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燕雄

如果说新闻是时代的瞭望哨,那么副刊就是社会的晴雨表。副刊通过一种文化艺术的方式在看似不经意间传递着某种倾向和见解,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广大读者的灵魂。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无党派人士创办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日报》是当时国内重要的抗日动员力量。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分别于1938年9月、10月、12月迁往重庆继续出版。此前身处多地和当时共处重庆的三家报纸除了随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之外,国民党传播制度的调整也从正向或反向表现在三报副刊的编辑思想、文本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之上。每一次副刊的变化,都大致与国民党传播制度的变动呈现一致的呼应或者疏离关系。本文通过考察各报副刊不同阶段的表现,洞见出报纸副刊话语背后的制度背景和主办者的意识形态诉求。

一、话语的脆弱性与制度的刚柔相济性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生产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①福柯说,在这些对话语的控制程序中,最为人熟知的第一种方式是排斥的程序。它表现为如下方面:一是禁止,比如对政治话题和性问题的禁言,在话语中,禁言是最表面化的排斥；二是分隔和抛弃,如,以所谓的理性的正常标准区分出不正常的疯子,再由社会将其驱逐或隔离；三是真与不真之分,即真理对谬误的排斥,这是最不容易被辨识的隐性排斥。这三种排斥都是借助于体制和历史从话语外部实施的。

真理,是福柯批判性思想中的重点。真理产生于话语中,话语又与话语权紧密相关。福柯指出,话语权产生的应用条件是控制话语重要方面。福柯发现,并非人人持有话语权,只有那些符合了特定条件和资格的人,才可能进入话语界并占有言说的权力。

对言说主体的资质限定是指设置能否进入话语界的资格和条件。福柯将这种特殊的主体言说资格称为“仪规”(rituel)。仪规决定谁能说话。仪规界定言说个体的资格,也界定伴随话语的姿势、行为、环境以及一整套符号,还确定言词被假设具有或强加的功效、其对受众的作用以及其限制性能量的范围。②具体而言,仪规通常表现为:一是言说者所处的特定地位和身份,比如新闻媒体上的知名记者、资深编辑或著名专栏作家,文艺界中的知名导演、明星和评论家等；二是这些握有话语权的言说者所持有的特定话语姿势、行为和特殊符号,比如文学界里的创作和评论行为、艺术家中的着装与打扮、影视明星的走红毯、过去报社主笔的倚马可待的言论写作姿态等,没有这些特殊话语展现状况的人,就难以拥有话语权；三是话语权的成立必须依赖相应的受众,话语权只有在受众的臣服和痴迷之下才能被建构起来,比如,在大众化媒体时代,定位准确的媒体会成为它所服务的对象的宠儿,在社交媒体时代,圈子文化培养了一批粉丝,而粉丝又建构出一个个网络皇帝。③

但是,这些繁复的仪规,在“排斥的程序”面前脆弱不堪。也就是说,话语权将被程序顷刻剥夺(“禁止”),言说主体也可以被剔除出正常社会(理性地“分隔和抛弃”),言说结论也可以被认为不是真理而遭受排斥。颠覆话语权就可以颠覆真理。颠覆话语权的最简便的方法是用广义的制度(“程序”)去“禁言”,而不是学究式地去理性研究和求真式地商讨。所以,对于作为学者的福柯来说,他要深入其里研究话语权中的仪规,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不需要了解仪规,他们只需要知道排斥的程序,甚至只需要知道该程序的第一个方面:禁止。话语的脆弱性与制度的刚性于此可见一斑。但即使这样,“排斥的程序”也会“三管齐下”,所有的话语体系(包括抗战时期的报纸副刊话语)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仪规的路途中,既让显性的“程序”影响有目共睹,也令隐性的影响在草蛇灰线之中呈现出迷离的弱关系。

二、国民党抗战传播制度述评

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传播制度随战争形势和党国诉求的变化而时刻调整。仔细梳理起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行的与文艺发展紧密相关的新闻、出版、宣传制度及纲领性文件有如下重要文本及内容。

1937年7月8日,《修正出版法》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在对报纸、杂志的出版管理上,与1931年的《出版法施行细则》相比,稍显宽松,主要表现为申请登记的管理权限下放④。8月1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五十次常委会修正《新闻检查标准》,明令禁止或删改针对中央领袖、损害政府信用的恶意新闻。如果不作事后无关痛痒式评价,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此举并非多余,报界理应接受。1938年3月,《抗战建国纲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它明言:“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党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⑤这是国民党主动担责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开明表述。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陈果夫等的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规定了国民党战时文化、文艺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向,如二十二条纲领中就有四条涉及文艺奖励和扶持事项。⑥7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八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宣言、政策以及恶意抨击国民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的言论列为反动言论,加以审查。这一天,还通过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并于12月22日进行修正,重申上述审查标准,并要求成立地方审查机关。同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强调“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与战时新闻宣传之加强,关系至为重大,亟应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张本,而确立新闻报道之原则,以为全国报纸发表新闻之准绳。改善新闻检查制度,扩充全国通讯广播事业,扶助全国新闻事业。”⑦平心而论,在抗战动员初期,为塑造抗战权威,齐一国民思想,上述规定事出有因,中规中矩。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宣称坚持用三民主义完成建国一贯之志业,除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外,还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并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同时,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3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精神动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12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及《国民公约誓词》等法令,具体规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的目的、要求和办法。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达到“(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要求一切思想言论都应合乎规定的标准,即:“(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⑧其试图以“领袖的意志”纠正“分歧错杂之思想”,显露了狭窄的视野与心胸。不仅如此,国民党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以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为最高机关的各地各级新闻检查机构,开始对国统区实行严密的新闻检查与把控。如,5月26日军事委员会拟定、6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行《战时新闻检查办法》,决定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局；6月14日,内政部颁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7月28日,发布《修正出版法施行细则》,增加了地方党部的审核职责,下放了出版查禁权；12月9日,军事委员会核准施行《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明确“开天窗”属于违检行为。1942年2月1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一九五次常务会议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规定当地政府应该派员检查所演出剧本是否与审定剧本相符。1942年3月,《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⑨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法制化。1942年上半年,分别公布、抄发《图书送审须知》《杂志送审须知》和《当前之文化政策与宣传原则》,后者称,民族文化未能充分开展,首要一条就是“由于共产党及其外围强调民主斗争,使民族运动之精神为之分散”⑩。16月20日,公布《演出剧本审查办法》,规定由审查机关派员携带业已审定的剧本原稿,临场核正,核正无误后在准演证上加签证明后才能上演。

1943年2月16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员拟订《奖励优良书刊剧本办法》。4月15日,行政院公布施行《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各地报社、通讯社的设立数额,报社没有送新闻稿检查者要注销其登记。9月8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提出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要建立三民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强调文化建设对于抗战和建国的重要意义,强调三民主义作为文艺运动和文化政策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主张的流传持警戒态度,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专制主义思想。10月4日,军事委员会修正、核准施行《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这一修正稿较之1939年12月的初稿,在惩罚办法中增加了“没收报纸、通讯稿或其底版”“勒令更换编辑人员”两项,对于屡犯、重犯者,应合并情节,加重处分。同一天,军事委员会修正、核准施行《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禁载事项包括军事、党政、外交、财政经济、交通运输、社会六个方面。它是一个最为全面的新闻检查制度。这一将检查对象囊括殆尽的制度再一次将言论管制的“口袋”猛然收紧。紧接着,12月24日,军事委员会核准施行《各省市新闻检查规则》,明确了包括广告、启事在内的报纸、通讯社的全部稿件都是检查对象。1944年,颁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其在送审范围中规定:“凡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之杂志,应按期送审原稿。”6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明确指出:审查方式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两种；凡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之杂志暨单篇文字均应在出版前以“原稿送审”,凡图书暨不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之杂志可以不以“原稿送审”而自行负责审查。

在制度文本变迁的同时,八年抗战里的文艺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情况则是传播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张道藩担任总主席,标志着全国文艺界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一民间社团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局的文艺政策。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主管文化宣传工作。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文艺活动和文艺工作基本上是通过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协”展开的。1939年2月,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6月,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局。1940年10月1日,由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合组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运会)成立,“履行思想领导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任主任委员,其中的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文奖会)以奖助文学创作和剧本为主要业务。1942年7月1日,张道藩在《文艺先锋》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文艺的“六不”“五要”。这“六不”“五要”就是当局的文艺政策。主要内容是:不写黑暗、不挑拨阶级仇恨、不带悲观色彩、不表现浪漫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要创造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写作、要理智地写作、要用现实的形式。当时就有人评价它,界限未清、含义不明,是鸵鸟主义在作怪。1943年1月,教育部通告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以《文艺先锋》为课外读物。1月20日、2月1日的《文艺先锋》两次辟有“文艺政策讨论特辑”,宣传国民党的传播制度。

有论者将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为第一阶段,1938年7月至1940年底为第二阶段,1941年初至抗战胜利为第三阶段。笔者受此分期启发,并以上文的制度、事件梳理为基础,结合中国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历史事实(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底到1943年底是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是战略反攻阶段),将国民党的传播制度变化分为如下三个时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为制度宽松期(初期),以《修正出版法》的公布为起始标志；1939年1月至1943年9月为制度警示期(中期),以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的颁布和拟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决定“限制异党”为开启事件；1943年10月至抗战胜利为制度专制期(后期),以《文化运动纲领》强化文化专制主义和两个修正新闻检查制度的施行为肇始。三个阶段的制度呈现日益严苛的变化趋势。

三、三个阶段报纸主要副刊演变与抗战传播制度的关系

笔者将三家报纸的主要副刊的变动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国民党传播制度分期逐一对照,比较之后发现,副刊演变的几个关键点基本上都与传播制度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呼应或疏离关系,传播制度影响、对应着副刊的正反变化,副刊作品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传播制度的角度。

首先,比照副刊名称的改变与国民党传播制度的变化。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副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8年1月11日至1942年9月17日。这个阶段的副刊有《团结》副刊、报纸第四版以及专页。《团结》副刊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开始至1938年6月9日结束共出96期,基本上每天一期,其内容多以政治性文章为主,偶尔也有诗歌、杂谈等文艺性作品,所以,这个时期的《团结》副刊相当于报纸的政治性副刊,其宗旨是“促进团结,拥护抗战”。从1938年7月起,《新华日报》没有固定刊名的副刊,但是报纸的第四版实际充当了副刊的作用,刊登特稿、通讯、诗歌、杂文、小说、工作经验总结、意见交流与讨论,还有读者信箱等。报纸设置专页从1940年开始,在两年的时间内共出专页11种,涉及文艺、科学、经济等多个方面。第二个阶段是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改版后至抗战胜利。这个时期《新华日报》的副刊固定为《新华》副刊,每天坚持出刊,《新华》副刊为综合性的文化副刊,包括各种评论性文章。《新华》副刊创刊,以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名字取代了此前的《团结》副刊这一中性而“应(抗战之)需”的名称,一般认为,这是党内整风运动的结果,因为从当年5月24日至6月3日,《新华日报》连续刊登“本报特别启事”,要求广大读者“帮助整风”。但是,真正主要承担思想教育任务的是与《新华》副刊并列的“团结”专页而不是《新华》副刊本身,《新华日报》新办副刊想做的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武器”和“一切读者”的“文化公园”。真正刺激它以《新华》这一名称出现的可能正是如下国民党政策。这一年的7月24日,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曾秘函中宣部说:“查《新华日报》副刊(指当时的专页——引者注)每月内容多载煽动性之言论,描写公教人员学生工人等生活困苦情形,确足以影响人心,为防微杜渐,实有设法加以限制必要。”国民党中宣部即转新闻检查局“关于此类言论,应予严扣”。到第二年,《新华》副刊不但未为所动,反而“变本加厉”,一份针对该副刊的读者成份调查报告显示,工人占到70%,其次是学生,再次是公务员。对国民党的压制行为,新生的《新华》副刊针锋相对。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的副刊主要有《战线》与《文艺》两种。另外,它也出版过许多特刊,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或者政府有重要举措时,它都会出特刊配合宣传,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共出特刊50多种。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最为重要的副刊为《战线》,它于1937年9月18日在汉口版上创刊,至1943年10月31日停刊,历时六年,共出版996期。“战线”的名称曾经考虑沿用“小公园”或“文艺”为名,但张季鸾认为文章应该配合时代,“时代变了,一切在战时,我们的副刊也应该随着时代变,再不能刊载一些风花雪月与时代无关的东西,每篇文章必须是与战斗的,符合时代意识”。在《战线》出刊的六年多时间里,所发表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抗战为题材的。1943年11月7日,《文艺》替代《战线》复刊。《文艺》为周刊,占半个版面,刊登的文章主要为文艺短论、文艺作品、中外名作家生活反映、中外文艺界近状之综合及分析报告等等。在国民党传播制度进入专制期的节点上,《大公报》的副刊由《战线》恢复为1938年2月停刊的《文艺》,其名称变动与内容变动一样,令人回味。

抗战时期《中央日报》的版面频繁调整,其副刊种类繁多,并且变化再三。抗战时期,出刊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副刊有《平明》副刊、《中央副刊》以及周刊《妇女新运》等。1937年8月6日《中央日报》缩减版面,其中第二张第四版为副刊或《中央画刊》。直到这一年12月,副刊与“画刊”一直交替出现。由于1938年1至8月份的《中央日报》影印版缺失,故无法对期间报纸的副刊做出描述。自1938年9月份开始,《中央日报》的副刊为《平明》副刊,寓意为“长夜渐过,平明将临”。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4日《中央日报》无专门副刊。1941年3月5日《中央副刊》正式出刊,每周出三期,孙伏园主持。1942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与《扫荡报》出联合版,《中央副刊》停刊,取而代之的是《艺林》《学海》专刊。1943年4月1日《平明》复刊,至10月23日共刊发90期。1943年11月14日,国民党战时后期传播制度启动的两个月后,综合《学海》《艺林》与《平明》三种期刊性质的《中央副刊》复刊,每逢星期日出刊,代替了以前的《平明》副刊,名称上从时间上的“黎明”再次变为地理位置的“中心”,与《新华日报》一样,副刊与主报的名称归一,体现了编辑旨趣的变化以及与传播制度的对应关系。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央日报》的副刊一直固定为《中央副刊》。

其次,观察传播制度背景与两大报纸的副刊主编的更迭及作为。

1943年11月,《大公报》副刊《文艺》的主编是中共党员杨刚,她取代了此前的无党派人士陈纪滢成为主编。杨刚受萧乾推荐,于1939年9月1日起担任《大公报》香港版副刊《文艺》和《学生界》的主编,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披上了战袍,环上了甲胄”。在她的主持下,《文艺》驰骋于抗日宣传战场,开出了一片新天地。如,发表了许多描写延安和敌后游击队的作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业绩；开展了文艺问题的讨论,引导抗战文艺的发展方向。1942年,杨刚随《大公报》撤离至桂林,继续主持桂林版的《文艺》副刊,沿袭了港版的已有做法和成功经验。杨刚之所以能够在一家以“不党”为口号的中立报纸上办好一份革命的副刊,主要是因为:一、抗战形势所趋,二、香港、桂林的宽松政治环境所允许,三、杨刚的杰出工作能力所保证。1943年10月,杨刚调往重庆,主持渝、桂两地的《文艺》副刊,并使得渝版副刊走上了“纯文艺”的道路。后来的学者评价这一时期杨刚的副刊编辑工作时说,重庆时期的《文艺》副刊与香港时期比较起来,影响要小一些,其原因在于:一、杨刚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外交记者上；二、渝版《文艺》副刊刊期长、篇幅小；三、“皖南事迹”后,重庆文艺界情况复杂,杨刚处境困难。笔者认为,这三个原因当中最为根本的应该是第三个原因。在国统区腹地重庆,杨刚积极团结《大公报》社内地下党员和进步记者,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读书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介绍中共主张,被人们目为“青壮年派”。当时以检查制度为代表的国民党传播制度显然容不得杨刚如此“大出(主义)风头”,因为它触犯了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所认定的七大禁忌主题之二:“国内政治”“有关共产党问题的任何议论”,从而从各个方面阻抑她的才华发挥。

1932年3月至1940年9月,程沧波担任《中央日报》社长,推行“社长制”,全权负责社务,一改此前中宣部长兼任社长的做法。在他的任内,陈凤兮、梁实秋、端木露茜出任《平明》副刊主编。梁实秋提倡“抗战无关论”,部分原因是出于他的文学观念而看不惯“抗战八股”,但也与《中央日报》，特别是社长程沧波的纵容有关。1941年3月,《中央日报》副刊换帅,孙伏园出掌《中央副刊》,显示国民党宣传机关面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压力,试图将副刊纳入统一战线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努力。孙伏园之所以能够被自己在《晨报》时的老上司陈博生邀请出山,是因为他编辑副刊的如下鲜明特点被领导看中:与时代主潮紧密结合、善于联络和团结广大作者。陈博生是中国著名报人,是五四运动前后将马克思主义介绍进入中国的重要人物。孙伏园曾是陈办报的得力助手,他主张,文艺应该服从于抗战建国大业,要团结各个派别的人士维护文艺界统一战线。但是,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国民党传播制度急剧右转,蒋介石不满于《中央日报》的文艺、宣传行为。1943年11月,胡健中受蒋介石之邀主持《中央日报》。胡健中与浙江的渊源颇深,早年创办民间报纸时即为国民党作宣传。他接手《中央日报》后,随即恢复《中央副刊》名称出版,主编也变了,原《平明》副刊主编黎晋伟被换成了国民党党员王新命。在王新命手里,《中央副刊》与社论紧密配合,大力鼓吹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的地位,加大了反共力度。

再次,比照副刊作品话语主体的变化与传播制度的改变。

在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茅盾、臧克家、丁玲等文人名家纷纷以笔为枪,以三报副刊为话语阵地发表观点,影响舆论。此时三报的作者不局限于与其意识形态一致的固定群体,而是多有交叉与重叠。然而在战事变化、政局变动、国共矛盾升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三家报纸副刊作者的身份在抗战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呈现不同目的之下的特色化走向。

《新华日报》作为新兴报纸,为扩大读者群、增加影响力、突出团结抗战决心,在文艺副刊中呼吁一切有思考的工人、职员、青年、学生拿起笔来进行创作,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心声,如在1943年的《七七特刊》中,《新华》副刊以“抗战中的好人”为题,发起了一场面向所有读者的征稿活动,刊载了大量的群众稿件。而且,它还多次组织名人作家对社会底层人士进行写作指导,在抗战中后期发表了许多普通工人、战士、青年、学生的文艺作品,将作者队伍扩大到无产阶级中下层。经统计,前期《团结》副刊的作者,名家占三分之二,文艺新人只占三分之一；抗战后期直至终刊的《新华》副刊的作者,文艺新面孔占到了一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文艺干将在此初露头角,如公木、欧阳山、周而复、孙犁、杨朔、徐迟等。可以说,后期《新华》副刊的平民作者群加固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

在创办之初,由于其真实、客观的办报态度,新记《大公报》受到了广大文坛名家的认可和青睐,故而迁渝之后能够以其较高的威望和受欢迎程度,集结了众多文人名家在《战线》中发表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而当抗战进入中后期阶段,国共矛盾不断升级,《战线》停刊,《文艺》复刊,主编杨刚延续了之前的《文艺》风格,每期发表一两篇中篇文艺作品,其中除了发表名家作品外更有意呼吁广大文艺爱好者踊跃投稿,副刊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文艺爱好者的佳作,如张芒的《春早》、王忠的《谢老奶》、青苗的《黄河》等等。此时的《大公报》副刊为避免国共之间的你争我斗,将作者群扩大到一切爱好文艺的读者之中,回归副刊的文艺本性。

在抗战初中期,《中央日报》副刊邀请了一批著名作家为其写作,并邀请梁实秋、端木露西和在新闻史上有“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来主持报纸的副刊工作,力求利用名家的声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著名作家梁实秋在《新月》时代曾是国民党的坚决反对者,在《中央日报》时期,他编辑《平明》副刊,否定被民族主义和左翼作家绑架的抗战文学,其作者中自由作家较多；孙伏园则将副刊当成百花园,在言论和文艺作品上对左右翼文人都予以一定的接纳,符合统一战线的要求。在他们的主持下,《中央日报》副刊虽属党报副刊,但并未完全成为宣传党义的传声筒。抗战进入后期阶段,国民党开始加强对副刊的监管,收回了报社对副刊的管理权,由王新命对副刊所发文章进行严格筛选和限制,《中央日报》新闻正刊版的作者也成为在副刊上发表文章的核心人物,如王平陵、冯玉祥等党国人士就是如此。这些意识形态极为凸显的作者利用报纸正、副刊的此呼彼应发表文章、阐发观点,使得《中央日报》副刊在后期彻底丧失了其文艺本性,沦为了国民党的宣传工具。

第四,考量传播制度的变化与副刊话语内容的发展方向。

抗战初期,三报的文艺副刊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作品主题都紧紧围绕抗战这一核心事实,既有救亡通讯也有战区素描,既有诗歌小说也有木刻漫画,表现了很强的号召力和战斗性,喊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心声,为初期的抗战宣传、社会动员和树立胜利信心做出了很大贡献。

到抗战中期,战争进入拉锯式相持阶段,三报文艺副刊中的抗战声音逐渐减弱,其部分原因可以归于战时艰苦的经济和出版条件的限制,诚如陈纪滢在《战线》中所说:“报纸因纸张印刷困难,篇幅小没能尽量容纳较多的稿子,因为出的时间不固定,使很好的文章因为失了时间性,没能登出来,不能把文章和时间配合起来是最大的缺陷。”此外,报纸在国统区受到了国民党新闻管制的限制,其副刊中的话语内容也不得不作出不同方向的调整。如,1938年下半年的《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规定,报纸副刊、广告也成为新闻检查的对象。1939年,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成立,颁布“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明令表示全国团体时禁用“国共合作”“阵线”等字眼,“抗日联军”“统一战线”“联合战线”等词语应统一替换为“团结抗战”。一时,《新华日报》的新闻和副刊作品面临全面清洗的境况,短诗、木刻、漫画、小说不予刊登者甚多。此外,国民党特务机构还经常使用非法的破坏、暗杀手段介入新闻检查工作。在国民党传播制度变迁的第二个时期,报纸副刊内容随之一紧,一些报纸不得不“开天窗”以对,但是,即使是这种无奈的“开天窗”之举也属于违检行为,必须接受惩罚。

文艺整风运动以后,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创刊。创刊时《编者的话》对这份副刊的性质做了如下定位:“我们希望这副刊能够名副其实地做到,一方面是在反法西斯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和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在创办之初,它尚能重视副刊的趣味性和贴近群众的生活,但随着国共矛盾的升级,它一改之前的保守姿态,开始大张旗鼓地介绍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开展民主运动。如,1943年10月的《战时新闻禁载标准》较1939年的《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的限制更为严密,在社会禁载事项中,增加了禁止发表违禁内容的“照片或广播”,直接影响报纸副刊中的摄影、漫画、木刻等作品的传播。到抗战后期,《新华》副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特性日趋浓重,严肃有余而趣味不足,走向了政党的喉舌化宣传之路。1944年冬,《新华》副刊在征求读者意见的活动中,收到了许多“缺乏趣味”的批评与抱怨。读者指出,副刊的内容太枯燥,要求增加一些知识性东西,如自然科学、医药卫生、文化动态、美术音乐等内容。副刊编者收信后表示接受,但直至终刊也未曾做出实质性的改善。究其原因,当时的《新华日报》处于极其复杂而尖锐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严苛的文化统治政策益发使共产党认识到发出政治声音的重要性,报纸必须重视宣传工具属性,至于读者要求的趣味性和艺术性,不过是宣传效果大小的问题,是编者退居其次的考虑因素。

《大公报》如此的“抗战救亡”文艺主题并没有持续到抗战结束。1943年11月7日《文艺》副刊复刊,在报纸第四版占半个版面,主要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短评等内容,所刊发的作品大都为中长篇文章,所以每一期的作品数量不多,大概只有一到三篇。较之《战线》,此时的《文艺》作品的战斗性大大削弱,而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也几乎不再旗帜鲜明地触及抗战问题,而是以辞藻优美的散文和知识普及性的说明文等文体形式谈一些风花雪月、家长里短的话题,其篇幅较长,寓情于景,文学艺术色彩浓重,对知识水平较低的广大受众而言,其可读性较弱。夏衍曾在《杂谈副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纯文艺性副刊的缺点所在:“我们绝没有菲薄所谓纯文艺性副刊的意思,但是这种副刊却常常或多或少的带着一种孤芳自赏的倾向,有时候一版副刊只登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有时候依据编辑先生独特的癖好,常常偏重于只有少数人感兴趣的作品,这种副刊渐渐地钻进一个狭小的所谓‘纯文艺’圈子,终于曲高和寡,变成了和最大多数的读者无缘。”

1941年3月至1942年5月,孙伏园主编《中央副刊》时,在作者群、作品的主题和组织的讨论等方面显示出兼容并包的特色,如,他主持的“胜利后的中国”征文活动历时两个月,吸引一百多人投稿,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工农业各领域,文体包括论文、小说、杂文、诗歌、演讲稿等,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1943年11月至抗战胜利,《中央副刊》的整体风格都很严肃,所发作品表现出浓重的政治气氛,多为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国际局势的分析议论文章,如《政治教育与士风》《三民主义下政权的组织及其运用》《论知识科学化》《美国对越南与荷印问题态度之剖视》等等,失去了副刊应有的文学性和相对独立性,文章篇幅冗长,政治思想性强,可读性差,而且,这些作品大都是为配合社论或政策而做的强调或补充说明。如,在国民党提出要遵从国父遗教在三民主义指导下进行建国工作的政治主张时,《中央副刊》便发表了对孙中山进行历史评价的系列文章《国父的社会进化思想体系》《国父的历史行程论》《国父底人力作用》等对这一主张进行响应；再如,在提倡抗战大后方人民走向工厂扩大生产,大力发展中国的战时经济时,《中央副刊》又发文《历史背景与经济建设方案》,通过分析世界各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所作的探索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之路。总之,复刊以后的《中央副刊》由以前的复杂多样变得单一呆板了。

总之,在抗战后期,三报文艺副刊的抗战动员性并不像前期那样鲜明突出,而是逐渐由以抗战为中心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这既是不同阶段传播制度的体现,也是不同阶段文艺生态制约的结果。具体而言,这一方面和抗战的阶段性发展变化有关,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也与国民党党治文艺政策的转变有关,传播制度影响报纸主持人(社长、副刊主编)的思想，而报纸主持人的思想态度(当然,这种态度并不全然受传播制度的影响,也可能是其性情、趣味所致)影响副刊作品的内容,最终导致“副刊不副”,报纸副刊尾随着正刊的变化而转变。于是,《新华副刊》的党性喉舌功能突出；而《中央副刊》在党治文艺的精神指导下,成为了国民党方针政策的“复读机”和“扩音器”。

国民党传播制度的变化迫使“左”右两报的副刊话语日益疏离抗战中心。总结来说,这种疏离呈现为一个方向、两种方式。一个方向是:迈向信息与舆论极化的方向；两种方式是:应制或响应传播制度的方式。《中央日报》是以响应的方式迈向信息与舆论极化的方向,《新华日报》是以应制的方式迈向信息与舆论极化的方向。而多种因素也影响到《大公报》副刊复归文艺性。1943年以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内容日益疏离抗战内容,个中原因既有对自身文艺传统的不离不弃,也有王云生与蒋介石在政治观点上的格格不入(不像《战线》副刊时期张季鸾与蒋之间的亲密无间)、与政府逐渐离心所引发的不谈国是,更有国民党政府对《大公报》的奖扶策略和特别关照政策(如,铸字金属事件、20万美元官价外汇事件)所导致的它对于共产党态度的由正趋负的变化。这种政治上“无话可说”的疏离姿态体现的正是国民党文化奖扶政策的遥深寄托,同时却也废弛于中华民族独立大业(这也许是国民党设计制度时并没有想到的)。

第五,勾连严苛制度的实施与副刊话语应对技巧及其动员效果。

1939年1月以前,三家报纸不用防备外来压力,一心一意动员抗战,彼此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副刊内容因此可以互相打通。但是,这一年的6月施行《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以后,“违检”成为了《新华日报》的日常遭遇。虽然在1939年以前《新华日报》也经常要求接受新闻检查,但是,根据战时新闻局的统计,《新华日报》遭受“狂轰滥炸”式检查还是在1939年以后。如,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新华日报》稿件被免登264次、删登156次,违检次数154次。报纸即使是小心翼翼应对,也难逃被检查的的命运。与其唯唯诺诺地在国民党高压下讨生活而不得,还不如直接宣扬自己的观点而遭受检查。加之,由于《新华日报》的特殊性,上至蒋介石,下至一般检查官员,对于《新华日报》的“违规”行为乏有良策。所以,《新华日报》有时“不惜故意违禁,以达其特种宣传之目的”,以示弱策略和展现被压迫状态,博取社会同情。在《新华日报》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的贺电指示,报社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以一定的宣传策略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其反制国民党传播制度,增加党性和战斗性,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也需要高超的宣传艺术和业务水平。为此,“《新华日报》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他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渡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而《新华》副刊针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更是智慧无穷,花样百出。有人总结,其主要斗争方式有:借古讽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反对照,旁敲侧击,摆事实,等等。但是,这不是《新华日报》喜欢“变脸”,而是政策、形势逼迫它不得不如此出招应对。如果说国民党的文艺宣传策略是以“统一”达到“集中”,那么共产党则以“统一”促“团结”,在“团结”中使自己的力量合法化,并得以壮大。《新华日报》副刊一直重视发表政治性文章,是“一切抗日党派的喉舌”,也是共产党的喉舌,并让前者巧妙地为后者服务。不过,检视《新华日报》副刊抗战七年多的作品,从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底,虽然发过不少偏“左”的文章,但都是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真正走上政党喉舌化道路是在1943年下半年以后。

1943年10月以后国民党的专制主义传播制度意图使文艺国家化、体制化。文艺体制化就是收束权力,就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是压榨公共空间和社会力量,“这反映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就是国家权力的无限制膨胀,社会空间遭到极度挤压,因而丧失了良性发展的必要活力”。此时,《大公报》副刊的收缩、回归姿态就是这一政策影响的体现。即使刚烈如杨刚,其主编的《文艺》副刊也多谈风月,无法重续辉煌。这时的《文艺》较之前的《战线》而言,洁净有余,活力不足,在抗战宣传效果上,与之前那些短小精悍、丰富多彩、激情澎湃的文艺作品相比可谓大打折扣,之前的诗歌朗诵运动和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系统批判活动等抗战文学胜景已成昨日黄花。

为国民党及其政权代言,是《中央日报》的根本任务,该报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作为自己的职责,总体上代表了这个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国民党曾在设置与指导党报条例中规定,无论言论、新闻还是副刊,都必须“以本党主义及政策为最高原则”,副刊要“尽量利用理论的、事实的、艺术的方法宣扬本党主义及政策……辟除纠正一切反动的、谬误的主义及其政策。”《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无论怎么变革,它都要与主刊一样,体现强烈的“党治”宗旨和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1943年11月的更换社长和副刊主编之举,就是为了贯彻执行《文化运动纲领》中的文化统制政策。此后的副刊文章在突出国民党“全民族中流砥柱”的意旨下,凸显了浓厚的党化色彩,“统一战线”终至消失,报纸副刊开始与政策“唱二人转”,政治意味浓厚,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几乎完全成为政党政治思想的宣传工具。

抗战中后期的国民党的传播制度饱受人们诟病,其专制性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其手段和方法单一,导致效果不佳。据笔者统计,这些传播制度中有“检”“查”“审”“禁”“管”字样的占了总数的75%,另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不少的文艺奖励行为。总之,国民党的传播制度除了堵就是奖,此外基本上拿不出别的积极有效的措施。颟顸鲁莽的检查、简单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越禁越有人看,反而替他们作了义务宣传”；“乐于以设立文艺奖金和补助金作为鼓励创作的单一方式,却绝少看到周密的组织和明确的指导思想”。少数几个积极推进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如《文化运动纲领》)也只是“一些空洞陈腐的条文,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国民党没有认识到制定广泛动员群众的文化政策的重要性,而同时,共产党却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在如此专制、简单的政策制约下,《中央副刊》的作品枯燥无味,难以卒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朗诵诗明显少了,也缺乏《战线》副刊时的活力。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全面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宽松的传播制度曾经主导了抗战文艺话语的发生。

抗战初期,国民党的传播制度比较宽松,宽松的制度催生了抗战文艺。1938年3月,《抗战建国纲领》明言:只要合乎三民主义原则和其他法律,“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党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于是,在《抗战建国纲领宣传指导大纲》中,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38年7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会通过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并于当年12月22日进行修正,虽然其中第一条说到“特组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但是由于业界强烈反对,由国民党党政联合组成的该组织在重庆成立要等到1940年(当然,类似的审查组织以前也有,其被拖延成立只能说明国民党当局存在顾忌心理)。正如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说到抗战期间宣传方针时所说的:“自本人服务中宣部以后,关于新闻检查,即决定不用可扣则扣的方针,而改用可不扣则不扣的方针。……数月以来,新闻界同业已都能认识,检查为此时所必要,不仅不妨碍言论之自由,而且还能加以辅助。”在如此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再加上在《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文艺副刊的主导下成立的各种全国性文艺组织的作用,抗战文艺发生了。

四、结语

本文选取“左”、中、右三家重要报纸的副刊来考察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抗战传播制度,既见出了传播制度与不同立场报纸副刊的对应关系(如在名称和话语主体方面),也见出了前者对后者影响(如在主编、内容、技巧与效果方面)。国民党传播制度深刻影响《中央日报》副刊的调整自不待言,但即使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新华日报》和向来以中立立场自居的《大公报》,其副刊也不得不随制度变化而有调整,虽然这种调整与传播制度的调整方向、预期效果不一致,甚至适得其反,亦即,有“顺势而为”的变,也有“物极必反”的变。这就让人们认识到,传播制度的作用可能存在两个面向,一是文化艺术作品紧随制度的俯仰而俯仰；二是高压之下副刊或禁声或反向而动。后者比如,虽然1943年下半年以前的《新华》副刊也有很多宣扬红色革命根据地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是明确摆出政治斗争姿态的文章多数出现在国民党确立传播专制政策以后。不考虑制度与副刊的对应关系,只就两者的影响关系而言,“左”中右三报的副刊文本与传播制度之间的关系形态大致有三:《新华日报》的逆呼应关系,即以应制(反动)的方式迈向信息与舆论极化(强关系之一)；《中央日报》的顺呼应关系,即以响应的方式迈向信息与舆论极化(强关系之二)；《大公报》的疏离关系,即以回归(复刊后的《文艺》回归抗战以前的文艺性)的方式迈向小众文艺(弱关系)。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大公报》就预言过:“盖党治之下,顾虑仍多,外患方张,人心忧郁,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遂使文艺界不能如初期之明朗进展。”当然,我们不否认国民党传播制度的出台有部分原因是对共产党文艺运动的回应和抵抗。不过,正如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曾反思的那样:他们没有如共产党一样利用文艺展开有效的意识形态斗争,而的确只是单纯依靠封锁的手段来消除异己信息的影响。而如此的封锁只能带来更大的反制行为,从而让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和江山。这就让后来者不得不思考:在抗日战争这一成色十足的特殊时期,如果紧邻新闻宣传从而意识形态色彩凸现的副刊作品身上都无法体现传播制度的一统效果,那么,在其他情境下,严苛的举国体制对于一般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必定更加难以奏效；以封堵为特色的传播制度,也许可能在无意中收获艺术效果不错的文艺作品(所谓“悲愤出诗人”“不平则鸣”),但一定出不了针对特定情境纾困化淤的社会效果(如舆论动员效果)上佳的文化产品。特殊时期的舆论动员,既需要举国体制做基础,又需要给予媒体一定的自由,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对当政者的重大考验。这就是三报抗战副刊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当然,本文主要还只是一种逻辑推演和文本上的比照分析,制度与副刊之间的紧密的历史关系,还有待更多事实逐一印证。而且,最终影响副刊抗战话语的并非这些传播制度,而是制约这些制度的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形势。

注释:

①② 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等选编:《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③ 参见张一兵:《解读福柯〈话语的秩序〉》,《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

④ 参见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本节所列制度凡是未作注释的内容都参见本书。

⑤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页。

⑥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6页。

⑦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107页。

⑧ 国防最高委员会编订:《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世界书局1939年版,第1页。

⑨ 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