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东

放在东亚特别是中國迅猛崛起的国际背景之下，对于东亚文明的研究得到重视，译介西方关于东亚和中国文明的视点和观点，也是近来一件红火的事业。近读美国狄百瑞所著《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这种感受深切起来。

狄百瑞从关切儒释道作为起点，对荀子的心利天下、道家精致的空与无之哲学、佛教在地上天国理想中显示自己的存在等角度，对思想进化史进行了考量，特别对“佛教从一开始就是无家可归的智慧，是一种行乞的宗教”，如何在到达东亚时“可以自由地脱下它曾经披过的印度外衣，而它的双手就可以自由地拾起新的文化包袱而背负它前进”进行了解构。这样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反视自己的文化渊源和脉落。公元7～8世纪朝鲜和日本，透过佛教促进国家建设进程，作者说：“在我看来，这又是其精神动力以及它对新形势的适应性的一种功能。它可以用来作为历史的忠诚的一种溶解剂和新的忠诚的一种赋形剂。”该书对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乃是与大陆各种哲学对话过程的独特而突出的产物。

中世纪后，新儒学的生成和传播，是继佛教之后，真正对东亚文明产生深刻影响的意识形态大事件。丰臣秀吉侵入朝鲜俘虏的朝鲜学者及移居日本的朱舜水，接过了遣唐使和鉴真们的衣钵，完成了对东瀛植入新儒学的过程。这一文化现象，完全可以媲美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东亚文化的同体性，至此基本架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