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东

放在东亚特别是中國迅猛崛起的国际背景之下，对于东亚文明的研究得到重视，译介西方关于东亚和中国文明的视点和观点，也是近来一件红火的事业。近读美国狄百瑞所著《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这种感受深切起来。

狄百瑞从关切儒释道作为起点，对荀子的心利天下、道家精致的空与无之哲学、佛教在地上天国理想中显示自己的存在等角度，对思想进化史进行了考量，特别对“佛教从一开始就是无家可归的智慧，是一种行乞的宗教”，如何在到达东亚时“可以自由地脱下它曾经披过的印度外衣，而它的双手就可以自由地拾起新的文化包袱而背负它前进”进行了解构。这样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反视自己的文化渊源和脉落。公元7～8世纪朝鲜和日本，透过佛教促进国家建设进程，作者说：“在我看来，这又是其精神动力以及它对新形势的适应性的一种功能。它可以用来作为历史的忠诚的一种溶解剂和新的忠诚的一种赋形剂。”该书对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乃是与大陆各种哲学对话过程的独特而突出的产物。

中世纪后，新儒学的生成和传播，是继佛教之后，真正对东亚文明产生深刻影响的意识形态大事件。丰臣秀吉侵入朝鲜俘虏的朝鲜学者及移居日本的朱舜水，接过了遣唐使和鉴真们的衣钵，完成了对东瀛植入新儒学的过程。这一文化现象，完全可以媲美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东亚文化的同体性，至此基本架构完成。以中朝日三个国家的这种文化承新来看，这正是当下东亚构建共同体的基础性内核。

我并不完全认同作者关于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划分，但对于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近代国家建设却是赞同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建立和建设的一把钥匙，是“一种缺乏了这种潜力的‘道”。东亚的近代化是从明治维新开端的，从此以后，西方成为东亚的学习的标杆，日本之抽身离开东亚文化也在此时。孙中山三个阶段的理论是一代人革命的政治行动纲领，是在观察日本之后中国的那一代人的选择，其“三民主义”，内核是民粹的、民族的。

作者观察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变化，说：“长征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及其中心神话的伟大史诗”，相应于甘地史诗式的向海上进军，狄百瑞指出两个亚洲大国在民族自立革命中，寻求自给自强、对首先和精神价值的依恃以及为自决而进行的斗争的共同性。在分析了“文革”和“文革”后中国的转向之后，作者分析道：“预料将会是一种与传统结构并没有很大不同的结构——即大量在地方层次上的小规模、家庭式企业形态以及国家继续掌握着较大的经济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这种预料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的技术的时代”背景下的判断。作者在展望未来时不无悲哀地指出，农业文明时人与天、地、万物的密切联系成为每个人的日常经验，这个时代这种联系已经被削弱了，而且早期的整体主义的眼光也被污染这一幽灵和人为的环境灾难给蒙蔽住了。

在最后给出的结论性视点中，作者指出，正如从来都是那样的，中国的命运大部分将取决于它自身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中却将日益增长地在东亚的、世界的和全球的未来格局之内加以界定。

这样一本严肃的题材和论著，在很多地方是以轻快甚至戏谑的口吻来表述的，这些内容恰是发人深省的：

——的确有人在呼号“世界停下来吧，我要下车”；另有人想到要在禅院里或在一种超感的深思中打坐终生。

——没有一种新秩序不汲取过去的遗忘是能够持久的；但是也没有一种传统，无论是佛教的、儒教的或基督教的，在全球斗争的经验中是不加改造就能生存下来的。

——日本的多元主义及其形成一致意见的天才，就最好地代表了东亚文明的国际尺度。

凡此种种，是在掩卷之余不会拂去的。之于当下的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中国该在东亚以怎样的一种姿态安身立命，可能是一个比“一带一路”这种经济全球化引领器、各种国际合作更为现实的课题。东亚——至少是中日韩朝四国之间的博弈，依然是冷战模式中尚未走出的局面，东亚各国之间文化上的脆弱共同点，在阻遏与反阻遏之间显得力量薄弱。民族主义依然是当今东亚政治格局中的首选，这可能是东亚最大的政治现状，与全球化中的经济协作比起来，它纵然小，也依然无法式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