“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30]

四

事实上，《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31]63但“批评时政”和“文学革命”则是其旗帜鲜明的办刊主旨。至于《新青年》同人谈政治与不谈政治，其实都不是知识分子的歧路，它都可以作为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路径选择，但它毕竟不被编委会一致认同也是客观的事实。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转变，确实是“《新青年》同人团队走向分裂的一个关键性因素”，[10]73《新青年》即将分裂之际才有了《每周评论》的创刊。但是，“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28]192的文学革命主张，却是《新青年》编委会同人在3-7卷的编辑工作中能够抱团作战、打造平台的利器，从而在文学革命理论与问题的讨论，白话诗、小说、戏剧、应用文等体裁创作与革命的探讨，新式文字、文法、书写、注音和标点符号的运用等方面，“运用传播技巧制造舆论，将自己的观点变成社会关注的焦点”。[32]77

譬如延续传统、最具创意的“通信”栏目此后显得更为规范，有的加上标题，有的列出纲要，并登在杂志封面的“要目”上，而它所展开的更为深入集中的讨论和论争，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33]“新文学与今韵问题”、[34]“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35]“论句读符号”[36]等，更从文学革命观念的灌输和传播层面推进中国新文学方向的生成，在沟通读者思想、促动新文学运动中发挥作用。虽然胡适的“八不主义”发表在编委会尚未成立之前的第2卷第2号上，但白话文能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还是在编委会成立以后。该栏就文学如何改良、《金瓶梅》如何评价、横行与标点符号是否当行、世界语的提倡、英文“she”字译法的商榷展开了广泛多元的讨论，尤其是那场应运而生、世人瞩目的“双簧戏”*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编委会成员之一的钱玄同假“王敬轩”之名，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通信”专栏发表了一封用文言文写成、不加一个标点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对主张新文化的人进行攻击；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在《新青年》同期的编辑回信中刊发了长达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钱、刘二人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引发了新旧两派的激烈论战，震动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对于“双簧戏”的影响，近来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质疑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看宋声泉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的文章《被神话化的<新青年>“双簧戏”事件》。引发了对“文学革命”的高度关注和多元讨论，新文学观念、语言、文体上的各种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深度探讨，“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思想都在这里得到了认真的讨论和发展”，[37]93吸纳了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聚集于《新青年》周围，结成新文学阵营，使得“文学革命”一时间成为了《新青年》杂志乃至当时整个传媒领域的关键词，思想理论深入人心，编委会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了新文学革命的舆论阵地和活动中心。

譬如自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开设的“随感录”栏目，一直延续到1922年7月1日的第9卷第6号，围绕国粹、国民性、女子、时政等问题，“对于有害的事务，立刻给以反响和可能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38]3发表了100多篇急于贴近现实、干预生活的言论，或抨击，或批判，或讥弹，或嘲讽，从文体建设和技巧运用等层面推进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实现了中国古代散文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成为了中国现代杂文的摇篮。当时，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在此发表短小精悍、绵里藏针、委婉机智、论战色彩浓厚的随感多篇，为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迅速及时地给予评说和应对，尤其是鲁迅以其敏锐的思想洞察、幽默的天才智慧和深厚的艺术积累将这一文体发扬光大，成为了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现代散文自五四时期成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

譬如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号策划的“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的[39]“易卜生”专号引发的“易卜生热”，专号上有罗家伦(翻译第一幕和第二幕)、胡适(翻译第三幕)翻译的三幕剧《娜拉》，陶履恭翻译的《国民公敌》。这里有胡适系统评析易卜生的专论《易卜生主义》，这里有袁振英撰写的易卜生传记《易卜生传》，专门介绍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话剧和思想，进而引发了“戏剧改良专号”[40]的推出，从域外新思潮的引入和传播层面推进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现代化，在思想界和话剧界掀起了阵阵波澜，为“海内外有心文学改良思想改良者所欢迎也”。[41]

由此可见，作为出版者、作者、读者沟通中介的《新青年》，能够持续两年左右的鼎盛辉煌，由“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42]93、“普通的刊物”[43]383变为产生全国性影响、直接开启现代中国新文学方向的重要阵地，就缘于编委会立足于“建设的文学革命”立场，紧紧围绕“文学革命”一系列话题展开编务活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摈弃旧传统、注入新思想，把文学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营造一种强势的新文学生态环境和氛围，使“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44]200对此，鲁迅有中肯的评述：“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45]431因此，《新青年》所营造的文学氛围、采用的文本策略、确立的文学体式、传播的文学作品、引导的审美趣味，均着力于推进和普及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使得处于边缘的白话一跃成为新文学语言的“正宗”，并最终确立了国语的地位，将传统中国文学这艘“古船”毅然驶入世界进步文明的洪流，实现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换，使它焕发生机，获得崭新生命，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朝着建设新文学的方向迈开稚嫩而坚强的步伐，标志着中国文学新纪元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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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2]陈独秀.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J].新青年,1917(6).

[3]刘半农.刘半农致钱玄同[J].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5).

[4]鲁迅博物馆.钱玄同日记(第4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5]鲁迅.180705致钱玄同[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J].新青年,1919(1).

[7]沈尹默.我和北大[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

[9]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0]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1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