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伟

由《解放日报》编著的“解放·城市底片”画册《意气风发时：1954-1958》（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6月出版），刊有一张摄于复旦大学的老照片：1957年7月3日，复旦师生围聚一堂，正在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王造时先生……我很想知道，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这张照片背后，究竟还有怎样的故事？

一、复旦大学大礼堂批判会现场

先来读一下《意气风发时》一书对于这张照片的说明：

1957年7月3日，复旦大学相辉堂，被划为右派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在听取群众对他的批判。6月起，这位曾参与“五四”、列名“七君子”之一的政治学家受到猛烈冲击，报章上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但王造时并不为之所动。7月3日的这场千人大会上，叼着烟听完批判的他当场回击：“如果我王造时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愿受国法的最严厉制裁”“我仍认为党的政策是要放，不是要收”。

复旦大学相辉堂原名“登辉堂”，落成于1947年6月，是以老校長李登辉的名字命名的礼堂。1950年9月，根据复旦大学校委会公告，登辉堂被改名为“400号”大礼堂，但此后仍有师生习惯称之为“登辉堂”；直到1985年复旦校庆80周年之际，为纪念马相伯、李登辉两位为复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校长，大礼堂才改名为“相辉堂”。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应写成“复旦大学大礼堂”。

复旦大礼堂设主席台和观众席，为复旦重要的集会场所，可以容纳千余人。观众席坐东朝西，面向主席台。当年观众席的座位是木质长椅，前、后排之间没有坡度。这张照片反映，那天（7月3日）大礼堂的座位临时做了调整，王造时显然未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在观众席中坐北朝南。周围坐着的师生，既有与王造时一个方向的，也有坐东朝西的，因摄影角度关系，估计还有坐西朝东和坐南朝北的师生。

照片上，王造时的表情令人过目难忘：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旁的长椅上，放着一只皮质公文包。围坐一旁的师生，也穿着雨靴，大多呈义愤填膺之色；唯有右侧一位扎辫子的姑娘，脸带一丝轻松的微笑……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张以王造时为正面形象的照片，并没有刊登在当年《解放日报》上。查1957年7月4日《解放日报》第2版报道，配发的大会现场照片，是“多伦路居民委员会代表在会上发言，揭发右派分子王造时在里弄中的恶行”，而王造时的形象，仅仅是一个裁剪后的头像，嵌在右下角，文字说明为：“下角就是右派分子王造时。”

二、上海反右派斗争从王造时开始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6月中旬起，上海市法学会和市政协政法组召开为期六天的会议，对于王造时的所谓“右派言论”进行揭发批判。会议认为，王造时仇视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妄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对此，王造时据理反驳：绝对没有向党进攻，相信自己在民主法制方面的建议能够被党接受。大家不愿听他解释，指责他态度不老实，“想欺骗群众，蒙混过关”。王造时后来在《自述》中写道：“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市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的激烈的斗争从我开始。”

王造时是于1951年应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及法学院院长胡曲园聘请，到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的。1952年因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他转入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由于王造时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关方面将他放回复旦大学，交师生员工继续揭发批判。

6月24日，复旦举行全校师生大会，会上点名批判了王造时，称他“公开否定高教成绩”。会议要求，从25日起全校师生进行为期十天的集中学习，“开展一个反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会议号召：“右派分子要打三十个回合，我们一定打下去；他们要打三百个回合，我们也一定打下去！一定要打得彻底。我们一定能胜利！”

6月26日，一位复旦研究生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决不罢课闹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六月六日晚在学校党委会召开的历史系教授讲师座谈会上，竟说复旦大学解放后办得很糟，还说‘旁的大学也差不多，他还幸灾乐祸地说：‘学校办成这个样子，学生早就该罢课闹事。……我以一个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大声地告诉王造时：我们决不罢课闹事！”

6月27日、28日两天，复旦历史系全体教职员工80多人，连续举行座谈会，批判历史系教授陈仁炳和王造时的“反动言行”。据《解放日报》报道，“在会上驳斥和揭露王造时的反动言行的共有九个人”，王造时“对大家的指责仍然抱着过去的态度，丝毫未作检查和交代”。

7月1日，各报继续报道复旦反右派斗争情况。《解放日报》报道称，“这几天来，复旦大学学生连续集会，邀请校内外师生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报告。……这些报告帮助同学们认识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听过报告后，同学们莫不义愤填膺，决心站在党的旗帜下击溃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正是在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批判声中，7月3日，复旦大礼堂批判王造时的斗争达到高潮。4日的《解放日报》以《王造时 太臭了》为题，报道了这次大会：

昨天（3日）清晨，复旦大学一千多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冒着滂沱的大雨，涉着齐膝的深水，斗志昂扬涌向大礼堂，出席工会主持的全体会员大会，向右派分子王造时等进行斗争。这次大会是在十天来许多小会活动和许多战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大会的门口和窗台上都站满了密密的人群。会场外面还有几千学生收听有线广播……王造时在数千群众面前还企图狡赖，并进行反扑，当场有三十多人用铁的事实据理予以坚强的反击，并有无数的纸条子连续飞向主席台进行驳斥。会场内不时传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段文字，实际上可以看作上述这张批判王造时照片的“现场说明”。endprint

三、王造时在批判会上

讲了什么？

7月3日的大会，发言批判王造时的“三十多人”中，不仅有复旦师生，还有与王造时工作、生活有关的自由出版社、前进中学、多伦路居委、《新闻日报》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干部和职工。现在看来，他们的发言，不少是“上纲上线”“无中生有”的指控，在此可以暂时忽略。让我感兴趣的是，王造时在会上究竟讲了什么。

从当年各报报道来看，基本上都引用批判者的一面之词，而被批判者王造时在会上如何表态、所谓“狡赖”“反扑”又是怎么一回事，各报都语焉不详。唯有7月4日文汇报《看王造时现形记》一文，在描述大会现场时，倒是透露了王造时在会上的若干言行：

王造时，以伪君子姿态昂首阔步，臂夹大皮夹走入会场，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面带笑容，口含烟斗，时时左顾右盼。看样子，他是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像他是来斗别人的。果然，他一开口就说：“今天大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当副教授拆穿他这种自列右派之外的阴谋时，他还高举双手，轻轻鼓掌，有人厉声问他是否承认右派分子时，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伪君子这种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场的愤怒。群呼：不要讲了，滚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向主席高喊：“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当主席要他继续讲下去时，他就向麦克风高叫：我是爱党，爱国家的！也同罗隆基的“把骨头烧成灰”一样，说他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愿受国法制裁！”

这里，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从批判王造时的照片上看，王造时并不坐在“主席台前”；他虽然叼着烟，但也没有“口含烟斗”。此文有不少“妖魔化”王造时的地方，但毕竟披露了王造时的片言只语。

那么，除了这些，王造时还讲了什么呢？我为此请教了复旦大学教授、1955级历史系学生李孔怀先生。李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读大二，曾亲历了7月3日的大会，“不过，我们班级当时被安排在教室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来自大礼堂的现场声音非常嘈杂，记得只要王造时讲一句话，别人就立刻起哄，然后是‘义正词严的反驳……”王造时讲过的很多话，李先生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却让他记忆犹新：“说我反党，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

这句话，当然没能登上当年的报纸，但是，王造时有理由这样讲。就在三个月前的3月27日，王造时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到家中共进晚餐——他成为复旦唯一一位被单独接到西花厅的贵宾。席间，王造时谈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员都在北京当官，唯有他在上海当教授，有人曾因此对他开玩笑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现在你不是来北京了吗？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在交谈中，周总理还和王造时谈了恢复救国会的事，并希望王造时来北京工作。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王造时的手，亲自把他送上了汽车。

这次会见和交谈，使王造时深受鼓舞，他觉得周总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沪以后的6月8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哪里想到，不久以后，反右派斗争兴起，王造時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他自感大难临头，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6月22日，他给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称“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

然而，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即使像周总理也难挽狂澜——这一点，是王造时万万不曾想到的。今天，我们把王造时“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和7月3日照片中他的神态举止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读出更丰富的历史内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