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娜，张俊萍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阶级流动日益频繁（程心 2015：192），作家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的风俗小说《国家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1913）正是描绘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群新兴的暴发户开始崛起，他们拥有财富，却因为阶级的差异而遭到上流社会排斥。小说的女主人公厄丁·斯普拉格（Undine Spragg）是新贵阶层的代表之一，她经历了多次婚姻，并最终实现了进入纽约上流社会的目标。

对于这部小说，国外学界已从女性主义、大众传媒、消费文化等视角进行了研究。例如，马科姆（MacComb 1996）探讨了厄丁婚姻的实质，指出离婚是市场扩张的产物，其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通过婚姻谋求利益的机会。奥兰多（Orlando）和子布拉克（Zibrak）相继分析了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前者指出厄丁“清楚地了解自己外在形象的优势，并利用这一优势获得了乐趣和权势”（2015：734）；后者认为“尽管厄丁千方百计让自己变得性感，但她讨厌性行为”，“厄丁诱惑男人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她并不在意两性乐趣”（2016：6，8）。托斯（Toth 2014）关注到视觉媒体对女性审美观的形塑作用，发现在视觉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为了保持苗条身材和美丽容颜而刻意选择节食减肥。巴特尔（Balter 1995）则探讨了小说中的消费文化，他认为《国家风俗》是炫耀性消费的真实写照，小说人物的大多数欲望都是借助金钱和消费来实现的。

国内华顿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且前期成果主要集中于《快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伊桑·弗洛姆》（Ethan Frome， 1911）和《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等三部小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家风俗》，研究主题集中在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和伦理问题三个方面。例如，张月桂（2016：183）探讨了“《国家风俗》中女主人公厄丁·斯普拉格异于父权社会中传统女性的特质”。王丽明、张卉（2016：178）从消费主义视角阐释了“纽约小说三部曲”——《快乐之家》《国家风俗》和《纯真年代》中女性人物的婚姻观、着装和审美倾向，探讨了她们“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对自我的建构及其所处的社会客体地位”。程心（2015：188）“从厄丁的时尚信条出发，探讨华顿对20世纪初美国‘国家风俗’的反思”，她认为“在《国家风俗》中，物不仅仅是背景和道具，其背后是曲折再现的个人价值观、道德观和时代话语”。

上述学者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后，美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虽然巴特尔分析了小说中的炫耀性消费，程心也关注到了小说中的伦理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对新贵阶层的消费行为和伦理选择进行系统性研究。事实上，与其他阶层相比，新贵阶层的伦理判断与伦理选择有其独特性。

二、新贵阶层的消费表现

“内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图景有了重大改变……西部以芝加哥重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新贵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和东部纽约及波士顿所代表的贵族社会的差距渐渐体现在阶级地位的不同上。”（程心2015：192）厄丁的父亲斯普拉格先生，以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莫法特（Moffatt）都是西部新贵的典型代表，他们拥有大量财富，却因为钱财的来源不够“文明”而为上流社会所排斥，被称为“野蛮人”“入侵者”（Wharton 2008：58）①本文中小说《国家风俗》的引文皆出自同一版本（Wharton，E.2008.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M].New York：Bantam Dell），因此，后文出自该作品的引文皆随文直接标注页码。。为了打破这一阶级“区隔”，进一步提升社会地位，新贵阶层开始纷纷效仿上流社会在消费方面所体现的“时尚”。正如布迪厄所言，“一个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与他/她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决非偶然的联系……处在某一社会空间中的某一相近位置的个人，他们的消费选择——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符号消费——具有趋同性”（转引自朱国华2016：268－269）。在《国家风俗》中，新贵阶层的消费行主要有两个特点，即炫耀性消费和身体消费。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仑（Veblen 1899）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首先，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明显有钱”的消费方式。“事实上，购买奢侈品是消费者用以获得满足的一种方式，他们视之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显著消费贵重物品，则是有闲阶级绅士获得荣誉的一种手段。”（Veblen 1899：51，53）炫耀性消费的这一特点在厄丁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说服父母来到纽约之后，厄丁“认识的所有时尚人士，要么寄宿，要么长期居住在旅馆内”（12）；她劝说父母放弃西区大街的房子，而长居地理位置极佳的豪华宾馆；她要求父亲为自己购买时尚的服装，订“一百二十五美元一晚上”（34）的昂贵歌剧院包厢。与纽约贵族拉尔夫（Ralph）结婚之后，厄丁更加喜欢铺张浪费，她热衷于穿上漂亮的衣裙、戴上耀眼的首饰参加各种人潮拥挤的聚会，甚至在新婚蜜月期间“要求乘坐最快捷、最奢华的游轮”（136）。与成为百万富翁的莫法特复婚后，厄丁与丈夫建造了如宫殿般豪华的住宅：“梳妆室同会客厅一般大”（458），从前夫塞纳（Chelles）那里买来的象征贵族地位的昂贵挂毯成为了装饰品，“一排又一排的书柜”（459）收藏了百万册名书。读者不难发现，厄丁对奢侈品有着很强的执念，她热衷于消费，更热衷于展示和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其次，炫耀性消费体现了一种“明显有闲”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就算是原始文明时期，有地位的男人一般也都是通过获取体面的生活环境、远离体力劳动来维护自尊。”（Veblen 1899：29）上流社会的男主人不需要亲自动手，自会有仆人和妻子打点好一切。然而，不从事生产劳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游手好闲，由于“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Veblen 1899：236），他们通常会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或者涉足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领域。但是，新贵们大多是通过商业竞争致富的暴发户，他们忙于处理各种商业事务，通常没有办法通过“明显有闲”来显示自己的财富，于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便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正如凡勃仑所言，男主人妻子或女儿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也是一种炫耀“明显有闲”的方式。她们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专注于无止境的消费活动，仿佛花费越是奢侈，就越能体现出男主人的财富与名望。来到纽约之后，斯普拉格夫人虽然极少出门，却依旧双手戴满戒指，“穿着非常时尚的礼服，就像一张画报”（4）。她和厄丁“难以抵御多买两件或者三件礼服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快乐”（16），尽情地享受着购物所带来的乐趣。同时，那些没有合适场合穿着的礼服又“被厄丁很不耐烦地扔给了女佣”（16）。斯普拉格夫人认为其丈夫是不会介意多花一些钱的；厄丁则觉得，“这是男人的职责所在”（34）。复婚后的两年内，厄丁与莫法特“不停地来回穿梭于纽约和巴黎，抑或前往罗马，抑或前往恩加丁”（457），莫法特忙于各种生意，而厄丁则奔波于各种舞会和晚宴。小说描述道：“晚上，有西班牙舞会和俄罗斯歌会；迪基·鲍尔斯向她（厄丁）承诺，大公爵将于明日与她共进晚餐。”（468）

在《国家风俗》中，新贵阶层的身体消费主要体现为女性身体消费。在逐渐成型的消费社会中，女性毫无疑问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受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影响，女性热衷于装饰自己的身体，她们对购买各种各样的漂亮衣服和昂贵首饰、化妆品乐此不疲。此外，因为现代社会流行“以瘦为美”，所以女性往往醉心于通过锻炼和节食来维持自己的身材，厄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小时候起，厄丁便深知美貌的重要性，“年幼的她对同龄玩伴的游戏基本没有兴趣”，“她唯一喜欢的事情就是穿上妈妈的裙子，在衣柜的镜子前面‘假扮妇人’”（17-18）。长大以后，厄丁非常清楚自己的容貌优势，她利用自己的美丽赢得了许多男人的倾慕，成功地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她也十分注重维持自己的青春美貌，当发现“自己的脸色失去了一些光彩，头发没有过去闪亮”时，她“翻遍了所有的时尚报纸和杂志，搜寻新的香水和粉饼，尝试面部提拉、电子按摩等修容手段”（414）以求获得迅速改观。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在成为主动消费者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了男性的消费品。正如波德莱尔在《消费社会》（Baudelaire 1998：98）中所言，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如果一个女性是美丽的，她将会被选择。如果是一个男人，他就会像选择其他物品/符号（如汽车、香水等）那样地选择他的女人”。小说中，美貌以及与上流社会成员的两段婚姻，使厄丁成为了一件极具价值的商品。对莫法特来说，厄丁就好比拉尔夫家的祖传宝石、塞纳家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挂毯，与她结为连理可以证明自己的声望。

三、消费现象背后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它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 2010：14，2014：254-255）。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消费主义兴起的年代，上流社会成员依然在美国社会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新贵阶层逐渐涌现。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新贵们渴望确立其在美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原有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人士的认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朱赫今 2014：12）。然而，上流社会成员“十分鄙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自大地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新兴资产阶级也是粗俗的和低贱的”（朱赫今2014：13）。因此，新贵们虽然在金钱竞赛中获得了胜利，却因为血统不够“高贵”，财富来源不够“文明”而遭到上流社会排斥。处于这样的伦理环境中，新贵阶层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作出了以下几种伦理选择：

其一，摒弃清教祖先的优良传统，追求享乐主义，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为人生目标。我们知道，清教祖先主张努力工作、节约开支，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处于上升期的新贵们逐渐为社会荣誉与地位所驱遣，不再笃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准则，既然上流社会推行享乐之风，那么他们就要去模仿，厄丁也是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尽管衣柜里早已塞满了奢华的衣裙，但她还是毫无节制地继续“买买买”。消费成为了厄丁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选择用挥霍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其二，无视传统家庭伦理，亲情让位于消费。在新贵们眼里，亲情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一切阻碍自己进入上流社会的东西，都是无用的；婚姻对他们而言，只是工具，夫妻之间不存在爱情，只有互相之间的利用。小说中，厄丁把历任丈夫都当成了取款机，与他们结婚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同时，她自己也是丈夫莫法特体现身份地位的工具，于莫法特而言，她仅是一个美丽的花瓶。厄丁对待父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满足自己金钱欲望方面的表现：如果父亲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她就会给予亲吻；一旦没有答应要求，则会立马冷脸相对。厄丁与儿子保罗（Paul）的感情也是十分淡漠的：厄丁可以不记得儿子的生日，在他生日当天依然去参加聚会；她甚至将儿子当作向第二任丈夫拉尔夫索取大额钱财的筹码。

其三，过分看重物质利益，崇尚物质主义。在新贵们空虚的精神世界里，“物”逐渐变成了最神圣的存在，他们无比在乎“物”的价值。地理位置极佳、无比奢华的住宅是厄丁一直以来向往的，因为它可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厄丁和莫法特来说，上流社会的传家宝也只是一种商品：拉尔夫的家传珠宝，可以用来换取大量钱财；塞纳家的祖传挂毯，则可以用来炫耀上流社会身份。由此可见，新贵们已完全沉迷于一个以“物”为衡量标准的世界里。

四、新贵阶层伦理观的独特之处

作为新兴阶层，资产阶级新贵们既不同于传统的上流贵族，也与下层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的伦理观自有其独特之处。

新贵阶层与上流社会伦理观的对立是个体与集体的对立。美国上流社会是以血缘和姓氏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个金字塔形小集体，家族姓氏是其身份的标志，“家族的体面与个体的颜面息息相关”，“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集体主义伦理观是上流社会这个小团体奉行的最高行事准则”（朱赫今2014：13）。然而，新贵阶层则是以个人意志为先的。比如，在对待离婚问题上，两个群体的选择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伦理观。离婚对于上流社会来说是难以启齿的耻辱和丑闻，在与厄丁离婚的时候，拉尔夫“回想起这个贵族社会的所有流行词……‘谨慎’‘骄傲’‘自尊’‘最好没人知道这样的事情’”（345）。家族成员为了减少负面影响，敦促拉尔夫迅速解决离婚危机，不要提出任何要求，甚至放弃保罗的抚养权。然而，对于新贵厄丁来说，如果“拉尔夫不能满足她的生活需要，那么她就有理由得到自由”（197），而离婚便是获得自由的一种手段。厄丁根本不在意家族荣誉和集体利益，她只在意自己的利益得失和个人欲望能否得到满足。同样身为新贵的莫法特，也毫不在意离婚这个事情。上流社会很难接受离过婚的女性，而莫法特则将与上流社会成员离过婚的厄丁看成是极具价值的商品，他认为厄丁的美貌和手段有助于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新贵与上流社会伦理观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处理形式和内容关系上的差异。拉尔（Rahr 2007：2）曾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华顿在《国家风俗》中刻画了许多豪华的餐厅（形式）却没有花笔墨描绘食物（内容），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厄丁·斯普拉格内心世界的空洞……新阶级只对形式感兴趣”，他们是“小丑、猴子和佯装者”。如前文所述，新贵阶层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可，不断模仿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然而，新贵阶层的模仿仅停留在表面，却忽视了内在的意义。例如，在小说开头，参加完拉尔夫家聚会的厄丁觉得自己因为没有读书、观看画展和戏剧，而与费尔福德太太（Fairford）等贵族缺少话题，但是，她并没有想要通过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来弥合这种差距，而是选择了简单的形式模仿。厄丁固执地要求父亲为自己订下昂贵的歌剧院包厢，因为上流社会流行这样做。在画廊观看画展时，厄丁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美貌吸引了无数目光，可是回家后的她却发现“自己完全想不起曾经观赏过的画”（39）。成为百万富翁之后的莫法特，在其与厄丁的新家里打造了一排又一排的书柜，“这些书柜封上了镀金的网格”（459）。对莫法特来说，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炫耀。相比之下，上流社会同样在意各种各样的形式，但他们并未忽略形式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他们眼中，宝石、项链、挂毯等贵重物品不仅仅象征着物质财富，而且还承载着共同的家族记忆和文化认知，神圣而不可亵渎。

新贵阶层与下层社会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伦理观差异。下层社会属于劳动阶层，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吃饱穿暖，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由于财富有限，他们追求的是简单、适度的生活，更加注重物品的使用功能，“经济实用”是他们的伦理原则。而新贵阶层是因经商而致富的暴发户，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除了满足生活必需之外，还可以进行奢侈品的消费。此外，新贵阶层对于提升阶级地位，进入上流社会有着热切的渴望。因此，在消费主义兴起的年代，《国家风俗》中的新贵们奉行“以消费为中心”的伦理观，渴望通过炫耀性消费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作为新贵阶层的代表，厄丁将消费当成一种生活必需品，试图通过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莫法特则将消费当作炫耀成功和地位的方式，他挥霍巨资用于建造宫殿般的大房子、购买昂贵的珠宝、收藏名书和挂毯。

五、结语

在消费主义兴起的年代，处于上升期的新贵阶层渴望进入上流社会，却遭到上流社会的排斥。为了打破阶级“区隔”，新贵们奉行“以消费为中心”的伦理观，炫耀性消费和身体消费成为其消费行为的突出特点。新贵阶层摒弃清教祖先的优良传统，逐渐迷失在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之中，这些拜物主义者已沦为物质的奴隶。源于阶级属性，新贵阶层的伦理观有其独特性：与以家族利益为先的上流贵族相比，新贵阶层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他们盲目模仿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忽视了精神文化修养的提高；与终日为生存而奔波的下层社会相比，新贵阶层更渴望提升社会地位，他们视消费为一种炫耀成功和获得上流社会认同的方式。

虽然新贵阶层的出现对保守的上流社会贵族提出了挑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他们同时也助长了“奢侈消费”的风气，导致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泛滥和道德的缺失。事实上，对物质的极度崇拜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繁荣，1929年，美国就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人们应当对消费主义带来的危机保持警惕，消费能力和水平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炫耀性消费和身体消费也不应成为社会的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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