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培和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北伐前夕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冯玉祥为首建立的国民军作为新型的军事势力迅速崛起,其在北方与直、奉军阀的战争不断分化、瓦解着北洋集团的势力。在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军脱离北洋集团,加入南方革命阵营,这样形成南北呼应之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国民军的建立及其发展对当时国内时政局势的演变和国民革命的成败起到重要作用。

史学界对大革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南轻北的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对于国民军的著作仅限于李泰棻著《国民军史稿》(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高兴亚著《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王宗华、刘曼容著《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考察国民军的渊源和国民军从成立到瓦解的全过程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的开放以及整理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国民军的研究。如刘敬忠、田伯伏著《国民军史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在运用联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的开放以及整理出版资料基础上完成的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关于国民军的研究的文章,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国民军”为题名检索1979年到2016年37年间收录文章,共有80篇。其主要内容涉及北京政变与国民军的建立、中共与国民军的关系、共产国际与国民军关系、国民军与北洋势力在北方的战争及在西北的活动等方面。由此观之,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民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军研究成果做比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推动学术界对国民军的进一步研究。

一、关于北京政变及国民军成立的研究

北京政变及国民军的建立,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局势和以后的历史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部分学者对国民军建立的缘由及性质进行了考察。其中,王宗华、林曼容追溯了国民军的渊源。他们认为,“冯玉祥、胡京翼、孙岳都有一定的爱国思想,都想参加辛亥革命,也都崇敬孙中山,胡、孙且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同属直系,但又都不是曹吴的嫡系,且都受到吴佩孚的压制,对吴不满,而且他们关系较好。这些是他们联合起来发动北京政变,组成国民军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历史因缘”[1]14。杨琪考察了国民军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国民军是大革命时期从北洋军阀分化出来的具有进步倾向的军队。国民军的出现是国民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冯玉祥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刘敬忠、田伯伏认为,“国民军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所部三军,没有共同的军政纲领,也没有严密的隶属关系……尽管如此,国民军的建立仍然是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3]12。

部分学者对北京政变的原因、性质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王宗华对北京政变的原因、结局及其性质和历史作用做了系统的探讨。他认为,北京政变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只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政变。同时他认为,北京政变的原因是直系军阀与全国人民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的矛盾、直系军阀与奉系和皖系军阀的矛盾,以及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造成的;历史作用是曹吴政权的倒台,直系北方势力的崩溃,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对以后的北伐战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孙中山被邀请北上,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清室优待条件的修改,溥仪被逐出宫,铲除了复辟的祸根[4]。刘敬忠考察了冯玉祥与北京政变的关系。他认为,北京政变一方面使军阀矛盾发展的继续,另一方面是冯玉祥自身进步倾向和维护个人利益的混合物[5]。

部分学者考察了北京政变前后冯玉祥与孙中山的关系。王红勇考察了北京政变的过程和政变前后冯玉祥的思想变化。他认为,把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原因说成是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的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6]。袁成亮考察了孙中山与冯玉祥北京政变的整个过程,提出了与王文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主要是受孙中山的影响[7]。张连红也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冯玉祥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探讨冯玉祥自身思想转变的过程。并指出,北京政变前,孙中山对冯玉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但相处并不融洽。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也是为了避免冯系国民军陷入包围而保住自己的实力的目的[8]。

由此观之,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北京政变及其国民军的建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然而,对于国民军在北伐前后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的原因及迅速衰落的系统梳理鲜有关注及论述。国民军作为北洋军阀里面蜕变出来的一支武装,能够在短时间,从无地盘逐渐发展到拥有整个西北,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并在后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南方革命势力会师中原，无不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及国共两党和苏联的帮助有关系,当然还与冯玉祥的治军思想、自身的军队建制和军队运作有关。因此,对于国民军的研究,还应该从军事史的角度,具体地考察国民军的人员构成、自身建设、治军思想及其军事建制方面考察国民军势力崛起及衰落的原因。

二、关于国民军与中共关系的研究

北京政变后,中共对国民军的指导与帮助对其在北方的发展和崛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考察大革命时期国民军与中共的关系也是国民军研究的主要内容。王宗华考察了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后与中共的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军处于困境时,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对于国民军的重整旗鼓、成立国民军联军以至参加北伐, 起了重要作用[9]。李复民、李敦送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军的工作做了探讨。他们指出,中共积极促成冯玉祥苏联之行和五原誓师;帮助国民军制订和实施战略计划;展开政治工作,团结改造国民军[10]。史滇生从中共统战的视角系统考察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军做的统战工作。他认为,国民军参加北伐,是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和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11]。李颖考察了五原誓师前后中共与国民军的关系和对国民军的政策。他认为,中共侧重帮助冯玉祥完成从一名旧军阀向初步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者的转变,使其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消除对共产党的戒心,相信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效力,坚定献身国民革命的决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帮助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五原誓师,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完成了国民军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转变。另一方面,中共指导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块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为其后与广东国民革命军相策应取得北伐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12]。刘敬忠、王树才考察了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之一就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13]。潘泽庆从中共对国民军的认识、对国民军的策略与方针、对国民军的帮助、对国民军工作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14]。除此之外,一部分学者又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与国民军的关系的视角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们基本上均认为,李大钊在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思想转变及发展壮大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5-19]。

三、关于国民军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

国民军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重要问题之一。王承璞考察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军的策略。并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军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对其所采取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成效[20]。杜文焕对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对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可能条件、战略方针以及实际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共产国际、苏联代表和中共对国民军的积极推动与一系列工作,成为国民军转向的南方统一战线阵营最重要的原因[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军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了新的解读。杨琪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军与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军与苏联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北伐战争初期,国民军同苏联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北伐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右派打起反苏反共的旗号,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固有的劣根性暴露出来,最后彻底倒向国民党右派营垒。国民军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是互相利用,实用主义在起作用[22]。杨雨青探讨了大革命时期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与国民军的关系,并由此考察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复杂军事、政治形势和各派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苏联对国民军的无偿援助是少量的,大量的是有偿援助,不仅要冯玉祥用货币或原料偿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运费都要立即算清;苏联提供援助是以冯玉祥同意苏联的有关要求为前提的。通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指导中国革命,其功效只能是有限的[23]。刘敬忠又指出,“冯玉祥在此时接近苏联及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绝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其中很大程度上有从地缘政治考略的实用主义目的”[2]120-121。黄家猛考察了大革命时期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他认为,苏联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援助中国革命,国民军是其继南方国民政府之后的又一个援助对象。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覆盖第一、二、三军,援助的形式是派遣军事顾问组和经费物资支援。苏联的援助使国民军的军事实力得到加强,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因为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援助效果受到影响[24]。此外,部分学者专门考察了苏联与国民二军的关系及其对国民二军的援助。他们大致上认为,北伐前夕苏联政府给国民二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派遣大量军事顾问、帮助国民二军创办军事学校,使其获得迅猛发展[25-26]。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民军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纠正了以往许多错误的观点。

四、关于国民军与北洋直、奉军阀的战争研究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民军与奉系的合作也未能维持多久,国奉之间为争夺地盘很快展开了战争,此时直系吴佩孚东山再起,加入奉方共同与国民军作战。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军在北方牵制了北洋直、奉军阀的势力,客观上来讲，对南方革命势力北伐的顺利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往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南方战场,很少涉及北方战场。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冯玉祥国民军与直奉联盟军阀在北方的战争进行了系统考察。刘曼容认为,北伐战争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艰苦战斗的北方战场。两大战场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共同打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推动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1926年5至8月的南口战役、西安守城战和甘肃战役为第一时期,1926年10至11月解围西安战役为第二时期,1927年5至6月初会师中原战役为第三时期。刘曼容并对国民军与直奉军阀联盟的战争进行了系统考察[27-28]。张安庆则从军事史角度对1925年国奉战争进行了考察,梳理了整个战争的过程[29]。刘曼容进一步考察了国奉战争的原因、历史作用、性质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她认为,国奉战争是当时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下各自利害关系及其实力变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国奉战争对当时的国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段祺瑞北洋政权濒临崩溃,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势力壮大,北方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全国形势迅速改观。国民军的反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争夺地盘、扩张势力的军阀意识和动机,国民军本身的政治倾向时有动摇妥协,但是从其军队的基本素质、反奉的政治主张及与历史潮流的关系和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来看,是符合人民意愿、顺乎时代潮流的,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30]。

刘敬忠考察了冯玉祥国民军与直、奉、晋三系在南口进行的战役。他认为,南口大战,国民军由单纯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卫开始,发展到有目的地为国民革命而战,这种转化是中共北方区委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帮助指导的结果。同时，南口大战牵制了吴佩孚的军事势力,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而且标志着冯玉祥和国民军与旧北洋军阀集团的彻底决裂,为日后的“五原誓师”,直接参加北伐打下了政治基础[32]。林凤升、吕书额考察了南口大战前国民军对直奉两系军阀的主和活动。他们认为,国民军此时的活动不管是假意或者是与奉系主和以争取时间,还是真心联直抗奉以保存实力,都是其企图能留在北洋军阀集团内的努力,都是其军阀本质的体现[33]。

此外,部分学者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战役。任效中考察了国民军刘郁芬部进军甘肃,稳定全省的背景、经过和意义。他认为,国民军刘郁芬部进军甘肃,消灭地方军阀势力,底定全省,为国民军联军挥师入陕、解西安之围,东出潼关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打下了基础,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34]。康民考察国民军平定甘肃的战役与北伐战争的关系。他认为,国民军平甘战役,极大地动摇和削弱了北洋军阀在西北的统治,使之成为国民军统一巩固的后方基地,为东进北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同时，平定甘肃, 使绥、察、甘、宁、陕等省连成一片,构成对北洋军阀统治心脏地区的战略包围,战略上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进军[35]。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国民军与北洋势力在北方的战争较为关注,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丰富了大革命史研究的内容。然而,对于国民军与北方军事战场的研究还有待于继续细化。

五、关于国民军在西北的军政活动研究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虽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但也只能在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势力之间,采取“均势”政策来维系弱势的中央政权。实力相对弱势的冯在张的强势挤压之下退居西北,国民军的西进对沉寂的西北军政格局进行了新的整合,并控制达6年之久,对西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学者对国民军在西北的军政活动给予了肯定。任效中首次从正面视角,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实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和措施。他认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是适应国民革命,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受到当时甘肃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36]。尚季芳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考察了冯玉祥国民军入主西北的思想意义。他认为,冯玉祥国民军在开化社会风气、改革旧俗,推动西北地区思想观念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不低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就,在近代西北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肯定[37]。部分学者既看到了国民军对甘肃的促进作用,又指出了国民军对甘肃的消极影响。其中,谷跃峰考察了国民军入甘的过程和对甘肃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国民军实行全省军政和财政统一,整顿吏治;宣传国民革命和新三民主义,使新思想和新思潮广泛传播;发展经济,创办学校,促进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甘肃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治甘期间的所作所为,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冯玉祥为了增强其军事实力, 在甘肃大肆扩充军队,庞大的军队加重的人民的负担,加之国民军销售鸦片,这些都是不值得肯定的”[38]。部分学者对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其中,赵一匡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统治甘肃时期的消极影响。他指出,国民军在甘肃采取“先汉后回”的策略,消灭汉族军阀后又想彻底消灭回族实力派,导致了河湟事变、凉州事变的发生;国民军在甘肃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负担;国民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以后,虽然采取了新政,但对事业建设、文教卫生措施不多,无所建树[39]。

康民探究了国民军与西北诸马地方军阀势力的关系，并指出,国民军与西北诸马军阀的结盟在双方实力壮大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北伐战争的支持和促进作用[40]。郭胜利考察了国民军统治甘肃时期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国民军入甘前后,实行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但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国民军在民族政策上开始改变,由于没有认识到甘肃民族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特殊性和其自身的不足,造成了民族政策的失败,而正是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其经营甘肃的破产[41]。崔丽霞、柳德军以“河湟事变”为中心,系统考察了国民军入甘后对甘肃地方势力的整合以及与回马集团的冲突,并指出了河湟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回汉民族造成的影响[42]。

统而观之,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既指出了国民军在统治西北时期的积极面,也指出了其在西北活动的消极方面。国民军在后期占有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省,拥军40万以上,对这些地方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也是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往研究国民军都过多地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考察,对国民军与这些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民族政策等方面探讨不够。因此,国民军对这些区域的社会控制社会治理也是亟待继续深化的方面。

六、关于国民军的评价研究

胡适有言,“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43]。对于国民军的研究及评价同样适用。王宗华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全面衡量,可见国民军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仍然是主要的。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军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1]393。罗志田认为,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实创了北洋新典范,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却几乎没有自己的地盘,复因其驻扎区域的战略地位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回报[44]。刘敬忠指出,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虽然走过了较曲折的道路,但还是努力在追赶时代的步伐,并对大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西北军从1927年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到1930年瓦解为止,完全投入新军阀混战的角逐之中,为其军事集团的私立而拼杀。……基本应当被否定”[3]406。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国民军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基本上还是承认其在大革命前期的进步表现和对国内政局产生的积极作用。当然部分学者也指出了国民军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其大革命后期的转向以及之后的大规模混战。

国民军作为旧军阀中蜕化出来的进步力量,不可否认其爱国救民思想的先进,但受社会大转型及时代的局限,仍无法摆脱旧军阀的窠臼。其军事势力的迅速发展、军事战争的频繁发生,无不加重了所在地区民众的负担。因此,关于国民军的研究还可以从民众负担的视角进行。此外,对于国民军的研究还可以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继续深化。同时,北伐前夕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之一,在这个群雄并起、波诡云谲的时代,国民军以其进步的一面从北洋军阀中蜕化出来,并能够在中国政局中产生重要影响,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主要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时代潮流;20世纪20年代初北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打倒列强,除军阀”寻求国家统一,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南北革命势力的迅速崛起以及革命思想不断传播。因此,对于国民军的研究及评价,应该考察其时代背景,才更能符合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国民军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初步考察到深入探讨,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值得肯定的。关于国民军史的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成果与创建迭出,但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如国民军与北伐前后南北政局的关系,尤其是北伐前夕国民军与北方政局的影响及北方北洋旧势力的关系问题;国民军在北伐前后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并成为影响时局的关键力量,与其最后惨遭失败背后的深刻原因问题;中原大战失败之后的国民军将领及中下层军官的去向和社会影响问题;国民军与其控制地区内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民众生活；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