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认同建构中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限度
2018-02-10王结发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王结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浙江湖州313000
1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匿名化”和“非人格化”的特征,从而良好的社会秩序愈发倚重于法律、政策等各种人为创立的制度规范的刚性约束[1]。但人为创立的制度规范既可能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也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为创立的各种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因为,如果当一种制度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外在要求、社会要求与行为者对自己的要求就会实现统一,人们就会自觉地遵从它,从而达到社会有效整合的效果,“一种规则当我有意识地强加给自己或者因为理解而自愿地接受它的时候,它就不会压迫或奴役我......理解事物何以如此也就愿意它们果然如此”[2]。反之,如果一种制度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它就始终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只能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来发挥作用,人们就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态度对待它,而不可能积极主动遵从它。这样,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建构出被蔑视的体验,这种体验则构成了个体卷入集体反抗、投身于政治斗争的内在动机[3]。如黑格尔所说:“当一种制度的状况和部分,已不再为人信仰,任何想用夸口的江湖骗术使人重新信赖它们的企图,任何用漂亮词句粉饰尸虫的企图,都不会是仅仅使精明的制造者蒙受耻辱,而是会给一场更恐怖的爆发准备下条件,那时改革的需要就会伴随以报复,往往经受蒙蔽的被压迫的人也将受到叵测的惩罚。……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