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阳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在理学发展史上，朱子“集理学之大成”[1]21,这是他吸收诸多前辈学者的经验与教训而实现的成就。作为道南学派的代表学者杨时，正是朱子学习的重要对象之一。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杨时对朱子学术思想的影响，乃至对闽学形成的影响，大体从理学传承与发展角度或者朱子与杨时家族关系着手，尚未有学者从朱子对杨时的评价入手，考察杨时在学术与事功方面对朱子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以《朱子语类》中朱子对杨时学术成就和外在事功的评价为基础，比较分析朱子与杨时在学术思想与外在事功的差异，探究杨时对朱子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与外王之业的影响。

一、杨时对朱子的影响：朱子高度关注杨时的学行出处

朱子师从李侗，是杨时三传弟子，格外关注杨时的学行出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在平时讲学中，朱子与门人讨论杨时学行出处的次数位列程门弟子之首。《朱子语类》卷一一○记载朱子对二程门人的评价，主要有总论程氏门人及分论吕与叔、谢显道、杨中立、游定夫、侯希圣、尹彦明、张思叔、郭立之八位弟子和胡安国及其子侄，具体数量如下：吕与叔有10条，谢良佐有34条，杨时有37条，游酢有2条，侯仲良有2条，尹焞有21条，张绎有1条，郭忠孝有2条，胡安国及胡寅、胡宪、胡宏等子侄共有79条。[2]3363-3405虽然涉及胡安国及其子侄的内容最多，但是胡安国及其子侄有四人之多，其中还有4条内容涉及杨时，[2]3385-3405又因胡安国及其子侄的内容列入此篇的原因是“虽非门人，而尝见谢、杨，今附。子侄附”。[2]3385故杨时当属朱子及弟子最关注的程门弟子无疑。即使如邓爱民《朱熹与朱子语类》考证，黎靖德《朱子语类》遗失《别录》《翁季录》全部内容及《朱文公易说》《文公诗传遗说》的部分内容，[3]仍旧能够大体反映朱门关注点，因为《别录》主要涉及建炎、绍兴年间的政治事件及其评论，当与程门弟子关系不大，《翁季录》主要涉及朱子与蔡元定的论学内容，可能涉及程门弟子，但是蔡元定擅长各门学问，正如《宋元学案》所说：“先生从文公游最久，精识博闻，同辈皆不能及。尤长于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陈之说。”[4]384因为这本《翁季录》经朱子亲自删改过了，且感慨蔡元定学术成就：“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4]383可见两者当以具体学术问题为主，并非以讨论程门弟子为主。

如果说论述程门弟子的学术情况，因难免受朱门弟子以福建学者居多的缘故，故关注杨时较多，然从朱子对程门弟子的综合论述，也可见朱子对杨时的关注程度。

《朱子语类》卷一一○总论程门弟子部分共有21条语录内容，明确论述杨时的语录有14条，[2]3357-3363占比达到66.67%。在剩余7条语录中，明确讨论周恭叔、朱公掞、李朴等人有3条内容，泛论程门弟子尚有4条语录。[2]3357-3363两相叠加，涉及杨时的内容有18条之多，占比85.71%。由此可见，朱子及弟子对杨时的关注程度之高，无需赘言了。

2.朱子中肯评价杨时学术思想及其外在事功，切中利弊之处。在程门弟子中，朱子对张绎的评价最高：“张思叔最后进，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2]3358朱子最推崇吕大临：“吕与叔，惜乎寿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见又别。程子称其‘深潜缜密’，可见他资质好，又能涵养。某若只如吕年，亦不见得到此天地矣。”[2]3363-3364但是朱子对杨时的评价最中肯，具体如下：

(1)在总体成就方面，朱子认为杨时在程门弟子当中较高。“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2]3358当属朱子对程门弟子的评价较高者，因为朱子对程门弟子评价总体不高。《朱子语类》载：

问：“程门谁真得其传？”曰：“也不尽见得。如刘质夫、朱公掞、张思叔辈，又不见他文字。看程门诸公力量见识，比之康节、横渠，皆赶不上。”[2]3357

因资料不足无法全面评价程门弟子，但是从所见程门弟子情况，朱子认为他们不足以撑起程门学术门庭。因此，朱子对杨时“亦深”的评价已较高了，即杨时虽未能完全继承二程学术，但是在程门弟子中仍属较高成就的学者。

(2)在学术成就优劣方面，朱子客观评价杨时。在治学态度方面，朱子高度赞赏其刻苦程度，如“龟山杂博，是读多少文字”。[2]3358在道统方面，朱子严厉批评杨时堕入禅学，如“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稍皆入禅学去”。[2]3358在文笔方面，批评杨时怯弱与格局小，如“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2]3358及“浅狭”。[2]3359

(3)在入仕方面，朱子最关注杨时的情况。由前述可知，程门弟子以入仕者居多，但是朱子高度关注杨时入仕的问题，尤以晚年入仕的气节问题为最。《朱子语类》载：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胡乱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龟山之志也。然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说得那没紧要底事。当此之时，苟有大力量，咄嗟间真能转移天下之事，来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随众鹘突。”[2]3377

关于杨时晚年入仕问题，朱子从两方面分析其情况，即在主观方面，杨时志在建功立业，又无力量改变国家大势，缺少审时度势能力；在客观方面，当时大势已去，不能扭转，即“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才如何尔”。[2]3373由此可知，杨时有为国为民之心，但是志大才疏，缺少扭转乾坤的才华，属传统士大夫通病，不足以深责其事。《朱子语类》载：

问：“龟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当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则胜于不出。”曰：“渠用蔡攸荐，亦未是。”曰：“亦不妨。当时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来救之，只是出得来不济事耳。观渠为谏官，将去犹惓惓于一对，已而不得对。及观其所言，第一，正心、诚意，意欲上推诚待宰执；第二，理会东南纲运。当时宰执皆庸缪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不告以穷理，而告以正心、诚意，贼在城外，道途正梗，纵有东南纲运，安能达？所谓‘虽有粟，安得而食诸’？当危急之时，人所属望，而著数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正坐此耳。”[2]3373-3374

对杨时接受蔡京一党推荐之事，朱子未从推荐者入手分析问题，而是从士大夫建功立业的角度出发，考察杨时外出任职所上奏疏的内容，指出其迂腐之处，断其为儒者所犯通病。由此剖析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

当然，朱子高度关注杨时的学行出处是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朱子以李侗为师，奉二程、杨时、罗从彦至李侗为理学道统传承过程，力证道统传承过程。《伊洛渊源录》卷十载：“明道在颖昌时，先生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颖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谢为人诚实，但聪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杨君聪明，谢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尝不称其善。伊川自涪陵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独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谢、杨二君长进。’”[5]1061二程均高度评价杨时与谢显道，故朱子与弟子讨论他们的次数位列程门诸弟子一二位。二是程门弟子典籍散佚不传者占多数，如刘质夫、朱公掞、张思叔等人的著作，《伊洛渊源录》卷十四载“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达20人之多，[5]1105-1113故朱子关注包括杨时在内的有著述传世的程门弟子，为朱子继承与发展包括杨时在内的程门学术思想与外在事功奠定扎实基础。

二、杨时学术思想发展途径：朱子多元学术路径参照系

朱子高度关注杨时学术思想与出处，根源在于杨时部分影响了朱子治学路径与入仕路径的选择及发展过程。兹述如下：

1.在治学方法方面，杨时注重《河南程氏遗书》的作用，促进了朱子继承发展二程学术思想的过程。杨时记载二程讲学内容，保存二程讲学文献。虽然《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仅收录《龟山语录》四条内容，但是杨时有《河南程氏粹言》，正如张栻所说：

河南夫子书，变语录而文之者也。余得诸子高子，其家传，以为是书成于龟山先生。龟山，河南之门高弟也，必得夫心传之妙。苟非其人，差毫厘而千里谬矣。[6]

《河南程氏粹言》出于高氏家传本，收藏者认定为杨时记录本。虽然张栻未证其真伪，但是以张栻学术水平，当可确认《河南程氏粹言》为二程语录，故当属杨时记录本无疑。除了记录二程讲学内容，杨时还将二程语录用作教材。《河南程氏外书》卷三卷六是杨时门人所记录的文献，即卷三注明“陈氏本拾遗”，朱子注曰：“延平陈渊，字几叟，杨文靖公门人。”[7]8卷六注明“罗氏本拾遗”,朱子注曰：“延平罗从彦，字仲素，杨文靖公门人。”[7]9虽然罗从彦曾北上洛阳向程颐求学，但仅涉及《周易》，即《宋史》所载：“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8]12743由此可见罗从彦虽向小程子问学，但时间短暂，不可能从程颐处获悉前述内容，故两卷内容当传自杨时，只因他们“特以取之之杂，或不能审其所自来”[7]10,故被置于《河南程氏外书》。

与杨时相同，朱子也高度重视二程语录，当有杨时等以二程语录作为教学内容的影响，如《河南程氏遗书序》说：“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通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7]6又因朱松师从罗从彦，杨时二传弟子，二程三传弟子，因此朱子自幼接受二程思想，受益于杨时以二程语录作为教学内容的方式。然朱子受杨时重视二程语录影响最著者当属整理《河南程氏遗书》与《河南程氏外书》。朱子《河南程氏遗书序》说：

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而当时从游之士，盖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闻目见而手记之，宜其亲切不差，可以行远，而先生之戒，犹且丁宁若是。岂不以学者未知心传之要，而滞于言语之间，或者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乎？又况后此且数十年，区区掇拾于残编坠简之余，传诵道说，玉石不分，而谓真足以尽得其精微严密之旨，其亦误矣。[7]6

朱子以《河南程氏遗书》为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本，正是学习二程心传之要的重要文献材料，故朱子高度重视二程语录的作用。《朱子语类》载：

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天下事无高无下，无小无大，若切己下功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拣书来看亦无益。”[2]3260

以《语录》为载体，剔除记载者思想而获得二程思想，这是治学的最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正是源自于杨时等程门后学，经朱子发扬光大的结果，有助朱子著作等身，成就儒学史上集大成者的地位。

2.杨时创造性地发展二程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朱子突破时代的局限性，完成集理学之大成的成就。关于杨时的学术地位，胡安国在《杨时墓志铭》中说：

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在南方则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与公三人是也。[5]1048

胡安国高度评价杨时学术地位，《伊洛渊源录》杨时条置于篇首，可见朱子赞同上述观点。但是朱子却多处否定杨时学术观点，因为杨时已与二程多有不同之处。《朱子语类》载：

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立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是不透。龟山年高。[2]3359

此段内容非常丰富，其要有二：一方面，杨时《语录》阐发二程观点，传承二程思想。另一方面，杨时观点出现前后不一致之处，这是由杨时依傍于语句理解二程思想，未系统理解二程思想，别立一家。由此可知，杨时《语录》传承二程学术传统，而《文集》具有“别立一家”特点，呈现出保守与创新精神并存的特征。

与中肯评价杨时学术思想相对应，朱子在毕生精力所汇聚的《四书章句集注》中，除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外，大量引用杨时的学术观点。据王国轩《二程与〈四书集注〉研究》统计：“《集注》征引历代注家五十余人，其中引程子二三九处，尹氏九十九处，杨氏七十二处，范氏六十九处，谢氏四十八处，胡氏四十二处……《集注》引二程言论居首位，二程弟子及后学居次位，他们的次第是：尹焞、杨时、范祖禹、谢良佐、胡安国。”[9]虽然朱子引用杨时的观点数量少于尹焞，但是我们查看朱子引用杨时观点之处，呈现出两个方面特征：一是大量单独引用杨时观点作为唯一注解，如41处单独引用杨时的观点，占比达到56.94%，远高于包括尹焞在内的程门弟子。二是部分杨时的观点甚至被置于程子之前，如《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章[10]121和《论语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司马牛问仁”章。[10]169以前一方面而言，朱子认为杨时的观点在学者当中具有重大创新或者关注到其他学者未曾关注之处。以后一方面而言，朱子高度尊重二程的学术观点，甚至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篇题下引程子观点作为解题要点，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前特地集二程观点为《读论语孟子法》，可见朱子高度重视杨时学术观点才将其放置于二程观点之前。因此，朱子高度评价杨时学术思想是在系统研究基础上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杨时学术思想之后，朱子继承杨时的学术发展路径与方法，主要表现于两方面：

在保守方面，朱子坚持学术传统，立足于文献，注重文字内涵。《朱子语类》载：

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先生曰：“他一时间都是英才，故拨著便转，便只须恁地说。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2]3445-3446

朱子以文字内涵为基础注解经文，而伊洛诸学者依己意解经，故朱子认为程颐等伊洛学者的注解非经典作品本来内涵，当属别立一家之言。

除此之外，朱子也遵从汉唐传统注经之法，即逐字注经。朱子说：

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2]3446

汉唐经解体例是每字都要训诂，故朱子逐一注解文献文字。因此，从内容到形式，朱子始终保持经学传统。

在创新方面，朱子具有创新精神，即怀疑精神，创造性发展了儒学思想。朱子理性分析二程学术思想，甚至怀疑其正确性，正如钱穆《朱子学提纲》所说：

凡朱子认为于孔孟大传统有走失而无当于创造性者，虽程张所言，亦不阑入。或则仅收于圈外，不列入注之正文。使读者辨别其虽有发明，而非本义。[1]187-188

所谓程张是指二程与张载。由此可知，朱子对二程和张载的观点也有两方面处理方法：一是有违儒学传统且未达到适当创新之处，直接舍弃；二是虽与儒学传统有差异，但有发明创造性的观点，则列在圈外以示与经文本义相区别。当然，二程符合孔孟大传统的观点亦列在圈内，则无需赘言。

在客观分析二程观点基础上，朱子也对儒家经典持怀疑态度，其最典型者是朱子敢于改经或者补经，正如钱穆所说：

朱子为《四书集注章句》，虽常戒人要一依本文正义，勿下己意，而朱子本人亦明明多自下己意处。如《论语》得罪于天无所祷也，《集注》天即理也四字，明属朱子意，非孔子意，已在前说过。又如《大学》，《格物补传》一百三十四字，朱子自称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实重要处仍是朱子意，非程子意，此亦在前论过。又如《论语》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一语十字，此在文字上似无难解处，而《集注》花了一百三十七字来解此十字。此非自发己见而何？然朱子为此一百三十七字，几经曲折迂回，大段改动可考者有四次，此外尚有改动一二字一二句者不计。[1]187

钱穆所概括内容具有全面性，所举例子具有典型性，全面反映朱子对前人学术观点的态度与方法，即尊重并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的创新。

因此，朱子与杨时的方法如出一辙，仅因朱子后出转精，故能看清杨时治学方法优点与弊端，呈现杨时对朱子的影响之处。

三、朱子外王功业的参照系：杨时晚年入仕的利弊得失

内圣外王是儒家知识分子自我完善的内外两个向度，理学家亦莫能外。杨时晚年入仕过程及表现，从正反两方面引起了朱子对外在事功的抉择与发展的思考，成为朱子衡量入仕得失利弊及施政过程的重要参考对象。

由本文第一部分可知，朱子高度重视杨时入仕的结果。为了更全面考察朱子对杨时入仕的态度，兹再举一例：

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盖龟山当此时虽负重名，亦无杀活手段。若谓其怀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谨勿击居安”之语，则诬矣。幸而此言出于孙觌，人自不信。[2]3378

以事实与时势而论，杨时外出任职无可非议，不因孙觌等人的污蔑攻击而声誉受损，但是这是一次失败的入仕经历，故朱子引胡安国观点肯定杨时晚年入仕的动机，却依据其失败的结果否定其择时与政治能力。

正是杨时入仕的利弊在前，故朱子对入仕也持谨慎态度，以是否能够得君行道作为入仕的抉择标准。

《宋史》朱子本传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8]12767事实上，朱子在考中进士，尤其是逃禅归儒之后，每逢朝廷任命或者觐见皇帝之令时，无一例外上书辞拒，现收录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达到两卷之多，但是朱子内心想法，实非如此，正如与朱子同时稍后的李心传《晦庵先生非素隐》说：“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11]这大体符合时人对朱子的看法，部分道出朱子想法，即要施行大道，但是李心传的观点不完全符合朱子的情况，因为朱子并非没有施行大道的方法，而是朱子评估形势，一旦无法实现外王目标，宁愿选择退守著书立说之位。

关于外出任职，朱子出任过同安主簿、南康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内阁侍讲六个实职，除了同安主簿是朱子逃禅归儒之前的年青时期，思想尚未成熟，不考虑在内，其他五个实职，都是朱子实践外王目标的最重要时期。在这些任职期间，朱子不以个人仕途或者利益得失为考量点，专注于外王目标，其成就最高者当属南康知军任，“赈荒措置，人传以为法，大江南北荒政第一，广被传颂”。[12]686故我们以此考察其接受地方职务情形。

在南宋时，南康军地处偏僻荒凉之地，即使到了清代同治年间，也未有任何改变。盛元《南康府志序》说：

南康以山水名天下，自晋以还为仙真隐逸之所窟宅。至宋濂溪、考亭两先生出而道学遂盛于东南，其他节义文章尤指不胜，屈慕其风者往往舟车跋涉，间关千里，访古寻幽，盘桓数日，不忍去，而仕宦则转视为畏途。盖山田荦确，水田大半、苦潦，土产稀微，民不知懋迁之利，而地当孔道，东粤使轺则往来络绎，频年兵燹，公私赤立。近虽稍谋缀葺，而百孔千疮，守土者不能不为束手。[13]

其时为同治十一年(1872)，盛元出任南康知府。他综观南康各历史时期形势，获悉南康发展困境在于山田占大多数，水土贫瘠，地处交通要道，频遭兵荒马乱之苦。这些形势正是农耕时代共性，朱子时代概不能外，正如朱子《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所说：

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因窃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乱流移，民方复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之虑。一旦小有水旱，则复顾而之他。[14]

朱子时代的南康军与前述盛元所说情况大体相同。在朱子就任南康军之时，南康军刚发生过兵荒马乱之事。由此可知，南康军在南宋执政者看来正是穷苦之地，官员视为畏途，与贬谪之地无异，但是朱子仍旧接受了南康军的任职命令。由此实现了赈灾第一的政绩。其他地方任职，如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是因浙东发生饥荒，漳州则是属于下州，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潭州知州则是处于蒲来矢之乱当中，这些情形决定了朱子具有实现外王的可能性，故接受朝廷任命。

至于朱子接受朝廷侍讲之职的任命，这是由于宋宁宗刚登帝位，具有得君行道的机会。

由此可知，朱子高度重视入仕时机与效果。这当是得益于朱子吸纳包括杨时在内的其他学者入仕为官诸多不足之处的教训。至于外在具体事功方面，朱子取得巨大成就，各方面内容实多，当以钱穆的评价最为中肯，其言曰：

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1]23-24

在朱子诸多政绩中，当以南康军赈灾成就最突出，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任上，均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刻影响了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朱子在外在事功方面，可称为能吏。

较之具体事功，朱子施政理念更值得关注，即与时偕行的观念，并能够审时度势规划任务。朱子注《文言传》：“‘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说：“时当然也。”[15]语句虽短，却呈现了朱子外在事功的最重要原则，即借助时势、因势利导完成任务。前述在接受任职之前，朱子注重实现外王之业的时机与形势，在任职之后，也以时势作为施政契机，如潭州招抚蒲来矢之乱的叛军。[12]1118在讲学中，朱子也不断阐述时势重要性，兹举一例：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2]3518

由此可知，朱子将时势作为变量放入做事过程中，这正是吸收包括杨时等前辈学者入仕反面教训的结果。

当然，朱子生平博览群书，熟于史实，精于史学，对前贤的内圣外王之业的思考始终贯穿于生平治学与外王的实践当中，杨时当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正是以审时度势观念来指导接受官职与施政整体原则，解决了杨时晚年出处瑕疵与外在事功不显的问题，这正是吸收与纠正包括杨时在内的各代学者外在事功实践经验教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