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

2018-02-10李斗石王慧杰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8年1期

李斗石，王慧杰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外国语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1853年，日本开港后，需要应对很多欧美贸易事务，外交事务也十分繁忙，但缺乏外语人才，尤其缺乏英语人才。由于江户幕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既不准外国人自由来日本，也不准日本人出国；既没有完整的外语培训机构，更无掌握外语的现成人才。此时，补这个缺口、解日本燃眉之急的就是长崎的华裔末代唐通事。

江户时期长崎唐通事是一群特殊的翻译队伍，用现在的语言描述，唐通事就是集翻译官、外交官、书记(秘书)官、商务官为一体的特殊官员。在日本长崎唐通事活跃的260多年里，前后有近千人充任各级唐通事，其中出身于福建籍家族的人占绝大多数。华裔唐通事世代落叶扎根于日本长崎这片土地上，与异国他乡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墓碑等唐通事的历史遗迹至今都保存在长崎[1]。唐通事体制随着明治维新土崩瓦解，末代唐通事面临着被时代唾弃的危险境地。但幕末长崎的末代唐通事群体不是墨守陈规的无能之辈，而是一群锐意进取、才华横溢的优秀华人后裔。他们高瞻远瞩，思想开放，与时俱进，率先学习英语，走在日本门户开放的最前沿。明治初期，他们凭借外语优势，成功实现角色的转型，不仅活跃于日本门户开放的前沿重地和外交等领域，而且走向了世界，有的成为日本最早的英语教育家，有的成为翻译家，有的进入明治新政府，成为政治家、外交家。唐通事体制解体的1867年，长崎在任的各级唐通事有75人，其中5人年老退休，4人赴京，剩余的全部被长崎地方政府任用，在长崎地方政府任各级翻译官(通辨职)的就有53人，后来又有一批调到全国各地充任书记官、翻译官[2]。他们也不负众望，在外交界和其他领域展示了聪明才智，赢得了日本政府的信赖。

一、幕末遣清“千岁丸”使节团中的华裔翻译官

1862年，一向恪守闭关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为了打开对中国的贸易，派遣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51名官吏、藩士及随员组成的考察团，乘坐“千岁丸”号官船到上海考察，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是锁国以来，日本幕府第一次派遣官方的船只来中国，也是开国后，日本幕府企图打开与中国关系的一次尝试[3]。

在这51人名单里，有两个长崎唐通事的名字：唐小通事周恒十郎和唐小通事并*唐通事实体由大通事、小通事和稽古通事等“三役”构成，并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细化，各种名目的职级多达16个，如大通事上面有唐通事目附等6个特殊唐通事，其下面分设大通事过人和大通事助2个职级；小通事下面分设小通事过人、小通事助、小通事并、小通事末席等4个职级；稽古通事下设稽古通事见习1个职级。蔡善太郎[4]。他们两人作为翻译官同船赴上海，还各自带了一个仆人。根立助七郎等八人谒见苏松太道吴煦时，此二人就在其中[5]。在上海期间此二人参与了对上海的地理、历史等情况的调查，考察结束回日本后，蔡善太郎撰写了26份考察报告[6]。

那么，此二人是何许人，为何能够承担汉语翻译？我们来追溯此二人的身份，在颍川君平的《译司统谱》[7]里，记载着唐通事周恒十郎和蔡善太郎的名字。

周恒十郎的始祖是，长崎住宅唐人周辰官[8](？—1683)，泉州府人，天主教徒。周家作为很普通的唐通事世家，家门并不十分显赫。第六代周文次右卫门(？—1826)，也就是恒十郎的祖父在当时的长崎小有名气，1805年升格为小通事并，具有很高的汉学造诣，曾汉译过《忠臣藏》。周恒十郎就是周家第八代，也是长崎末代唐通事，1867年升至大通事过人，他是周家最有出息的后孙。颖川君平的《译司统谱》中没有记录他的生辰，各种历史文献里无法考证他的殁年，估计明治维新后未等进入新的长崎地方政府就离世了。

蔡善太郎(1822—1883)的始祖是蔡二官，第二代蔡宗寿(？—1726)曾任漳州方诘番内通事。依此估计，始祖蔡二官是福建漳州人。蔡善太郎(1822—1883)是蔡家第九代，亦称善助，第八代蔡一郎子。他也是长崎末代唐通事之一，1867年职位升至小通事过人(在小通事中位于第二级)。明治维新后唐通事体制解散时，被新的长崎地方政府任用，职位是通辨役头取助(翻译官)[8]855。

二、幕末最早习得英语的华裔英才

日本门户开放后，长崎的唐通事敏锐地意识到学习英语的必要性，率先习得英语。在唐通事的影响下，日本长崎成为幕末英语教育的摇篮，培养出何礼之、郑永宁、林道三郎等一批三语(英、汉、日)兼通的优秀外语人才。

最早学习英语、并起到领袖作用的是唐大通事郑干辅。郑干辅(1811—1860)，又名大助、号敏齐。他的始祖是长乐县籍郑宗明，日本很多文献都说宗明就是郑成功的亲弟[2]273。干辅是郑家第八代嫡后孙，13岁开始任稽古通事见习，47岁升至大通事，精通满语，49岁开始学英语。1859年，郑干辅最早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认为唐通事仅仅学习汉语不够，还要学习英语，并向长崎奉行提出建议，得到许准。1859年，在郑干辅的带领下，何礼之等6人跟随美国人玛高温学习英语。这在当时传为佳话。郑干辅收下20多个弟子传教英语，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何礼之、郑永宁、颍川君平、平井希昌、柳谷谦太郎等。郑干辅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 1861年唐通事们在郑干辅发起创建的长崎崇福寺三门内附设了译家学校，给唐通事后代传授汉语和英语[8]679-682。译家学校成为日本最早的英语教育机构之一，颍川重宽等人在此担任过教授方(教师)，很多末代唐通事及其后代就是在这里习得汉语和英语的。

吴硕(1824—1891)，又名硕三郎、润平，名义上属于漳州府籍吴振浦家系第九代后孙，实为晋江县籍吴荣宗的第九代后裔郑永宁的亲兄。他19岁开始任无薪稽古通事，38岁时升到小通事，1867年任大通事。吴硕也是日本长崎唐通事中最早学习英语的人之一。由于他的英语才能出众，明治维新后被长崎地方政府任用，职务为广运馆(英语教育机构)翻译方(译官)，不久到神奈川任翻译官，后调到外务省，任驻厦门领事馆事务代理[8]781-782。

颍川君平(1843—1919)，旧名驹作，讳雅文，号锦溪。始祖是漳州府龙溪县籍医官陈冲一。不过以陈冲一为祖的颍川家，第二代开始被女婿叶茂猷继承(冲一的同乡人)，第三代时，分出叶氏颍川家系，第六代时又有一支叶氏颍川分家系派生。君平归属颍川叶氏分家系第四代，也就是陈家(颍川)第九代传承人之一。他10岁开始任稽古通事见习(无薪)，曾跟随郑干辅学习英语，1864年22岁升任至小通事并，同年被调到神奈川任翻译官。1871年大藏卿伊达宗城和外务大臣柳原前光赴清国进行议约时，君平与郑永宁和颍川重宽同任翻译官。1880年出任驻纽约领事，回国后历任大藏少书记，神户税关关长，最后官至高等官三等，月薪高达3 000丹(日元)[8]76-79。

三、岩仓使节团中的华裔翻译官——何礼之

最早习得英语、成就最显赫的是华人后裔唐通事何礼之(1840—1923)。他出生于以何海庵为始祖的唐通事世家。始祖何海庵(？—1694)祖籍为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长崎第一代住宅唐人。海庵唐通事世家第四代开始由于没有男丁，由女婿或义子继承其唐通事役株。何礼之的父亲何荣三郎(1813—1885)就是作为何家义子继承第八代唐通事，但其实礼之也是何家第五代亲外孙。何礼之的母亲也是出生于唐通事世家，是福建省福清县籍住宅唐人何毓楚(1598—1671)的第四代后裔(孙女)。何礼之从小聪慧过人，5岁继承父亲的役株，任稽古通事见习，18岁正式升任小通事末席，15岁开始习得汉语，23岁升任至小通事助[8]479-495。

何礼之是日本幕末和明治初期最早习得英语的英才之一，是日本早期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早在1954年与另外一位唐通事平井希昌一起，凭借马礼逊编写的《华英·英华字典》自学英语，并得到了长崎奉行的许可与支持。1858年，何礼之与游龙彦三郎、彭城大次郎、太田源三郎和平井义丰浪等四位唐通事，奉长崎奉行之命，跟随英国货船华人船员学习英语，从此何礼之走上了英语教育之路，成为日本最早的英语教育家。由于他英语能力出众，1862年被调任到译家学校任洋学世话挂(教师)，次年升任为英语稽古所学头，1867年被召到江户任海军传习所通辨头取，1869年成为大阪府立语学校校长，其间也在家里举办过英语私塾，传授英语。何礼之也是明治初期的日本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法之精神(万法精理)》(共计15卷)等十几部译著，对后来的西学传入以及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9]。

1871年12月，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游历欧美12国，历时近两年。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庞大考察团里就有何礼之的名字。在此何礼之担任全权大使的一等书记官，1872年使节团在美国滞留期间，何礼之负责使节团翻译实务，在华盛顿跟随副使木户孝允进行了宪法等政治调查，其间开始着手翻译孟德斯鸠的《法之精神》。同年8月，作为全权大使的先遣人员提前赴英国，一直到1873年6月为止，巡回访问了欧洲各国。

何礼之是明治初期的日本政治活动家。使节团回国后，1874年2月他升任内务省五等出仕翻译事务局御用挂，之后历任内务省权大丞、权大书记官、图书局长、大书记官。1884年12月，被推举为元老院议官，1891年12月，荣升为贵族院敕选议员。他是二战前获得此荣誉的唯一的华裔。他晚年离开政界，偶尔出任东京区、町级别的议员[9]314。

与何礼之一起学习英语的同僚，可根据宫田安氏的《在日通事家系论考》查明他们的身世。

平井义十郎(1839—1896)，始祖是平井敦昌，祖籍与原姓不明。义十郎是平井家第十代唐通事，23岁升任至小通事助。他和何礼之一起学习英语，并一起走上了英语教育之路。幕末唐通事体制解体后，在长崎地方政府任最高翻译官——外国管事役所挂诸司长，享受很高的待遇[8]934-949。

游龙彦三郎(1829—1865)，又名彦次郎。他的第一代先祖是福清县籍唐年行事林时亮(公琰)(1598—1683)。彦三郎父亲是林家第八代后孙，名曰游龙彦十郎(1803—1862)，是林家第七代官梅百十郎的次子，早年曾过继到神代家(熊姓华人)做养子，后来继承游龙辰三郎(长乐县籍华人刘一水分家)家的唐通事役株，曾升至大通事过人[8]681。彦三郎属于林家第九代后孙，是第八代游龙彦十郎的长子，其弟就是外交家林道三郎(香港副领事)。彦三郎15岁任无薪稽古通事见习，20岁正式任小通事末席，1860年升任至小通事过人，1865年英年早逝[8]221-227。

彭城大次郎(1832—1874)，江苏省淮安府籍华人刘凤岐第十一代后人，从15岁起做无薪稽古通事，1860年升至小通事过人。他是幕末有名的英语研究专家，1874年跟随时任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从军，参与牡丹社讨伐(出兵台湾事件)，死于台湾[8]268-289。

太田源三郎(1835—1895)，祖籍福州，原姓不明。19岁开始作稽古通事，20岁继承父亲役株任小通事末席，幕末唐通事体制解体后赴东京进入工部省，后调至外务省[8]907-931。

四、日本明治初期的华裔外交官

据王力的《近代驻华日本领事贸易报告研究》[10]，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中国上海、福州、香港以及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设立了领事馆。19世纪末期，在驻中国领事馆担任过领事职务的唐通事及其后代就有5人。他们是：

林道三郎，任驻香港副领事(1873.4.20—1873.09.12)；郑永宁，任驻华临时全权公使(1874.11.29—1875.02.10和1878.03.10—1879.03.08 )；蔡祐良，任驻上海领事代理(1875.09.25—1875.11.16)；吴硕，任驻厦门领事馆事务代理(1876.09.11—1877.01.09)；郑永昌，两度出任驻天津领事(1896.03.09二等领事，1897.12.22—1901.04.01一等领事)；还有颍川重宽(叶重宽)、清河矶次郎(四川达阳籍张三峰的第九代后裔)、神代延长(熊姓华人后裔)、郑永邦等人，在外务省(卿)担任过书记官或翻译官。另外柳谷谦太郎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1876年)，颍川君平(叶雅文)任驻美国纽约领事(1880年)。

林道三郎(1842—1873)，是前面提到的游龙彦三郎的弟弟。为了继承唐通事职位，一开始过继到西村家(漳州籍华人陈潜明的后孙)做养子，1859年回到本家进入唐通事行列任稽古通事，唐通事体制解体时在小通事助职位上，之后被任命为长崎奉行三等通事，同年被派到神奈川，1868年7月被神奈川府任命为通弁(翻译官)，从最底层的翻译官做起，逐步升任为神奈川县一等翻译官、典事。1872年发生玛利亚·路斯号船事件时，他负责审理案件，由于表现突出职位频繁升迁，不仅得到外务省和清政府的嘉奖，而且得到外务卿副岛种臣的赏识，被任命为香港副领事，从神奈川县课长级官员一跃跳到七等级外交官。林道三郎具有语言天赋，英汉精通，参与编写《英日辞典》，为西学的传播做了很大贡献[11]。

蔡祐良，生平无法考证。颍川君平的《译司统谱》中没有记载蔡祐良的名字。安田宫在《唐通事家系论考》中记载，蔡善太郎的家族第六代叫蔡熊右卫门，曾经使用过“祐良”(1788—1811)这个名字，但与作为外交官的祐良身份不符。不过其他日本学者却明确指出蔡祐良是唐通事，曾任过“汉语学所”教师[12]。根据安田宫的《唐通事家系论考》，蔡家明治维新后没人进入新政府，但从年龄上看，很可能蔡祐良就是蔡善太郎。因为，很多唐通事家族几代人经常使用同一个名字，只是号不同。

柳谷谦太郎(1847—1923)，先名柳屋美浦松，名义上属于柳姓华人第七代后裔。14岁开始继承养父的役株任稽古通事见习，曾跟随郑干辅学习英语，19岁在济美馆(长崎英语传习所)任英语教师，唐通事体制解体时以稽古通事见习低微的身份转任长崎外国管事役所挂上等通辫役。1876年30岁时出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之后历任外务省书记官、农商务省水产局长代理、特许局局长，后官至从五位高等官四等，退休时为高等官二等五位勋三等。1888年曾作为事务官被派到巴黎参加了世博会[8]311-312。

郑永宁(1829—1897)，原名吴卯四郎(牛郎)、右十郎。很多人说郑永宁是郑成功的后裔，其实二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永宁作为郑干辅的养子，是名义上的郑家后裔。他的生父为福建晋江县籍吴荣宗的第八代后裔吴用藏(1794—1831)。郑永宁20岁才踏入唐通事门槛，23岁升为小通事过人，唐通事解体时已经成为小通事，作为郑干辅的养子，踊跃学习英语，初显英语才华，精通英汉日三语。幕末郑永宁和他的吴氏家族亲兄弟在唐通事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明治维新后，凭借语言优势，一开始进入长崎地方政府，与他哥哥吴硕一道任广运馆翻译方(译官)，1869年调入外务省，历任大译官、外务少记、一等书记官、权大书记官，曾两度出任驻华临时全权公使[8]682-683。

郑永宁与中国的关系最密切，结识很多清朝官员。当时清政府没有日语翻译官，凡是中日之间发生的外交关系，基本都由郑永宁担任翻译。查阅《大日本外务文书》，从1868年第一卷到1894年第二十七卷，频繁地出现郑永宁的名字，他跟随柳原前光、伊达宗城、副岛种臣、大久保利通、森有礼、伊藤博文访问中国，主要担任翻译官、书记官。他参与了《清日修好条规》的整个过程，多次跟随柳原前光、伊达宗城等大臣前来中国交涉。由于在签署《清日修好条规》中有功，获得正五位勋五等勋章。在琉球漂民事件和日军入侵台湾事件(1871—1874)的处理过程中，郑永宁也担任过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柳原前光的翻译官。森有礼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时，郑永宁也在谈判席上。1885年，郑永宁跟随伊藤博文到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郑永宁晚年转入司法省，训点翻译《大清会典》《法国律例》等文献[13]。

郑永昌(1855—1931)，郑永宁的二子，继承郑家事业，成为外交官。郑永宁退出外交界后，由他的二子永昌和三子永邦(1863—1916)担任中日外交翻译。郑永昌两度出任驻天津领事。甲午战争后订立《马关条约》时，郑永邦任伊藤博文的翻译，永邦曾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义和团事件发生时，全力保护驻北京日本公使馆，并出面与清政府交涉。1905年12月，永邦跟随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到北京签署《满洲善后协约》[14]。

五、对华裔末代唐通事的基本评价

(一)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

日本幕末和明治初期，遣清使节团和岩仓遣欧美使节团等重要对外考察团以及其他重要的外国访问活动中，都能找到华裔末代唐通事的身影。他们在考察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翻译，更重要的是借助语言优势参与考察外国的形势，以及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文化、风俗习尚，回国后还整理撰写考察报告，翻译有价值的外国书籍。幕末日本人主要通过“千岁丸”使节团的报告获得信息，了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及外国的基本形势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的中国情况。刚刚诞生的明治政府，也是通过欧美使节团的考察报告，才开始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发展工商业是民富国强的根本途径，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彻底改革日本封建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加强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何礼之在欧美使节团里所起的作用，除了给全权大使担任英语翻译官外，也参与了对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调查，还翻译了大量西书，传播西方进步的政治制度，为明治维新以及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译著也传播到中国，上海等地曾经出版过何礼之的译著汉译版。

幕末明治初期，多数末代华裔唐通事率先学习英语，成为日本最早习得英语的英才。他们不仅兴办英语教育机构，培养英语人才，编撰英语辞典，普及英语，造就了何礼之等日本最早的华裔英语教育家。他们就是凭借英语才华进入日本政界和外交界，并担任了要职，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做出了贡献。

(二)在明治初期外交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幕末和明治初期，由于刚刚打开国门，既缺乏外语人才，也无外交经验，日本外交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日本外交部门一开始没有设专门的翻译官职位，每当与外国交涉或与外国发生纠纷的时候，由具有外语才华的官员临时充任翻译。率先掌握英语的末代唐通事，虽然位居各级政府的普通官员位置上，但一遇到外交事务和外事纠纷，首当其冲承担了各类翻译。这些末代唐通事也不负众望，在外交界和其他领域展示了外语才华，赢得了日本政府的信赖。日本外交正是依靠这些华裔，打破了被动的局面，走向了世界。

19世纪末开始，日本在世界各国设立大量驻外领事机构，到1933年为止，仅在中国就设55个领事馆[10]绪论3。在这些驻华领事机构里担任重要职务(副领事以上)的末代华裔唐通事就有5人，还有不少人担任书记官、翻译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凭借英语优势，担任美国领事的华裔末代唐通事就有2位，有的还在外务省、内务省、海关、地方政府任要职，完全融入到日本政界，还出现了个别杰出的政治家(何礼之)和外交家(郑永宁)。

(三)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个基本上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15]。末代唐通事郑永宁等人自始至终参与这个条规的签订过程，不仅担任外务大臣的翻译，还负责起草文件。向外务省提交的情况报告，多数署有他的名字。1872年发生的玛利亚·路斯号事件，时任神奈川县一等翻译，兼权典事的林道三郎介入调查，及时妥善处理，得到外务省和清政府的嘉奖。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这种善事极其罕见。这些事件都属于中日平等、友好往来的极少事例。在此，华裔外交官扮演了和平使节的角色，他们虽身为日本政府官员，但没有忘记自己是华人，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还为华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唐通事虽然归化为日本人，但他们世代习得汉语，传承中华文化。日本当局要求他们改姓，但何、吴、郑、蔡、王、杨、周、卢、薛、李姓等唐通事家族还是一直沿用本姓，即使改姓也没有忘记祖籍，用祖籍地名代替姓氏。如“颍川”是祖籍为河南颍川的陈氏，“彭城”是祖籍为河北彭城的刘氏。唐通事出身的外交官林道三郎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林家后代，具有强烈的同族认同感，家里摆放着世代祖宗的画像，格外强调自己是林家第八代后孙。

末代唐通事出身的外交官颍川君平晚年(1897年)编写《译司统谱》，记载了从1604年到1861年267年间，所担任各级唐通事(含广义上的唐通事)1 654人次，实际836人的姓名。在这本书里，著名的唐通事出身的政治家何礼之和外交家郑永宁分别撰写了序言和跋文。唐通事的名字和家系之所以能够记录到现在没有被遗忘，得益于这部文献。林道三郎的曾孙林陆朗博士(原日本国学院短期大学校长)，在他的著作《长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荣及其周边人物》[16]中，以他的第一代先祖林时亮(公琰)及其二代林道荣为主线，全面描述了唐通事世家发达史。作者于20世纪70年代曾到福建省福清市港头镇前林村进行过寻祖访问。

(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

甲午战争之前，在清政府里一直没有日语翻译官。直到甲午战后，1895年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辨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谈判的时候，才开始有中方的日语翻译官。据《大日本外交文书》记载，此次谈判共进行七次，中方翻译官卢永铭和罗庚龄始终在谈判席上为李鸿章担任翻译[17]。据查证，这两个日语翻译官是1882年后中国驻日公使馆培养的首批翻译官[18]。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间的任何外交交涉，基本都是由日方人员承担翻译，而日方的汉语翻译又基本都是华裔唐通事出身的外交官。

在和平时期，中日之间进行平等外交往来的时候，华裔外交官和翻译官起到和平使节的作用。但在近代中日外交史上，不平等的外交占上风，和平外交是短暂的，中国始终处于被欺负、受凌辱的地位，所以华裔在中日和平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每当日本觊觎中国、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些华裔外交官自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从明治初期到甲午战争发生的1894年，中日之间签署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也发生了琉球漂民事件、日军入侵台湾事件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些事件中，华裔末代唐通事充当了外交官和翻译官，为日本政府所利用，为日本侵华战争充当了马前卒，毫无疑问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或许他们与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军所利用的大陆汉奸(翻译官)有微妙的区别，但基本属于“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实质都是一样的，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

不仅如此，不少华裔唐通事还亲自参与了这些战争。据初步核对，参与侵华战争的华裔唐通事有：沙县籍卢君玉的第九代传承人卢高朗和江苏省淮安府籍华人刘凤岐第十一代后人彭城大次郎，参与牡丹社讨伐(出兵台湾事件)，前者受伤九死一生，后者死于台湾；江苏省籍华人刘凤岐的分家系第十一代后人彭城邦贞亲自参加了1894年甲午战争，后任台湾总督的翻译官；以漳州府籍吴振浦为始祖的唐通事家系第十代后裔吴大五郎，在甲午战争其间配合情报部门破译清军电报密码，致使清军遭到惨重损失[19]。据查证，外交官吴硕三郎确有叫大五郎的儿子，排行老二，长子吴启太也是外务官。

甲午战争以前，在中日外交较量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频频败给对方。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以及官员无能。但中国外交上的失利，也与没有自己的翻译官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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