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贻

(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林曼叔先生与笔者对鲁迅访港演讲一事有不同看法，林先生认为刘随和黄之栋所谓黄新彦(后加了个曹炎申)邀请鲁迅一说可靠，笔者则认为赵今声的说法更可靠，因为赵今声提到叶少泉，而叶少泉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过去研究者都认为他就是许广平所记具体邀请鲁迅赴港的基督徒。林先生当初并没有讨论叶少泉，大概后来也觉得叶少泉是黄新彦邀请说可靠性的一个障碍，于是做了些“大胆假设”，提出叶少泉并非许广平所说的基督徒，而是蔡廷锴的部下叶少泉，与鲁迅访港无关*对照林曼叔《关于鲁迅赴港演讲经过几个问题的质疑》(香港《文学评论》，第37期，2015年4月出版)及《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后者收入其《香港鲁迅研究史》，载《林曼叔文集》(第4卷)，香港：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223页。。 但此说存在不少可疑之处，于是笔者提出质疑②有关林曼叔的意见，见上注；笔者的观点见《谁邀请鲁迅赴港讲演？新材料的发现与问题的再辨正》，《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及《赵今声邀请鲁迅访港一说的佐证—回应林曼叔先生的质疑并分析黄之栋的辩解》，《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昔日林先生的大文《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之前，笔者已将质疑的主要意见通过编辑向林先生提出，但林先生并不接受，现在发文对笔者质疑提出质疑，虽然已经晚了差不多两年，乃意料之中③《鲁迅访港的若干史实——答张钊贻先生对我质疑的质疑》，(香港)《文学评论》第53期(2017年12月)。按：本文引述这篇文章的地方，只在引述后注出该文页码。。对林先生的这次质疑，笔者本无意回应，但因林先生指出笔者一处行文有问题，需要澄清，且这次质疑也促使笔者进一步核对和查找材料，彻底否定林先生关键的“大胆假设”，也就回应一下，以免后来研究者浪费时间。

林先生对笔者质疑的回应其实没有提供什么新材料，对笔者质疑提出的问题也是避重就轻*例如，黄之栋和刘随都说鲁迅是黄新彦邀请的，偏偏黄新彦自己所谓与苏秋宝一起去广州邀鲁迅，却反过来证明鲁迅日记所记叶少泉与苏秋宝到访就是邀请鲁迅赴港，虽经笔者指出，林先生却只接受黄新彦的说法，对这个说法不符鲁迅日记这个重要事实视若无睹，不做任何解释。(第117页)顺带一提，赵今声说苏秋宝从港大毕业后进了黄埔军校工作(马蹄疾：《关于叶少泉和苏秋宝—两个陪鲁迅去香港的人》，《广东鲁迅研究》1994年第3期，第55页)，查百度文库《黄埔军校(第一至第七期)教职员同学名录》(https://wenku.baidu.com/view/f0a1790c7cd184254b3535bd.html，2011-04-09)，苏秋宝确列名于黄埔军校第5期(1926年)教职员名单，再次证明赵今声所言很多细节均属事实。可惜这份名单原来出处未详。，主要只是对自己的推论做补充说明。这里只谈问题的焦点，即林先生坚持鲁迅日记中的叶少泉是蔡廷锴部下，并非动员鲁迅赴港的基督徒。林先生为此补充说明两点：第一，林先生认为，许广平认识蔡廷锴部下叶少泉是因为许与蔡在广州是邻居，他们都住逢源路或恩宁路。经笔者指出许广平当时住校及祖居在今越秀区高第街的事实，林先生补充称“许家子孙繁衍，不能说没有其他住处”，不一定就住高第街，而且许广平即使当时住校工作繁忙，也不可能“从不回家”，何况她的堂兄许崇智是蔡廷锴的上司，所以“加上这些密切的人际关系”，也就认识了蔡的部下叶少泉(第116-117页)。其实，许广平当时的住处是可以确定的。她1926年9月回广州时住校，学校在今越秀区大石街*见鲁迅致许广平的明信片(1926·9·13)，《〈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原信部份，第160页。，12月16日装病请假回高第街其嫂家住*许广平1926年12月27日致鲁迅信，见《〈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原信部份，第304页。，并没有住到逢源路或恩宁路可能有的、其他“许家子孙”的住所。而且，查林先生所据的材料，其实只有两句涉及蔡廷锴和许广平：(西关)“居住过……逢源路的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还有早早去北平上学被鲁迅看中的西关小姐许广平”，只是说许广平同样住在广州西关这个区(虽然并非事实)，并没有说她也住在逢源路*林先生的根据是“【转载01】 Luigi的博客：旧城改造的‘再绅士化’困境”，http://www.douban.com/note/261674989/，2013年2月6日发表。按：这个材料明明说蔡廷锴住的是逢源路，虽经笔者指出，林先生仍坚持是恩宁路。不管是什么路，这个说法至少有两点可疑之处：(一)笔者指出即使许广平也住在逢源路或恩宁路，这两条路其实都非常长，没有门牌号码，便贸贸然称他们邻居，并不可靠，但林先生对此并无回应；(二)博文称“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住逢源路，并无指出时段，如果是说蔡廷锴当上十九路军军长时住逢源路的话，那已经是1930年以后到1934年十九路军“宣告解体”之间，但这段时间蔡廷锴转战各地，是否住逢源路也未必可靠。十九路军解体后，蔡廷锴已搬到香港。(《蔡廷锴自传》上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315页；下册，第317页)。。 换言之，所谓许广平和蔡廷锴是邻居其实只是林先生自己的讲法，并无根据。

至此，所谓许广平与蔡廷锴邻居之说其实已证明并非事实，但我们姑且先不要完全否定林先生的推论，因为林先生现在把许崇智扯进来，还是可以“大胆假设”由于这个“密切的人际关系”，可以使远住大石街或高第街的许广平认识许崇智的部下蔡廷锴的部下叶少泉。但接近国民党左派、被人背后骂为“共党人”的许广平*许广平1926年12月15日致鲁迅信，见《〈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原信部份，第279页。， 跟她这位一般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右派支持者的远房堂兄许崇智有什么交往*许崇智跟许广平的曾祖辈已经不同，亲戚关系其实非常疏远，见《许宜和堂子孙系统表》，载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0页。、对许广平与蔡廷锴的所谓“交际”，笔者早已承认自己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企望林先生提供材料，可惜迄今没有。现在再加上一个就笔者所知跟许广平没有交往的许崇智，就更显得笔者孤陋寡闻。不过笔者已不再企求林先生会提供什么依据，因为大概也不会有，只好自己动手。

然而，一查之下，原来许崇智早已在1925年9月20日被蒋介石夺权排挤离开广州，寓居上海英租界，“所属部队均被收编”*参考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许崇智；严如平：《许崇智》，载严如平、熊尚厚主编：《民国人物传》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5-205页。， 即使以前是蔡廷锴的上司，至少在许广平回穗时已经不是。但“人际关系”在中国是很微妙的东西，我们还得探讨他们究竟有没有瓜葛。再查下去，发现许崇智跟蔡廷锴其实并无渊源关系。1924-1925年间，许崇智任建国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而蔡廷锴不过是邓铿组建、并非许崇智直属的粤军第一师里面的一名连长、营长，名义上当然算上司下属，但一点都不见“密切”*对照严如平：《许崇智》，及郑全备、薛谋成：《蔡廷锴》，载严如平、熊尚厚主编：《民国人物传》(第8卷)，第195-205、第233-243页。另参考蔡廷锴：《蔡廷锴自传》(上册)，第140页。。

尽管许广平和蔡廷锴并非邻居，又没有“密切的人际关系”搭线，但只要他们都在广州，则两人相遇认识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还是可以“大胆假设”他们可能会有“交际”。虽然，他们即使认识交往，是否密切而频繁到可以让许广平在1926年9月6日回到广州到1927年1月25日一般认为是叶少泉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并在工作繁忙得毫无自己时间的情况下*许广平1926年9月18日致鲁迅信，见《〈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原信部份，第159页。，老远从越秀区大石街或高第街跑到尚待确证的所谓蔡廷锴居处所在的西关(今荔湾区)逢源路或恩宁路，去“交际”与自己政见很不相同的远房堂兄的毫无渊源关系的前下属蔡廷锴，还有时间和机会去认识蔡廷锴的部下叶少泉(且不说叶的住处尚未清楚，是否常在蔡的左右也不知道)，而且两人似乎一见如故，既从此撇开蔡廷锴，还颇博得鲁迅欢心，多次相聚，包括陪鲁迅到香港。这样推演出来的故事显然非常可疑。但要彻底辨正许、蔡有“交际”这个“大胆假设”是否靠谱，关键是要考订这个假设前提的另一部分，即蔡廷锴当时的住处。于是再查下去，发现蔡廷锴妻儿当时都在乡下罗定，自己则住军营。1926年蔡廷锴所属营部驻在钦州(现隶属广西)，同年7月随军北伐，军职仅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第48团团长(后来才升副师长，1927年才升第十师师长)，家境并不宽裕。出发之时，蔡所属部队是先从钦州开到广州，蔡的妻儿还特地从乡下到广州送行，可见蔡在广州并无住所。换言之，蔡廷锴当时根本不是住在逢源路或恩宁路。更重要的是，许广平回穗前两月，蔡廷锴亦已带兵北伐，连同叶少泉一起转战两湖，两人根本不在广州*以上主要参考前引《蔡廷锴自传》。蔡部驻钦州见上册第170页；叶少泉随军征战见上册第183页；蔡1928年初才回到广州，他当师长后家境仍十分困迫，家人只能在文德东十一号某园租楼下一厅两房，与蔡另一同事眷属同住，两年后屋主以八千元转让给蔡家，见上册第190-191、218页、下册第653页。并参考百度文库“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序列、各军编制兵力和指挥官名单”，https://wenku.baidu.com/view/8f8e11717fd5360cba1adb35.html，2010年10月4日。笔者按：此处反复强调蔡廷锴家境并不富裕，是要防止又有“大胆假设”提出蔡当时即使不住逢源路，也可能在西关置有物业，可能偶去检查，于是又有许、蔡“交际”的可能，等等。按《蔡廷锴自传》，蔡的家庭经济大概是1928年才开始好转，有能力在罗定捐建并资助一所学校(下册第478页)。蔡在抗战胜利后回广州视察并收回自己的物业，共计田产两处，房产五处，房产分散在五条街道，均在今越秀区(下册第653-654页)，在逢源路或恩宁路并无物业。许、蔡并非西关邻居，但如果说许、蔡均住越秀区，是隔上好多条街的“邻居”，还有点靠谱。。总之，鲁迅日记中的叶少泉肯定不是蔡廷锴的部下叶少泉。所谓许、蔡“邻居”，其实毫无根据，由此推演出来的许、蔡“交际”，并认识蔡的部下叶少泉等等，纯粹是凭空想象。以这些凭空想象来否定基督徒叶少泉拜访鲁迅并促成鲁迅赴港的分析，以此否定李伟江支持赵今声有关鲁迅赴港演讲记述的推论，也就无法成立。

第二，林先生因为黄之栋提到曹炎申是邀请人之一，认为鲁迅日记中的“申君”就是曹炎申。表面上，这个说法正好跟许广平所记接得上，因为曹炎申是香港青年会总干事，是个基督徒，也正好填补了把叶少泉变成蔡廷锴部下之后留下的空隙。但问题显然不少。且不说黄新彦本人排除了曹炎申参与邀请，笔者提出两个理由质疑“申君”是曹炎申的说法：(一)此说不符鲁迅日记的习惯用法，鲁迅称某君就是姓某的君，“申”是姓，不是名，跟我们的用法一样；(二)鲁迅对“申君”的记述不符合一个亲自从香港到广州来接鲁迅的“东道主”的身份。林先生对这些质疑基本回避，只是补充说，日记不是公文，是私人记录，“自己明白就行”，并且反过来要求，“如果说‘申君’并非曹炎申，除非能够证明‘申君’是另有其人。”(第117页)这一要求实在令人诧异*针对曹炎申是否参与邀请接待的问题，林先生的另一解释很令人诧异。笔者指出刘随称负责接待的是三人，没有提黄之栋所说的曹炎申，所以认为刘随和黄之栋两人的说法不能尽信，林先生却这样回应：“刘随没提曹炎申，就是他不知道，黄之栋提到他，就是他知道。”(第117页)自称负责出面接待的刘随，居然不知道还有一位据林先生认为是亲自到广州邀请并迎接鲁迅到港的曹炎申？这样的故事，如此的解释，真叫人无语。。就笔者所知，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位“申君”究竟是谁。林先生提出是曹炎申，笔者质疑证据不足，缺乏说服力。林先生反过来要求质疑者证明“申君”是“另有其人”，对此笔者无语以对。不过，笔者认为，无法证明“申君”是谁，并不等于“申君”就是曹炎申。这倒是逻辑推理的常识。证明不了“申君”是曹炎申，也就不能否定许广平所记的基督徒是叶少泉*林先生否定鲁迅日记中的叶少泉是许广平所记的基督徒，还有些“证据”非常令人无语。许广平说过“鲁迅初到广州时，曾有一位不相识的基督徒来中大再三邀请鲁迅到香港去讲演”(《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林先生认为那个“不相识”的基督徒不可能是叶少泉，因为许广平是认识叶的，但所举的证据却是鲁迅日记1927年4月14日所记与叶少泉等“饮茗”，“并邀”许广平等。(第116页)且不说以“并邀”来证明他们认识有点牵强，1927年4月已经是叶少泉陪鲁迅和许广平访港回来之后三个月，并非“鲁迅初到广州”的1927年1月，他们在4月已经认识其实无须证明，但显然不能以他们在4月已经认识，来证明在1月便已认识。，不能否定赵今声有关鲁迅赴港演讲记述可靠性的关键所在。

最后，对林先生所谓笔者对黄之栋有辱人格的“乱说”，有必要澄清说明一下。稍微关注鲁迅在香港的研究者都知道，《华侨日报》发表的《无声的中国》主要是刘随记录的，所以笔者所谓黄之栋“署上自己的名字”，是加上自己为记录人的意思。并非是说黄之栋发表时涂掉刘随，只署自己。笔者行文过于简略，造成林先生误解，谨此澄清。至于“刘随《老调子已经唱完》干脆就没有发”，是说黄之栋没有发刘随《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记录稿，并非说刘随没有把记录稿寄给鲁迅，像林先生所理解的那样。(第117-118页)质诸上下文，如果不是要挑毛病，意思还是清楚的。

至于认为黄之栋删改《无声的中国》的问题，笔者在另外的文章有详细分析，亦已列举在质疑林先生的文章中，林先生大概是不看的*笔者已将多年有关鲁迅赴港演讲问题的文章综合为一篇《鲁迅赴港讲演经过与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见拙著《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辩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298页)。。 现归纳主要理由解释如下：一，笔者对比了鲁迅修订发表的版本与登在《华侨日报》上的《无声的中国》记录稿，并考虑到香港当时新闻检查制度及检查标准，认为《华侨日报》所登的记录稿是经过删改的。黄之栋既是《华侨日报》副刊主编(按刘随的说法)，删改自然是由他进行。二，根据刘随的回忆，鲁迅讲演只有他做了记录，并称“大家就要我将记录稿整理出来”，也没有跟别人合作。而且现存他记录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手稿，也是刘随独署为记录人*《鲁迅赴港演讲琐记》，见卢玮銮编著：《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28页；《鲁迅手稿全集》(第四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现存登在《华侨日报》的《无声的中国》的记录稿，记录者虽然署上黄之栋和刘随，原来应该只有刘随的名字。当然，我们也可以只相信黄之栋而不完全相信刘随，并据此认为黄之栋当时也做了记录而刘随不知道，所以在编发刘随记录稿时，黄之栋也可能按自己的笔记进行了修改，然后加上自己的名字。然而，对于一个按照港英当局新闻检查尺度去处理《无声的中国》的编辑，即使对鲁迅的讲演也做了记录，恐怕在处理上不会是首先考虑保留更多和更准确的内容，他的主要任务是删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笔者认为，黄之栋对刘随《无声的中国》记录稿“很可能按新闻检查要求进行删改，然后还署上自己的名字”*张钊贻：《赵今声邀请鲁迅访港一说的佐证—回应林曼叔先生的质疑并分析黄之栋的辩解》，同前注。。自然，这只是推论，所以说“很可能”，别的论者完全可以不同意。不过这些“很可能”的推论是有依据的，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乱说”。

林先生在文末大谈学术研究要虚心，无人会有异议，但要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光要求别人“虚心”是不行的，还得拿出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