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河南/湖北 平顶山/武汉 467000/430074）

当代中国的气象灾害报道，其写作观念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如果说，当代中国建国之初，囿于气象科技现代化程度不高，以及国防建设和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气象灾害报道停留在受政治影响层面，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报道品种，那么，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气象灾害日益为全社会所关注，相应地也成为一种独立的报道品种，其报道手法日益多样，报道观念更是突出强调关注民生、现场传播、加强防御、人文关怀。

一、由国家影响层面报道转向民众影响层面报道

建国之初，由于党和人民关注的重点是国家是否稳定，因此，相应地气象灾害报道的重点也放在是否影响到了国家整个的稳定。这从建国当初的许多气象灾害报道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比如，1957年2月12日，新华社发了一则名为《上海的严寒》的消息：

这几天上海街头积雪不化，春寒料峭，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上海人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八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十日和十一日，出现了晴天下雪的现象。晴日高照，雪花在阳光中飞舞，行人纷纷驻足仰视这个瑰丽的奇景。

“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这是诗人臧克家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上海写下的诗篇《生命的零度》中开头的两句。这几天要比十年前冷得多，但据上海市民政局调查，到目前并没有发现冻死的人。民政局已布置各区加强对生活困难的居民特别是孤苦无依的老人的救济工作。为了避免寒冷影响儿童的健康，上海市教育局已将全市幼儿园的开学日期延至十八日。

这是一则报道上海罕见严寒的消息，但是由于记者在文中运用“有气象记载的八十多年来罕见”以及臧克家《生命的零度》中开头的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字一句的评论，只以不同时代的天气、结果的对比，就自然揭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这一重大主题。虽然只有短短两百余字，但其深度与广度，其新闻价值的凸显决非简单的气象消息可比了。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例子，但是可以看出，当时记者写作气象灾害新闻，不从灾害本身写起，而把重心放在气象灾害是否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大计。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单纯地报道灾情。在报道方法上，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所谓“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新闻界由于思想解放，对灾难本身的报道采取客观实在的做法，而且对灾害的影响，也敢于触及到普通群众生活。这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2004年6月，在山西省防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范堆相在讲话中强调，山西自然条件比较特殊，局部暴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暴发、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遇有重大灾害性天气时，省气象台一定要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把信息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遇有灾害性天气出现时，要切实担负起防灾救灾责任。对民生的关注可见一斑。

二、由灾后影响综合报道转向灾前防御报道

与上述变化相关联的是，气象灾害报道由最初的灾后影响综合报道转向灾前防御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6月4日刊发《气象预警缘何成了“专家卡拉OK”》的报道，近几年来，频发的气象灾害每年都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国家不断加大投入，气象部门也加强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气象灾害预报的准确度越来越高。然而记者在山东、广东等地采访时，却发现这些辛苦得来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由于缺乏有效的通达渠道，往往成了“茶壶里的饺子”，无法及时地“倒给”老百姓，因此使得减灾抗灾的效果大打折扣。

但是，毕竟气象灾害报道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往往是事后即气象灾害发生后，由气象专家进行解释，分析这一灾害是多少年一遇的重大灾害，这种报道只能让人有一种马后炮的感觉，而无法实现气象信息预防灾害的目的。可喜的是，各级气象部门已经做出努力，纷纷起草制定相应法规，强调媒体应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迅速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以最大限度发挥气象信息的作用，减少灾害发生。如2005年6月，河南省气象台与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签署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协议，“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电台将中断正常播出节目，保证及时插播！”《新闻晨报》2006年10月27日报道，上海规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15分钟内必须播发。

三、由灾害全能叙事报道转向平等现场报道

长期以来，气象灾害报道者习惯于以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的角度来报道叙述气象灾害发生的缘起、经过和危害，以及气象灾害预测预报情况。但是，随着现代化通讯工具的进一步发达，随着人们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气象灾害信息的渴求欲越来越强大，早期的全知全能式报道，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受众心理需求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受众处于平等地位的现场报道的兴起。

据媒体报道，气象专家指出，在香港，特区政府建立有一整套灾害防御法律体系，对香港市民而言，灾害性天气“黑色预报”家喻户晓，社会公众在面临气象灾害时都清楚该如何正确处置自身行为，当地电视台对台风等灾害性天气也会进行全程直播。而在美国，除了建立防灾法律体系外，还拥有专用警报系统，其天气广播电台能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偏远山区，当地农民用收音机就可以接收，这种收音机就算处于关闭状态，对预警信息也能自动开启播放。气象专家认为：“突发性气象灾害信息应让每一个市民共享，即利用一切通道，让更多的人在第一时间获得灾害预报，这是减少气象灾害损失和伤亡的最好的办法。”

我国在气象灾害现场报道方面做的比较成功的当属北京华风气象影视集团。2006年4月16日，北京受内蒙古沙尘暴影响，夜间降下了大量沙尘，地面万物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各家报纸、网络、电视台纷纷报道：“北京下沙了！”。该集团赶在沙尘到来之前，策划大型电视直播节目。15日，在青海卫视播出的长达两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揭谜沙尘暴》，16日在青海卫视再次进行了《直击沙尘暴》的直播节目。一时间，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议论沙尘暴。可见，进行现场报道，能让广大观众在第一时间了解重大气象灾害发生的情况。

四、由科学知识普及报道转向人文关怀报道

建国初期，气象灾害新闻往往是一种科学普及式的写法，即解释气象灾害的科学原因，有时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人性美的关注提到议事日程。传播者深入生活，体验气象灾难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创伤，用真诚的情感去关注灾难与生命，去讴歌同灾难作斗争的时代精神，充分体现媒体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就事论事，显得冷酷无情，而且“铁肩担道义”，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比如，获得中国新闻奖的《5日傍晚有风暴》一文，对宁夏1993年5月5日特强风暴发生发展过程，就采用了灾难中的人文关怀写法。文章运用对比材料，引导人们在重新抚摸历史的伤痕时，引发另一种感慨和忧思，进而起到升华、深化主题的作用。作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写了5月5日这一天大自然的妩媚与温柔，写了人们被大自然所陶醉的美景；在后面的自然段里则写了大自然的肆虐和被风暴吞没的24条生命；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写了时任青铜峡水泥厂总调度长的曹炳仁，有条不紊地做着风暴前的防御工作，写了中宁县政府领导在听到气象预报后作出的果断决策等等，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乐天派”的悠哉游哉，还特意写了某县建材厂李厂长被绚丽阳光拥抱而如醉如痴的情景。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的是对待气象预报的两种不同态度，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而教育人们要注意听从大自然的忠告，要注意做好防御灾害的准备工作。这种对比分明的描写，有情有理有据，蕴藏着丰富的生活哲理和寓意深刻的潜台词，读来令人深思，催人警醒。

同时，记者深入到灾区，采写饱含人性美的新闻，也充分体现了气象灾害报道中的人文美。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200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记者李时平带上干粮、雨鞋赶赴广东韶关灾区，街道汪洋一片，求救声、呼唤亲人声、大雨滂沱声混成一片。他含泪写下通讯《乐昌：那一幕永生难忘》。8月3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记者张德庆等人赶往广东阳东县采访，路上积水很深，采访车成了“巡洋舰”。路边很多大树被狂风吹倒，挡住了道路，他们下车去把树抬走。平时50分钟的路程，这次足足走了近两个小时。经过阳东县沙岗小学时，他们冒雨近距离拍现场，全身淋透了，相机也进水了，最终还是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灾区干部群众说，《人民日报》的报道鼓舞了大家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决心。

短短几十年，当代中国气象灾害报道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原因当然可以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予以深层阐释，但是显然，发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当代中国气象灾害管理观念的进步，同时也是中国传播观念进步使然。气象传播工作者应适应这一观念变化，在气象灾害报道时把握“四条原则”，即民本原则、预防原则、同步原则和关怀原则。而这些具体的对策建议分析，可以留待以后进行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