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战子

（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

一、引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学科话语

询问学习语言学的入门者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印象，回答往往是：这是一套复杂的语法系统。的确，其中的系统图令一些初学者望而却步。但是一套繁复的理论为什么多年来在教育教学界广为应用（胡壮麟等 2017）？重温韩礼德先生对科学话语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该理论创始人的学术声名绝不虚妄，而是建立在他对社会和教育的深度关切之上，同时也来自他对学科话语（例如科学话语）的深耕细作与远见卓识。对于学科教育的困扰，韩礼德试图从学科话语特征的描述来破解，这对于当今的科学教育和各类学科教育依然意义深远。

关于学科话语，目前各种各样的话语比较喧嚣，大多指的是话语的内容，也就是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意义。研读《韩礼德文集》十卷，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学科话语的最大贡献，是真正地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话语的体系和结构进行了深研。以科学话语为例，早在1995年，笔者读到了韩礼德参加西安交通大学学术会议时所做的主旨报告，其论述了科学话语的主位推进模式，当时就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直到《韩礼德文集》出版，笔者得以从头再读他对科学话语的十余篇论文。虽然，一些文章主旨略有重叠，但是他对主要观点作出了清晰而深入的阐述，并且紧扣科学教学中遇到的困境。在韩礼德学科话语思想的启发下，笔者提出对外交话语也应该做这样的深研，并写了《建设军事外交话语权：内涵和路径——从话语分析的视角》等文章（李战子 2017b）。韩礼德开创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话语的研究，有助于学习者从最基本的词汇语法资源开始对话语特征的把握，并且可以避免在一个浮光掠影或者语焉不详的层面上，随意使用“话语”一词。

圣贤已矣，理论长青。本文对韩礼德研究科学话语的一些论点进行了简要重述，以示缅怀和敬意。

在以下对韩礼德描述科学话语的论点进行重述之前，值得强调的是，韩礼德的关注点是基于学习者如何掌握学科话语，以及教师如何教授学科话语，因此他的语法理论和话语分析并非仅仅意在建立语法学本身，他对学科教育中语法学的作用深具洞察力，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科学语言》一书中的写作清晰明了，论述没有什么晦涩之处。

联系到学生学术论文写作中，为什么会有重复率偏高、需要靠查重来降重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种话语，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没有进行话语的有效训练，所以他们的论文往往呈现出几种声音：一是原封照搬的，二是削足适履的，三是改头换面的，四是用自己不成熟的学术语言作为黏合剂的，五是与学术话语不够兼容的一些非学术话语。

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深邃，正在于他没有去追求一些很噱头的东西。无论是批评话语分析，还是语言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建构等等，他在《科学语言》的论文中都有所涉及，但只是点到为止。这些，他的传人马丁和马西森等，都已经在他们作为新韩礼德学派传人的洋洋大观的著作中得以体现。我们怀念韩礼德，就是因为他深深立足于语言本体之中，他的分析是真正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说他有教书匠的视角和情怀应该不是贬低他。同时，作为渊博和睿智的语言学家，一个卓有远见的社会语言学家，他指出了学科话语的重要性，这会为学科未来的面貌带来改变的契机。未来的话语研究将会印证他的很多预见，这是我们怀念他的时候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的。

二、韩礼德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教育

（一）将科学话语特征落实到词汇语法层面具体而微的考察

韩礼德提出应该在所有的层面上对科学话语的特征加以解释，即词汇语法层面、语义层面和社会符号（情景和文化）层面。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更关注微观方面，尤其是科学语篇小句层面的语法（韩礼德 2015：196）。他认为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小句层面完成的，意义是在小句层面产生出来的。作为语法学家和教授语言的教师，韩礼德非常关注儿童是如何理解科学语言的。他举了来自小学教科书的例（1）：

(5) 2台FEP为一主一备，热备可随时进行切换，只保留主机提供NTP服务，备机软件自动停止NTP服务，以确保下一层设备(2台应用服务器)仅同步1台FEP，这样可确保下一层设备(2台应用服务器)的精度控制在50 ms内。

（1）a.Some animals protect themselves withbites and stings.

b.Some animalsrely on their great speedtoescape from danger.（同上：198）

他问道：“这种新的，既严谨、周密，又在一定程度上经过设计的科学知识语言和儿童最初所学的基于常识的语言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他坚持认为，“在儿童学习有关科学的各类学科知识的同时，如果能明确地给他们讲授一些有关科技语言本质方面的知识，包括它的一般总体结构和语法结构，那将会对儿童有很大的帮助”（同上：212）。的确，在我们的学科教育中，学科话语特质似乎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可做。下文中我们将以外交话语为例进行说明。

科学英语是否更加复杂？对此韩礼德从两方面作了区分：如果从词汇密度（单个小句中词汇的数量）和名词成分的结构（名词词组和名词化）来看，的确很复杂；但如果从句子结构（一个句子中小句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来看，就比较简单，因为很多句子只含一个小句。同时，由于科学英语是面向专家的语言，因此显示出语篇和逻辑方面的相互联系，并造成一些局部的歧义。这些歧义出现的地方有：名词串，造成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含混；关系型动词中，这些动词的意义常常不确定，并可以有两种解释。例如：

（2）Higher publicity means more supporting services.（同上：170）

例（2）中的 mean 就可以表示 bring about， is brought about by， requires。

对于科学领域，特别是学习科学的过程，语言学家能作出怎样的贡献？《科学语言》一书见微知著，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精细分析中论述了科学语言对科学知识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在青少年科学学习的过程中，这种关于科学话语的认识能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科学话语的特征不是任意的，韩礼德（Halliday 2007：138）说：“科学话语发展起来是为了满足科学方法、科学论争和理论的需求，它们适合专家，同样的道理，它们会对新手造成困难。从那个角度看，学习科学和学习科学的语言是一回事。”有些人会认为，“学习科学和学习科学的语言是一回事”这一论断有失客观，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其实他只是采用夸张的手法，强调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理解科学语言的特质是多么重要。在《科学话语》的多篇文章中，韩礼德谈到了科学话语中术语的特征和功能，例如第四章“科学知识的语法构建：英语小句的框架”。毫无疑问，他是从科学语言的微观层面，即科学话语的小句语法，用功能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词汇语法”层面来考察的，这是具体而微的研究，也是对科学语言最落在实处的探究。

（二）注重发生学中人的成长和发展

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本义是指生命个体从原初的受精卵发展为成体的过程，系统功能语法借用该词，并把它解释为“儿童话语形式的发展”（Halliday 2007；朱永生等 2015）。韩礼德谈到了根据其发展历史的三个方面来看待科学语言：系统的演变、作为学习者的人的成长和发展以及每个语篇的展开方式。所有这些都受同一个基本原则的制约，即具有一致性的小句形式首先出现，这就使得它在最终被重构为名词词组后仍然非常容易理解（Halliday 2007：213）。原来，种系发生学、个体发生学和语篇发生学等三个genesis在“论科学英语的语法”中就有提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意义的生成是可以从这三个不同的发生学维度来研究的（韩礼德 2015：28）。韩礼德说自己是语法学家，但他心心念念的却是儿童对科学语言理解中会遇到的困难，“作为学习者的人的成长和发展”才是语法分析的价值所在。同时，他关注科学话语发展的未来，这一点在眼下知乎科普话语大行其道的时候就更容易理解了。

（三）注重历时的语篇发展考察

韩礼德从乔叟《论星盘》的话语出发，细数了其语篇特征，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技术性的、原始性的科学语篇。这种语篇最初是出现在古典希腊语中，然后通过中世纪时期的古典拉丁语进入到英语中。语篇中包含了技术名词，包括具体的技术类名词和抽象的科学类名词，还包含扩展了的名词词组，尤其是数学类的名词词组，包含了各类推动论证的小句复合体，还有一些用来说明研究中的时间和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的过程类别，如关系过程、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分别说明“从事、观察和思考”，从而构成了科学英语的词汇语法格局（同上：155）。

他接着考察了牛顿的一篇文章《论光学》（出版于1704年）。在牛顿创立的实验语篇中，韩礼德发现牛顿用行为描述取代了乔叟的适用指导型话语，简单来说，就是用I did that取代了you do this。在及物性过程方面，牛顿也是用物质过程表示“做”，用心理过程表示“观察和推理”，而观察的结果却常常用投射小句来表达，如例（3）：

（3）I observed the length of its refracted image to be many times greater than its breath...（同上：155）

韩礼德对牛顿的代表性文章还分阶段进行描述和观察，例如他指出，“在描述实验的结果时，牛顿常常使用含有扩展和投射小句的复杂小句复合体，这种小句复合体的形式为I observed that，that I did a，x happened。但涉及数学的部分表现出另外一些复杂性：一个单句中虽然只有三个成分，但其中的名词词组却很长，很复杂，就像下面的例子……显示的那样”（同上：157）。

接下来他分析了牛顿五十年之后的一个科学家，即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学的历史和现状》一书中的话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法隐喻如何影响整个语篇的模式构造过程，以及主位和信息推进、前景化和背景化的周期性交替等。笔者认为这是他分析科学语篇时最具说服力的一些概念和方法。

可见韩礼德具有历时的话语观，通过对不同时期代表性科学话语的词汇语法特征具体而微的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对于科学写作显然是非常具有指导性的。韩礼德语篇分析颇具历时意识，这在当今的话语分析中值得借鉴。只有看到话语发展的由来和变化，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话语的形态并预测话语未来的走向。

有意思的是，韩礼德所描述的科学话语中概念和分类含混或在文章中不够凸显的情况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已经被超越了很多。例如，他在书中图示了一篇文章中提取的分类和组合关系，认为文章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

而PPT的模版专门为概念的分类和概念间的关系而设计，taxonomy从文章中被提取出来，在幻灯片中得到了凸显，事情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PPT专门从事这些分类或组合关系，这个关系被滥用了，让听众麻木了，将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分类或组合关系，换言之，使其他一些因果或更复杂的逻辑关系都带上了简单化或分类化的倾向。这可能是韩礼德当初研究科学话语时不曾料到的。

谈到二十一世纪以来话语的发展变化时，韩礼德颇具洞察力地指出，“知识是如何构架的、如何分化的，这些都发生了变化，跨学科之间被划分了主题的界限，人们交换意义时使用的话语虽然在形式上还是书面语的，但更加具有对话性和互动性，就是之前属于口语的特征。……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更高层面上语义的交汇形成了，在那个层面上，不同的语类碰撞在一起，他们的语法也有冲突”（Halliday 2007：133）。

这个十年前的观察在现如今新媒体话语大行其道的情形下，看来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历时的语篇发展考察使韩礼德对话语走向的预测更加有据可循。

（四）语言资源观：研究科学英语特质，为母语和外语的科学学习者铺路架桥

《科学语言》中有一篇发表于巴基斯坦英语教师协会编写的《教育论丛》的《科学英语中的若干语法问题》的文章，文中韩礼德更加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他关注并精细研究科学英语的初衷。学习科学知识的学生中有一些人会感到生物、物理和数学这些理科学科模糊难懂，很令人生畏，不仅外语学生，而且母语学生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老师找原因时，注意到其实这些学科所用的语言或者说科学语篇是造成困难的根源。有人说是“行业用语”拒人于门外，其实不然。一般人都认为是专业术语难理解造成了科学语篇的难懂，但韩礼德却运用系统功能语法对科学语篇进行了词汇语法层面的细致考察，提出“如果语言难以理解，那也不是因为在用词方面造成了问题，而是因为科学知识本身就难。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同上：173-174）。他一再谈到了科学语篇的作者——科学工作者为确立威望和权威所作出的词汇语法选择。同时他一再强调，“我们需要放弃我们对科学语言词汇的纠缠”，“与其说是由词汇引起的理解上的困难，倒不如说是由语法引起的”（同上：174）。这可以说是韩礼德对科学语言研究的独特贡献——落实到词汇语法（功能语法中的lexico-grammar）层面，而非停留在术语或者词汇层面。他非常理解老师们为什么经常强调技术词汇，因为和语法相比，词汇更容易谈论。但其实专业术语的理解困难也不在其本身，而在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列举了一些词汇语法难点，如连锁定义、专业分类、特殊表达、词汇密度、句法模糊性、语法隐喻、语义不连续性（同上：175）。这其中的每一条都大大超越了人们对科学语篇的普遍看法，如人们常说的大词多、术语多等等。直到现在，不了解功能语言学的人们可能还有很多是这样看待科学语篇的。

当然，“这些语法资源并不是科学语篇的作者发明的，科学家们所做的只是利用英语中已经存在的资源，发现它们并使它们实现自己本身的修辞功能，即创造出一个逻辑严密、行文流畅的语篇”（同上：165）。他总结出科学语篇的以下特征：名词性成分的一个功能是形成技术类别，即技术范畴、方法范畴和理论范畴；另一个功能是总结和打包过程表达式，即背景化（已知信息作主位）和前景化（述位为新信息）。动词性成分的功能之一是使名词化过程相互关联，其中外向型是彼此之间的关联，内向型是和我们对它们的解释之间的关联；功能之二是呈现名词化的过程，而且是作为事件来呈现的（同上：165）。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种语言资源观对于学科教育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能为学习者和教师系统梳理各学科话语中的语言资源，即词汇语法资源（例如在某个学科中，某种表达最为常用，某些评价性词汇经常出现并且具有特定的分级等），这会大大帮助学习者掌握学科话语的特质。

三、从科学话语到外交话语

在第四章中韩礼德还谈到doric and attic style，即日常话语和科学话语的区别。韩礼德举例说明并讨论了科学话语的以下七个特点：相互交织的定义、技术术语分类系统、特别的表述、词汇密度、句法含混、语法隐喻和语义不连贯（同上：162）。

语法隐喻有两个明晰的元功能环境：一是语篇意义的，即通过打理话语中的信息流动，创造出合理的论争；二是概念意义的，即创造出有序的关于抽象技术构造的分类体系。对于前者来说，是打包和变紧凑的过程；对于后者，则是压缩和结晶。如果我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科学话语，那么就可以看到其由实例的变成系统的。技术术语通常不是直接创造出来的，不是孤立于话语的，它们从话语中来，随着学科的宏观话语的展开而出现（Halliday 2007：87）。

韩礼德在《科学语言》一书中关注的是儿童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受到了科学语言怎样的困扰，如定义相互纠缠、词汇密度过大等等。同样的，在学习外交的过程中，外交语言给我们的印象，有类似科学语言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认识外交话语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学习外交政策时更好、更快地掌握它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对外交话语权的认识，这也是做好外交翻译的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考察外交话语在权威版本外宣文本中的变迁，其中考察术语的形成也很有意义。术语不是直接创造出来的、孤立于话语的，而是随着外交话语大语境的展开而逐渐压缩和结晶的。

就外交话语的演进而言，我们可以回顾我国以阶级论、意识形态论等为中心的外交话语，到当今以中国外交新理念为支撑的外交话语，并试图预测外交话语在新媒体时代的多样化发展，这也和外交特别是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提升外交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等表述也就能落在实处。

我们简要归纳了《中国关键词》（2016）中关键词的构成类别和评价。该书旨在以国外受众易于阅读和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中国政策和中国发展道路。梳理《中国关键词》中的关键字构成，我们看到了一些特定的汉语抽象名词构成方式，具体可分为两类，这两类也会有交叉。一类是使用限定的关键词，包括以“中国”开头的如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数字限定，如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九二共识、五大发展理念，这时整个构式就会因为这个数字限定而具有名词性质，四个自信、四个全面这样的关键词最好是真正重要的关键词，便于记忆和传播，但不宜过多，否则会给解释和传播带来压力。另一大类关键词构成是运用了凝结过程，中心词为战略、理念、原则等，从名词词组构型上就一目了然看出是概念或理念的提升和凝结，很适合作为关键词传播。以下仅举几例：制（度），如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域自治制度；战略，如网络强国战略、军民融合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观，如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的核安全观、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关系，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如丝绸之路精神。这些构造体现了凝结和结晶的过程，从话语的发展来看，我们也看到结晶前的形态，也可以试图去预测结晶后内涵的变化或结晶后的变体。

回到韩礼德对科学话语的研究，他认为科学语言的出现不仅记录旧的知识，而且创造了新的知识。科学英语中大量的专业词汇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语法隐喻从语篇内部的语境看，有助于论证的展开，从社会文化的语境看，则有助于构建一个各个技术术语相互联系的框架，而一个能浓缩大量知识、能抽象运作的框架，对于科学话语则起到承载论点的建构作用（韩礼德 2015：51）。同样，外交中的术语或形成中的术语进入《中国关键词》的汇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们逐渐构建一个术语之间相互联系的框架，从而为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打下牢固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笔者曾撰文梳理以“正确的义利观”为例的术语构型和翻译（李战子 2017a），希望为术语翻译在语篇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观察和研究提供一种思路。

笔者所在学校的郭鸿教授较早开始对外交语言的研究。郭鸿（1992）把外交语言定义为外交活动中实际使用的语言，这里的语言指的就是话语，正如韩礼德用“科学语言”表示的也是“科学话语”。郭鸿（1992：22）提出“研究外交语言必须研究使用外交语言的人所生活的社会的文化背景及这种文化背景对外交活动和外交语言的影响”，这是人们会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其实蕴含了将语言与社会文化语境的两分，其实话语中是自带社会文化语境的，或者说两者是相互建构的。

郭鸿的文章从方言和语域两个方面分析了作为外交语言的英语。就语域而言，从话语范围、语旨和语式进行讨论。其中语式的讨论较为详细，分为传送渠道、准备程度、发话人和受话人相互作用以及受话人人数方面。作者还据此描写了外交口语的特征，如篇章结构较完整、语言比较正式规范、句子比较长并且结构复杂、用词审慎、大词用得多，并以联合国安理会各国代表的发言为例说明。

这里的“大词”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名词化。名词化是如何改变句子结构的，名词化在创建概念，以及建立话语连贯方面的作用，作者没有论述。作者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涉猎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语域思想已是难能可贵。要从语境层面再往下一层到达词汇语法的层面，还需要等待一些年。而韩礼德《科学语言》一书就是在词汇语法层面上的精耕细作，同时也到达了语境层。这在他对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话语的分析中尤为明显。

在一部代表性的外交研究专著《中国外交六十年》的第六章“民族主义和中国外交”中，作者们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政府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基本是从词频的角度来定义话语，例如，看1949—2006年间《人民日报》所发文章中使用“国际主义”一词的文章在不同的年代区间分别有多少篇，在哪一年最高，同时使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曲折表达）的文章篇数是如何变化的（王逸舟、谭秀英 2009：208）。这样的研究很能说明外交话语的变迁和理念的消长，但对于学习者学习和掌握外交话语的行文，特别是如何撰写外交研究论文，我们还需要像《科学语言》中那样在词汇语法层面对学科话语进行细致描述。

学习外交论文写作，对于在读研究生来说，就是学习话语的方式。在笔者看到的一些论文中，有的学生不假思索地提出一些论断，缺乏对话性；有的在知识性话语和思辨性话语之间跳跃，没有做到话语的融合；还有的只有材料或观点的堆砌。充满对话和思辨同时基于事实和材料的外交论述话语应该怎样打造，这时，像新韩礼德学派的马丁等人分析历史话语那样，为学生深度解剖外交话语的语义特质就会更有帮助。

四、话语深度研究与学科教育的切入点

韩礼德对科学语言的论述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思路。他曾列举教育语言学的范围，包括教材编写、教材语域研究、课堂话语、课堂语类以及模态间的学习过程等，还有从学习者角度来看的语法使用和语域变体等（赖良涛 2015：31）。“知识不是用语言编码的某种其他存在物，其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的，无论常识性知识还是学校教育传递的知识都是如此……Halliday从建构主义视角对知识本质的论述，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教育内容（即知识）研究开辟了一条基于语言的道路。”（同上：32-33）韩礼德《科学语言》为我们梳理了话语深度研究与学科教育关联词汇语法的方方面面，希冀在怀念这位语言学先贤、大师兼良师的时候，本文的零碎思考能对理解学科话语和提升学科教育有一点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