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艾珂 吴敏苏 赵 鹏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不结盟国家首次提出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各方讨论,该讨论甚至延续至今。2011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重提此概念,又引发了各方关注。旧秩序仍然存在,新秩序还未显雏形,但人们对霸权的抗争和对平等的追求却一直在进行,也涌现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实践。而今天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国际环境进入后冷战时代,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都使得今天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探讨有了新的可能性。2016年12月31日,中国国际电视台正式开播,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日益急迫的发声需求,使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加入了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战场。而中国的经验和实践,或许可以提供一条有别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RT)崛起模式的新路。

本文通过梳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一系列斗争实践,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这些实践的内在推动力是什么？这些实践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意义是什么？走向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未来道路在何方？

一、 “新秩序”的提出与二十世纪末的失败斗争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在1976年由不结盟国家首次提出。其关注重点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传媒与信息的不平等①,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全部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少数几个传媒中心(位于发达国家)信息的消极接受者。

这场发展中国家谋求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和发展中国家谋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运动有着紧密联系。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霸权和文化传媒霸权一体两面,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二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发达国家的整体优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斗争中明显感到,在世界新闻传播领域内,工业经济发达国家控制了世界新闻的发布权,并且利用他们掌握的大量的传播媒介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来诋毁和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甚至挑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制造混乱。”②传媒和信息的旧秩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广播公司和商业媒体利益的来源,更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殖民的有力捍卫者。这正如诺登斯敦和瓦里斯所认为的,“它赤裸裸地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一心一意从外面操纵第三世界的企图。”③因此,这次争求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其内生动力在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政治权力和民族自主的追求,对殖民霸权的整体性反抗。这场运动是国家集体的斗争行为,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斗争场域,最后因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悬殊而以失败告终。

1970年和197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就传媒的不平等向少数发达国家发难,而在提出“世界新闻新秩序”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0年正式出版了麦克布莱德的著名报告《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但在这场辩论当中,双方各执一词,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对其的报道常常充满偏见,且新闻机构常常被商业把持,故而报道无法准确；但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制度无法保障新闻自由,更会曲解新闻的真实。而且发展中国家要求新闻业是独立的、民族的,要求国际新闻流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但发达国家则倾向于自由流动和市场化运作。

虽然美国对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进行了强烈反抗,但是1983年第2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仍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中期计划。可以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和“新秩序”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很快,作为该组织最大出资国的美国在1984年退出该组织,英国和新加坡随后退出,而该组织则“在随后的20年里尽力恳求美国返回。”④作为对美国返回的让步,“在1991年的温得和克宣言中,教科文组织加大了压力,要求用自由市场来解决传播问题……”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强国妥协,几乎完全认同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新闻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是认可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信息与传播的控制权,这场运动也因此以失败而告终。

但这场运动,尤其是《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等一系列相关研究,确证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下的不平等,指出了不平等的多重结构,并且引向了对后殖民的批判。这场运动向世界揭示,传播的不平等会起到激发反抗、促进调整的作用,但是这场运动的最终失败,则揭示了当年采取的斗争模式并不具有强有力的可行性。

当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撤资、退出时,人口多数、力量弱势的国家集合起来进行的“议会斗争”也就失败了。当组织无法约束反抗的对象,且失去反抗对象之后就难以生存时,组织的斗争就无法彻底而激烈,其成功前景就容易变得渺茫。这正如柯林极富洞见的论断：“实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核心的战略带来的问题是,它把新闻业的问题转换成了外交问题”。⑥即,这种斗争方式将应当具有平等性的传播权力斗争变成了本就不平等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斗争。

秩序,意味着权力关系,是多元斗争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斗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各国的国际经济、政治行为和国际观念在媒介领域内的表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斗争中,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被揭示出来,但没有被撼动。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遭受巨大冲击,西方发达国家所强调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似乎更具备了合法性,故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议题甚至一度销声匿迹。这个局面直到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崛起才得到改变,而这两家媒体采取的是与“议会斗争”完全不同的斗争模式。

二、 后冷战时代的新实践：半岛电视台与“今日俄罗斯”

在今天,新闻和传媒的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既成事实,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斗争的失败也要求我们找寻一条新的路径来撬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半岛电视台与“今日俄罗斯”的崛起被很多人看作是这条新道路的成功代表。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作为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已经跻身世界主要媒体的行列,且在西方国家也拥有了大量受众,甚至在YouTube、Twitter等平台上其用户已经超过BBC、CNN等老牌媒体。这两个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和俄罗斯的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极大欢迎,而它们都努力提供有别于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和信息⑦,故而冲击了西方主流媒体报道并传播世界全部新闻的局面。甚至连柯林斯也说：“无论如何,改变国际规则并不能改变媒体力量的真正平衡,除非有更多西方以外的组织有能力仿效并超越半岛电视台的成就。”⑧

那么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采取的是怎样的模式呢？他们因何被认为是成功的？根据已有的对这两家媒体的分析论述,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崛起之路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这两家媒体都是国家支持,具有国家属性。半岛电视台在1996年11月开播,是卡塔尔政府一手设立的,最初由其外长贾巴弗可尔一塔尼提出⑨,并且得到新上台的埃米尔(卡塔尔最高领袖)哈马德支持,由埃米尔哈马德(执政至2013年)注资成立。而且埃米尔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半岛电视台的持续发展：“比如解散文化部,取消对媒体的审查制度等,不仅如此,卡塔尔在《永久宪法》中明文规定保证新闻自由、印刷和发行自由。”⑩可以说半岛电视台是在卡塔尔的全力支持下成立,为国家最高领袖所有,为国家服务。而“今日俄罗斯”亦然,“2005年-2006年,俄罗斯国家财政每年为它拨款3000万美元,2007年达到1亿美元,2008年-2009年每年接近1.45亿美元,2011年-2013年每年投入超过2亿美元。”而近年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从机构和资金来源上看,这两家媒体都具有极强的国家属性,是一国政府用举国之力创办的国际传播媒体。

这两家媒体都是国家创办、国家资助,所以也经受过一些沦为国家宣传工具的讥评。半岛电视台曾被小布什称为恐怖主义电视网,“今日俄罗斯”受到俄罗斯政府的巨额拨款也常常被西方主流媒体视为俄罗斯政府的宣传机器。为了扭转这种负面形象,这两家媒体都报道了一些甚至大量的跟本国政府立场相悖的新闻,以体现自己的独立性,塑造自己的公信力,以争求西方受众的欢迎,而其结果是成功的。半岛电视台在巴以冲突中给予双方发声的机会,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的局势中“凭借符合西方专业新闻精神的深入报道赢得广泛赞誉”,并“摆脱了小布什政府加诸于我们的(恐怖主义电视网)污名。”而“今日俄罗斯”则更是如此,根据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鹏的统计,“RT的负面报道比正面报道还要多,因而观众普遍认为,虽然RT的经费来自国家,但其官方色彩不浓,其报道不失客观性和公信力。”这两家媒体的成功也证明了国家创办媒体的合法性(甚至连BBC也是国家注资,国家所有),媒体的国家属性不必造成媒体接受上的困难,也证明了国家属性与媒介专业性并不必然冲突。

除了国家属性和着力塑造媒体公信力外,这两家媒体都从西方主流媒体招募了大批资深记者,且薪资不菲。“卡塔尔政府以高薪和享有完全自由的双重许诺从英国BBC广播公司阿拉伯语部挖走一大批记者”,在半岛电视台开设英文频道后,其记者也大多要求具有西方媒体的从业经历。而“CNN著名主持人拉里·金、在主持过程中持鲜明反战观点的女主播艾比·马丁(AbbyMartin)等,他们的加盟为RT注入了新的活力。”招募西方主流媒体记者,一方面可以直接吸引对这些知名主播、知名记者有着极强粘性的用户成为半岛和RT的用户,另一方面,他们的话语模式、报道风格也会更加贴近西方受众,从而使独特的新闻拥有更广泛的传播空间。半岛电视台“采用了与西方主要新闻机构大致相同的标准。不管是好是坏,这些都是在世界上被普遍公认的新闻广播标准。”

我们不用质疑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在阿拉伯国家,甚至在欧美,这两家媒体都收获了巨量的观众,希拉里曾在国会中说：“半岛在美国的观众在不断增多。”而且它们通过新媒体避免了落地入户的困境,半岛已经成为“YouTube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频道,每月约有250万的受众。”这两家媒体的实践,几乎遵循相同的模式：国家创办、国家支持,采用国际(西方)的报道标准,且以提供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新闻为追求,努力培育媒体公信力,并利用新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它们不仅使发展中国家传媒人才队伍壮大、传媒机构力量增强,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有了传播的渠道,甚至影响了国际新闻的流向,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流入西方发达国家,这从某种程度上逆转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中的单向信息流,实现了对旧秩序的冲击和反抗。

卡塔尔和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为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提供了坚实后盾,而被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的阿拉伯世界和俄罗斯,其迫切的发声需求成为推进这两家媒体成立的重要因素。这两家媒体在网站的自我介绍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本国的视角和不同的声音,这使得两家媒体成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和国家利益的坚实捍卫者。可以说,这两家媒体诞生于后冷战时代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境之中,用新闻自由市场中的媒体实践形成了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反抗。

这种反抗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抗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回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俄罗斯,除了在国际传播中为保护‘国家利益’而同西方展开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外,不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这一体系的另类选择。”从多国的共同目标走向一国的国家利益,从以经济政治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斗争变成了媒体建设实践,从对不平等体制的抗争变成了尊重游戏规则下的话语权争夺。究其实质,阿拉伯世界凭借资源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俄罗斯继承苏联遗产其经济总量也不容小觑,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成功与国家经济实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反抗,从某种程度上看,仍然是国家经济实力博弈消长的结果。那么需要拷问的是,追求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为了让更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媒体跻身世界一流,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新闻吗？这两家媒体的成功究竟是撼动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还是扩员了旧秩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数量？

三、 中国情境与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实践

如果我们认可经济实力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重要性,那么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且仍然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国际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仍然没有一个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中国的国际话语实力和中国在全球中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有着巨大悬殊。而中国同样作为那个“想象中的东方”,经受着西方主流媒体的刻板化呈现与不公正报道。和俄罗斯、阿拉伯世界一样,中国有实力也有意愿创办一个用于国际传播的有影响力的媒体。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而在当年年底,被视作外宣旗舰媒体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正式开播,它的诞生可被视为这种迫切需求的直接产物。

中国国际电视台也是国家创办的,受到国家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仅是人员、场地和资金,还包括王毅记者会上对CGTN的推介、包括时政部的时政快讯首发CGTN等。这一系列的主动推介和政策支持都是使CGTN得以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播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与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需要突破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消除国家创办所带来的宣传机器的不良印象？如何在中国国际传播尚未有成功经验时,在外语传播中开创成功的新经验？这是中国国际电视台想要进行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国际电视台也采用了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相似的突围策略：更多地倚靠外籍记者,着力培育公信力,采用新媒体进行国际传播。

相比于之前的CCTV News,中国国际电视台采用“融通中外”的方式,更多地使用外籍记者和主持人进行新闻报道,甚至让外籍记者进入“两会”和十九大等中国时政新闻第一线。十九大期间,CGTN组建了128人的上会报道团队,其中外籍记者占80人,中外记者比例达到了1∶2。中国国际电视台英文频道总监刘聪表示：“我们所有的策划都会问一下我们的外籍人员,或者请他们来做。”目前中国国际电视台北京总部的外籍人员已经占到10%以上,而在北美分台和非洲分台,外籍人员都占到90%以上,这个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未来还想使“外籍人士能够更多的介入到策划当中。”这样的策略也与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有相似之处,其对国际传播的益处也是相同的。

同样,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努力培育自己的媒体公信力,也采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而且在开播以来的报道中,中国国际电视台确实触及了一系列的敏感议题,包括人大代表不投否决票、中国LGBT群体的生存现状、中共反腐是否是权力清洗、香港回归纪念日民众拿黑布遮盖紫荆花广场紫荆花雕塑。包括在中印边界对峙的报道中,2017年7月28日的The Point节目让印方军官和中方军官当场辩论,给予双方发声平台。这都是中国国际电视台塑造媒体公信力的举措。在新媒体方面,中国国际电视台按照“移动优先、融合传播”的理念,着力通过网络媒体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截至2017年11月初,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手机客户端下载量已超过310万(其中95%的下载量源自国外),Facebook粉丝量已经达到了5269万(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媒体机构),YouTube全球点击量也突破了3亿万次。

从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诸多举措上看,其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建设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类似的策略打造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国际媒体,通过媒体建设实践来达到撬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目的。但如果只看这些相似之处就简单将中国国际电视台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划为同类,似乎就忽略了中国国际电视台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相比所带有的新价值,忽略了中国国际电视台建制新模式的可能性。

习近平在给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的贺信中,提到对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几点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良好形象,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一方面,中国国际电视台承担着展示中国形象的任务,与之并举的另一方面则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谈到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区别时,刘聪说：“(RT和半岛电视台)的区域定位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我们是希望展现更多元的这种声音：中国声音当然肯定要有,我们还有非洲的声音,我们还有很多的亚洲的国家、拉美国家的这些声音。我个人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们视野更宽一点,我们会有更多元的这种声音。”而且刘聪还提到,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使命既包括了中国的使命,也包含了作为真正的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使命。即,中国国际电视台将自己看成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声媒体,带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命,而这与逆转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使命一脉相承。相比于半岛电视台强烈的阿拉伯视角和“今日俄罗斯”强烈的俄罗斯观点,中国国际电视台期待着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期待着一种跨越国界的理解方式。

不仅如此,中国所秉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本质就包含着国际主义的普遍关怀和超越国家的共同理解。世界主义的多元价值与社会主义理想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国对外宣传战略的价值性,决定了外宣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有利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繁荣,而不是谋取霸权和一己之私利。”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的政治遗产是中国拥有的宝贵财富,这也可以为世界范围内对霸权的斗争提供新的可能。正如赵月枝所言：“中国应该义无反顾地继承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深陷危机的当下审时度势,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在国内真正实现人民民主的同时,为构建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最初斗争开始,一直到阿拉伯国家和俄罗斯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机构,对媒介权力的争求和媒体实践都是与各国的国际理念和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一脉相承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实践业已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国家实力增长模式,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和平方案,“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它不是靠打压和剥夺弱小国家而增强自身的实力,而是靠与世界各国的‘共赢共荣’来建立和谐世界的体系。”而且在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之后,中国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实施“电信与媒体基础设施外援项目、区域性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媒体多方位‘走出去’战略。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一带一路’的设想尤其引人瞩目和富有建设性。”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的传媒发展和国家间的多元共赢。

刘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释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口号“See the Difference”,这就使Difference的涵义具有比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Alternative更为深远的可能性。正如刘聪所言：“Alternative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一种说法,我们的‘不同’肯定是有一些Alternative,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Variety(多元性)会更丰富一些,这个是我们想追求的一些东西。”“可选择”是一种选择之外的另一种,而选择本身是唯一的,“多元”则不然,多元可以且应当并存,可以且应当共同促进。这个“不同”,推崇的不是一种与西方媒体对抗、搏击的姿态,其推崇的应当是作为价值观的“不同”,是多元和多样。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实践中蕴藏着一种有别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抵抗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可能。这种新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体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家间合作和新秩序的建制精神,又采取了当下最有效的媒体实践的反抗策略,同时以人类命运和多元价值为依归,以超越国家的普遍理解为具体表现,以共容代替选择,以理解代替二元对抗。

四、 建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新可能

虽然在今天我们常常将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看作发展中国家对抗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成功案例,但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崛起和反抗旧秩序的模式存在诸多问题。这种模式以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为基础,以与西方媒体不同为特色,着力报道本国视角,发出本国声音。在新闻自由市场的竞逐中,这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博弈,甚至是经济强国的资本游戏,采取的同样是西方国家在后殖民时期以文化保卫经济的思路。而且这样的博弈同样属于经济强国,真正需要发声平台和主体性建构的小国、弱国,永远与这种崛起模式无缘,他们仍旧是被观看、被讲述的“他者”。

这种模式很可能造就国际传媒市场的玩家,扩充上层领导国家的数目,甚至挤掉一些优势大不如前的国家。“丛林法则”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我们更不应该在推翻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时候采用旧秩序的思维,否则建立的新秩序仍旧是更换了世界霸主的旧秩序。这一点在“今日俄罗斯”身上已经初见端倪,当女主播在节目中为乌克兰发声后,“今日俄罗斯”就派遣该主播前往克里米亚担任战地记者了。这样的秩序很难不沦为强者的游戏,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所追求的平等和发展在此处亦难以存身。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了对待文化霸权的有效方式——文化多样性。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并且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才能有效遏制文化霸权。而这需要超越一国利益的国际视野,需要以理解对话代替冲突对抗的思维模式。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追求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博弈上,尤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最初谋求新秩序就是因为既有的传播格局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当然,这与经济强国,尤其是作为经济强国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国际话语权并不冲突。诞生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媒自然可以构成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我们要探讨的是一种新的模式、新的逻辑,是超越一国的国家媒体实践。经济强国不能出于赢者通吃的逻辑开办国家媒体,从而继续成为丛林法则的胜利霸主。传播权力的平等分配要建立在文化平等的普遍关怀上,应当赋予世界上真正的大多数以主体地位。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斗争的失败,已经宣告了将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与国家外交捆绑在一起的失败,而采用以上这种指导思想的媒介实践或许可以成为有效的建制策略,“中国不但要找到技术创新的社会主义方向,还要有在掌握现有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改变不公平游戏规则的能力。”凭借社会主义所本含的世界主义的理想,超越经济博弈的一国利益,突破霸权框架,崇尚多元价值。以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宏旨,以理解和对话为基本方式,用世界主义的情怀办国际传播的媒体。这或许会成为建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真正有效推力。

注释：

① 主要包括：传播媒介分配不平衡、传播技术发展与分享不平衡、信息流量与流向不平衡、传播内容不平衡(林述安：《对国际传播最现实的挑战——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问题》,《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2期)。

② 赵德全：《世界新闻新秩序评述》,《现代传播》,1988年第2期。

③ 转引自林述安：《对国际传播最现实的挑战——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问题》,《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2期。

⑦ 半岛电视台的口号“提供另一种声音”(gave the global audience an alternative voice)和今日俄罗斯的口号“提供对当下事件的另种视角”(provide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都包含了这个意思。

⑩ 吴茴萱：《当代卡塔尔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