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昊

(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21)

“山居”在词典中被解释为“居住于山中”和“山中的住所”两个意思，前者凸显一种生活状态，后者强调人在山中居住空间.关于山居的研究与隐逸文化的研究相互勾连，早期研究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是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1]，内容丰富、材料详实，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了山居隐逸文化，此外还有方良的《简论汉唐间士大夫隐逸之风》一文[2].近20余年来山居文化研究迎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隐逸文化本体及其内涵的研究，其中包括四个研究主题，即隐逸的原因探索，隐逸的思想内涵阐释，隐逸的文化价值呈现及隐士的人格分析，代表作品如陈连山《隐居在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理论依据》[3]、李笑野《〈周易〉的隐逸思想探论》[4]、胡翼鹏《论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意义》[5]和王迎春《自我放逐者的旷达之歌——试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及比较阮籍与陶渊明之隐逸人格特征》[6]等.其次是对隐逸题材艺术作品的研究，如戴路《〈隐居通议〉与宋代盱江士人的四六文创作》[7]、李红霞《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8]和霍建波的《隐逸诗研究》[9]等.再次是隐逸文化的应用性研究，集中于休闲旅游，如黄平芳《隐逸文化旅游资源及其开发》[10]、陈曦《隐逸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1]等.其中刘雪梅的《生态文明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山居文化研究》一文尤为引人关注，作者排除了非山居的隐逸之士，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山林的隐士、官场失意和科举落第不仕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是山居文化的主体，是山居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12]，由此深入探讨了山居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紧密相连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对当代的山居生活试图做进一步的探讨，以终南山居者为研究对象，从2015年4月至2017年8月陆续对38位山居者进行了田野调查，使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这一生活方式既有着对古代山居传统的继承，但更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价值，集中表现在他们山居并非求隐，也不主要源于世俗的失意，从而使得山居生活并非是与世隔绝、卓然独立，而是用山居重新定义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和自我发展，承载着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新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准则的一种探索，尤其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张力时代背景下，通过探求个体之路，加深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思考.

1 山居生活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中，山居文化一直在不停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物质文明的丰富多彩，仍然有人选择山林之居这种生活方式，终南山居者就是其中的代表.通过和这些隐居生活者的深度访谈，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共通的特质.首先，对于山居生活，80%山居者对这一生活方式都具有主动性的选择，并不掺杂迫不得已的原因，20%山居者虽有一些个体原因，如情感、工作等，但他们仍表示这些不是他们选择山居的主要原因，这一生活方式本身对他们的吸引远远超过这些个体原因.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38位山居者中，从城市出生成长的比例占到了46%，访谈的山居者都有过不少于7年的都市生活，大多数山居生活者都在都市中生活了10年以上，近60%访谈者曾经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工作业绩较为优异.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却公开质疑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动决定把自己居所搬离城市，转而前往山中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构建新的人生意义.

其次，山居者力图追求简约简朴、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这些真实体验过现代文明的山居者，却自主地遵循着古代山居的简约方式.在居住条件上，他们在山上或夯土垒砖筑屋，或租住山民的房子，室内布置简约，除了必备生活用品，没有奢物；在饮食上，他们尽可能自种自食，45%山居者常年偏爱素食，30%山居者正在或者曾经饲养过牲畜，可见山居者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对于垃圾，他们通过网络和书籍学习到多种合理处理和利用生活垃圾的方法，如搭建生态厕所、制作酵素和垒筑沼池等.这些生活方式，良好地继承了因现代化冲击而几欲出现断裂和危机的农耕文明，他们的生活不依赖分工、机械生产和信息化，脱离过度的物欲，完全借助山野和自然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世界，回归到最基本的劳动，人为自己的需求而劳动使人成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他们通过农业耕作，以人为载体，实现了对农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传承.

再次，山居者依然保持着他们与社会的积极互动.山居并不是离群索居，不是逃避社会.一来作为山居者聚集地的终南山地理位置并不偏远，而且终南山山居人数众多，倘若追求完全与世隔绝不必在此山居.二来山居者通过降低物质条件来降低环境对生存感知的干扰，在农耕、创作过程中向内外同时探索人生之道.他们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选择了山居，目的不是为了逃避世俗生活与人际交流，都是希望能寄托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以追求心境的新生与再造.他们倡导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达到人与万事万物的和谐共处，并在其中继承和展现着勤劳、节俭和节欲等宝贵的传统价值观.

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与日益便捷化的公路网，使山居者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保持着多元和活跃的联系，为新式山居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也正如此，山居生活才能够成为一种选择.他们既拥有自主自觉的社交圈，又从事着丰富多彩的工作.访谈对象中年龄在20～58岁的山居者占到68%，他们有职业撰稿人、平面或家居设计师、摄影师、有机农产品种植者和艺术品创作者等，通过多种方式解决生计的同时又摆脱了城市生活的许多弊端.其中20%山居者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利用新媒体，共享着自己的生活状态与心得体悟，实现着多元化、多媒体化，交往互动性得以极大提升.便捷化的公路网，使得他们前往城市十分方便，山居者并非全年居住于山林间，比如其中一位画家就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办画展，而且前辈老师、熟悉朋友的画展我都会去参加，也是交流，有时候也去外地采风什么的，会离开个五六十天吧”.通过调研发现，山居者一年离开时间在一两个月左右.山居者之间也保持着性情相投的交往，笔者的17位访谈者都是由山居者之间彼此介绍的，彼此的互动逐渐饱满着价值观的联盟，特别突出表现为简约的生活和环保的理念，并通过这种价值观去影响与他们具有社交关系的个人及群体.这使得山居从避世转变为一种独特的入世，在现代社会实现了自我对于世界的积极干预，形成了现代山居与古代隐居截然不同之处，实现山居生活的传承性创新.

与避世求道、潜心治学和终南捷径这些隐居原因不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都市中种种现代病症的出现，山居原因呈现出更加关注人本身内心的需求.在访谈中，众多山居者都表达出了消费主义和现代生活带来的焦虑恐惧使他们希望通过山居这种方式来重新定义人生价值的强烈渴望.

在经济不断发展，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来渐趋兴起的消费主义浪潮卷挟着物质至上的经济逻辑已经悄然无声的潜入个人思想观念的深处，并对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消费主义不仅是指人们的一种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消费生活方式及行为实践活动，还是一种已经或正在全球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文化意识形态”[13]，人们的头脑中被不断灌输“不消费就衰退”[14]的意识观念，堆积而成虚空的消费欲望.消费主义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首先造成了地球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所有访谈者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去年全国大面积的雾霾重灾区，60%山居者对于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使用了大量的权威数据，话题囊括了食品、土壤、空气和气候，甚至是宇宙；其次，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的解构和病态人格的泛滥.所有山居者都对无节制的消费表示出极大的反感，70%山居者分享了消费给他们精神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些年长的山居者感慨节俭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当下的持续走低，为了消费而消费成为山居者访谈的一个中心话题.可见山居者在此形成了共识，即消费主义把人庸俗为物质的奴隶，深陷消费主义的坑洞中，不能自拔“把消费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去追求.把对财富的拥有，及时行乐看作是人生的真正意义，将劳动、创造仅仅当作是获取消费资料的手段”[13],从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人生追求，人际交往的萎缩，对公共事物态度冷漠，内心贫乏而不安，很难形成真正的自我认同感，容易导致反复的焦虑和恐惧，“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他根本的存在”[15].这种恐惧和焦虑又完全超出着自我能够掌控的范围，把人生境遇拖入暗黑，“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6]深刻地显示为不确定性与失序，这使得“在现代背景下，获得所渴望之物的责任越来越集中在个体身上”[17]，从而促使山居者这样一个群体站出来，试图去引导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人和社会健康的发展.

2 山居生活对发展主义的反思

当深入挖掘山居生活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与享受资料消费相比，山居的消费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作为生活的终极目的所存在，只是用以弥补无法自我生产资源的一种手段.山居者着意追求科学、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回归大自然，通过自我劳动来满足一部分生存资料的获取，消费是带来内心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这是一种追求本心的消费，为这种消费而付出劳动，无疑是人类价值的最好体现.山居生活有效缓解着焦虑与恐惧，这使得其能够为多样化的个性提供一个自由生长的地带，为人性需求提供另一种选择.山居者们足履实地地面对着现实世界，重新去审视人与人、人与世界和人与自然的多维关系，努力去追求天地万物的和平共处.他们更加关注自身内心的成长，汲取着来自生活四面八方的生动体验，以此来沉思多元化的文化及其多元化的回声，显而易见这种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追求显示出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发展主义已经获得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标志下征服世界带来的普遍性地位”[18]，而且“这一界定体现了发展主义的行动性、实践性，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是在‘开发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的”[19].可见发展主义执行者将经济增长奉为社会进步的标尺，并在这一认同的基础上，将美好生活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这促使人们反思一系列类似沃勒斯坦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的改善人们的生活”[20].在一系列的反思中，可以清晰看到发展主义给社会带来了三方面深刻的矛盾.首先是个体异化，现代化大生产与精细化分工使得劳动者本身成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了“异化”问题，“具体表现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21].其次是环境危机，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持续扩大的生产和消费加速着全球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不断加剧着“资源争夺战”爆发的可能.再次是农业社会的逐渐边缘化.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业社会的凋敝或边缘化，意味着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破坏.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山居的生活方式并非仅仅是针对个体的焦虑恐惧和对消费主义的反击，更在于他们勇敢去追求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植根于山居生活具体语境下的生命体验，以此去整合和梳理出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及生活价值.山居不是生活的落后与弃世，恰恰是对个体异化、环境危机和农业社会边缘化作出了有力的反驳.H先生的话很有代表性：“任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尊卑高下，只在于你想不想选择和进入，山居对于我来说，就是这种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状态，我掌握了很多生存的技能，我自己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和发展”.山居者对于农耕生活的重拾和珍视，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掌握、开发和发展，对社会整体而言，具有一种解放思想的意义，一种对于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个体而言,也有一种“换一种活法”的启迪，寻找另类生活的可能性，重新规划和定义他们的社群文化目标，以之回应了整个时代追求新的可能性的迫切需要.

西方发展主义的侵蚀带来了全球化的危机.一方面是对于民众休戚相关的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和破坏，并通过发展至上的经济逻辑迫使民众变为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崇尚并宣扬物质至上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借助日益密集的大众传媒兜售着发达国家的文化优越论，并以之对“落后地区”进行同一化的规训，摧毁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紧密协作的社区关系，从而逐步瓦解通过生态理念、合作关系和致密交往以达到相对自给自足的文化基础，为大行其道的商品化进程铺设高速通道.基于此，山居者则在自己制造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对物质的欲望是很容易满足的，他们建立了一个不以累计资产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生活体系，从而把人们从被无边无尽的物欲纠葛中解脱出来，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他们追求和形塑着新的自我，抗衡冗长的欲望对个体、社会和自然的不断腐蚀，尊重生活的多姿多彩和人性丰富多样，可见这种抵抗孕育着希望，其动力来自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使抵抗和自由得以天然地连接.福柯在为德勒兹和夸塔里的名著《反俄狄浦斯》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反抗的时候不成为你所憎恨的体制的翻版？如何抗击我们自己身上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就深藏在我们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中，它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22].抵抗的全球化，就是在认同各有差异的合理诉求的过程，并在孕育多样性的生命力.山居作为一种独具个性的生活方式，其试图摆脱现代生活拘囿，拒绝“划一性”“统一性”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对后现代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有益探索，他们以丰富自我对抗着虚无主义和偏执，构成着对多元、开放、创造和多彩的生活和人性的推崇和尊重，对多元的尊重，他们勇敢地走在活出自我生命之美和生活之趣的道路上.

3 山居生活对生态文明的实践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更关系到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生态环境中的个体的存亡，山居作为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正代表着个体践行生态文明的努力与尝试.生态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新的发展样态，反拨和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保护生态环境连接着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到现在，环保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概念，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了突出地位.此后，党中央领导不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和相关理论，更是推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近年来已经将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在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之中.由中国自身实践得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也会反作用于世界，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为中国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贡献了力量.

山居者试图建构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图景，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山居使生活充满诗化和创意，饱含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这种生活方式既是建构生态文明的可贵探索，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但“建构一种后现代的生态文明远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是一前无古人的巨大而艰难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更，产业结构的调整，增长方式的改变，而且应该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23].仅立足于发展主义为取向的现代生活方式是难以持续和不健康的，构成着和生态文明截然鲜明的对比.通过变革生活方式来践行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是山居生活的生态意义，其追求环保绿色的健康生活，节制不必要的物欲，将自我劳动和生存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克服物欲对个体精神的压抑和磨削，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我.“在关爱大自然的过程中，我们的审美能力得到发展，心灵得到净化，美感得到提升”[24].年轻人C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从知名高校毕业，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如今却主动选择在秦岭山脚下种桃，把生态农业经营得风生水起，成为尊重自然，回归生态的新农民.他这样说道：“我绝不是为了要成就这样一个身份，而是要重塑,一个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和一份安全健康的食物系统.只有站立在土地上我才会感觉到舒坦.”

在城市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山林之居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可能，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隐居方式不同的是，现代化的山居生活，并不是完全的归隐，只是不居住在城市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并不是为了生存，山居者的农业生产生活，更多代表着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是中华大文明的核心，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一直在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斩断了农耕文明，也就斩断了中华文明，农业文明的丢失，也就是传统文化的丢失，而传统本身是人们无比珍视和深入挖掘的宝贵思想资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释道三教都富含人与自然关系的多重论述，他们都注重天与人之间的统一关系，自然与人、天性与人性以及天道与人道相互连通，一以贯之，正因为如此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而为，应当与自然和谐共处，所以他们都将“天人合一”作为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珍爱自然和天人和谐的审美境界，使得这一思想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延绵至今，影响深远.山居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山林万物充满了敬畏与博爱，践行着“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25]，“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适化，即充分兼顾人、自然和社会各项因素，使之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的发展”[26].意在引起人们对于自己文化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反思与批判，推动沿着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行深刻的变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回归自然的生活，或许会使长期生活在工业文明下的人感到不适，但就像钱钟书在《论快乐》一文中说到的“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27].快乐不会是永恒的，工业文明带来的过度的物质享受，迟早会引来可怕的后果，与其如此，不如尽早经历生活方式转型的阵痛.这并不是在号召所有人都去山居，只是需要看到终南山居者对生活的另类建构，看到现代的“山居者”们如何在山林之居的同时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如何用自己的实践为社会，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尚未形成，但要能从这些山居者的身上看到一点苗头与动力.

4 结 语

山居生活虽然继承了古代隐逸山林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始于人内心的需求，但在现代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城市文明五彩波澜的今天，山居者也创造着独特、个性的文化表达.他们依靠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与渐趋完善便捷的交通网络，与社会保持着多元的互动和积极的交流，致力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连接，向世人展示了他们主动反思人与自然、人与发展的丰富内心，并在反思中积极的寻求生活的本真与心灵的归属，建构另类生活和意义价值，生动地呈现着他们的物质观、文化观和生态观，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是具有探索性的.山居承载着当代人希望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种新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准则的探索，他们积极反思和批判社会的精神痼疾和生态危机，通过山林之居，追求科学、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尽管这一生活方式还显得很小众，但是其态度、追求和精神却彰显着积极向上的人生之道，以山居的生活方式实现着对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积极反驳，并努力在生活中践行着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