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小镇、小镇青年和小镇生活，以其与最广泛人群的天然亲缘性，及其所携带的社会、时代与文化变迁的信息，而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书写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尤其是伴随着乡镇私营企业和人口教育和就业迁徙，70后到80后的作家们在晚近三十年中诞生并成长，见证并亲历了小镇在城与乡之间的中间态生活。他们的经验中日新月异的小镇与我们在那些社会呈稳态化的社会中看到的小镇简直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中，制度和秩序内化为一种文化生态，小镇往往大同小异，小镇故事平淡无奇。所以，舍伍德·安德森的温士堡或者爱丽丝·门罗的小镇不会是中国当代的小镇，后者更多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尤多拉·韦尔蒂笔下的生逢剧烈变化的美国南方小镇。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小镇更像是整个当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缩影，我们在小镇看到众生的悲欢、道德的冲突，也看到环境瞬息万变和世界的弹指惊雷。

如果极端一点说，当代中国的小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处所，就像现代中国与古典中国完全是不同的国度一样。这种古与今的割裂，内在动因是文化与价值本身的断裂，它直接使得小镇成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我个人印象中，直接以“小镇”为名的写作是林森。他在《小镇》《关关雎鸠》《暖若春风》中不厌其烦地铺陈居于城市与乡村中介位置的混杂空间——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