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进桃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电影创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本妥协、与商业共舞。消费语境下对“底层”的商业化叙事，除了走喜剧路线之外，底层女性“苦情”叙事也是赢取票房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样式之一，从最早第一代电影人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第二代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直至第三代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影片，苦情戏作品的持续获得成功令其盘踞中国商业电影主流地位近八十年。”［1］与家庭伦理题材联系在一起，以曲折、悲情见长的底层苦情戏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浸熏的国度，中国观众总是“设身处地地认同苦难，将心比心地同情苦难，于是构成了 ‘煽情——流泪’这一中国电影文化的重大特色。”［2］中国早期的电影经典，包括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1923）、孙瑜的《小玩意》（1933）、郑正秋的《姊妹花》（1933）、吴永刚的《神女》（1934）、蔡楚生的《新女性》（1934）、《渔光曲》（1934）、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等，均是底层女性苦情戏佳作。胡柄榴的《乡音》（1983）、陈朱煌的《妈妈再爱我一次》（1988）、孙沙的《九香》（1994）等便是这种家庭伦理苦情戏的延续。一般来说，底层群体由于经济、文化地位等的特殊性，往往比其他群体更具悲情色彩，因而与苦情戏有着更加直接的、天然的联系。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较有影响的底层女性题材影片，包括孙周的《漂亮妈妈》（1999）、王超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