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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辞源》编修看大型汉语辞书数字化出版*

2018-02-08□文│尹

中国出版 2018年1期
关键词:辞源第三版辞书

□文│尹 洁

20世纪以来计算机的问世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出版、传播领域带来一场巨大的变革。数字出版业已成为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它不仅为科学理论与社会思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促进了文化形态的更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出版传播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创新。数字出版的兴起与发展并没有颠覆或者取代传统出版,却使得出版物开始减少对传统载体的高度依赖,二者呈现出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局面。

大型汉语语文辞书,作为知识和文化贮存、传承与推广的有效手段,也是语言—文化一体化传播的实现路径,在数字化时代实现了全新的嬗变。先前单一的纸质媒介逐步走向数字化的新媒体形式,呈现出纸质、电子与网络辞书等并存的多元化载体格局。2015年第三版《辞源》纸电同步出版就反映出大型汉语辞书现代出版的趋势和方向。

一、数字化背景下第三版《辞源》的坚守与革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辞源》始编自1908年,1915年正编出版。2015年《辞源》诞生百年之际,由百余位专家参与修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三版问世,标志着中国辞书事业的新发展。第三版不仅坚持发挥着《辞源》的学术优势,而且在出版上具有重要突破,实现了包括纸质版、网络版和U盘版在内的全球同步发行,成为数字化背景下大型汉语辞书的出版典范。

1.纸质版《辞源》编修的继承与创新

《辞源》首创了中国化辞书的独特体例,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型辞书编纂和修订的基本格局和科学范式。第三版《辞源》不仅继承了以往版本的优势和特点,并且利用新技术,实现了大型辞书在编修手段和方法上的创新。

第三版《辞源》是在第一、二版基础上进行的“有限修订”,以纸质版作为依凭和首出产品。在修订目标上,以“探源”为导向,着重对《辞源》“正本清源”。追溯始出,梳理流变。既要探求字源所包括的形源、音源和义源,也要找寻语源所包括的典源和证源(始见例),最终实现古今沟通。在编纂方式上,保留原版本的编纂特点,即在继承传统字书部首分为214部和子丑寅卯等12集的基础上,吸收国外辞书编纂方法和体例上的特点。“列字头,分音项,排词语,出释义,列书证,详出处,一应周全”。[1]在内容上,坚守前两版的收录原则,收词以1848年为界,并在原版基础上修补了部分古代汉语字词释义,增设6500条古代百科词目(涉及人名、地名、职官、文献、宗教、器物、动植物等内容)。由此,使得《辞源》真正成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要求,第三版《辞源》纸质版在编纂手段、资料保存、字形统一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编纂手段上,一改过去主要利用资料卡和索引卡的办法,修订者除了查阅古籍善本以外,还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的条件,以多种数据库资源作为“探源”“求证”的有效手段,如“中国基本古籍库”“瀚堂典藏数据库”“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资源等,这就大大缩减了查阅时间,提高了查检的精准度和版本的优选度。在资料保存上,采用现代化手段,有效建设了第三版《辞源》修订的档案,为今后进一步修订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字形统一方面,联合北大方正公司,按照《汉字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标准》设置《辞源》的印刷字库,为实现《辞源》的数字化制定标准字形。

2. 数字化《辞源》出版的变革与超越

第三版《辞源》在出版上的创新就是同步推出了包括网络版和U盘版在内的电子版。电子版除了保留了纸质版的全部内容外,还在技术层面实现了辞书编纂的超越。

超文本性。按照惯例,辞书的查阅顺序总是从目录索引入手,按照音序、部首、笔画等排序进行精确查询。数字化背景下,电子版《辞源》可以通过在查询框输入所需汉字,或使用通配符进行模糊查询。在数字技术下,查阅和阅读都不再拘泥于顺序,可以超越文本进行非线性阅读,所查阅的词条间还可以进行超链接,快速查询。因此,超文本的信息组织方式、超文本的信息呈现方式成为电子版《辞源》的重要特征之一。

交互性。词典是一个无声的老师。通过查阅,它会将其中知识与文化单向传输给读者。而在新技术条件下,实现辞书与读者间的双向互动并非难事。电子版《辞源》运用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改变了信息的单向性传播,读者不仅可以查阅词条,而且能够对自己的需求做出即时的反应,通过“添加笔记”“添加标签”“添加引文”,补充和标记信息,以满足自身对信息量的需求。电子版《辞源》建立了汉语辞书借助人机交互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交换与对话模式,大大提升了《辞源》的用户体验。

超时空。电子版《辞源》将原来传统的文字、图片信息转化为以二进制数据的形式存在的计算机能够识别与处理的数字化内容,并通过数字化方式输出以供查阅。这样的信息传输和供给可以克服时空的障碍,只要有设备,可以随时随地满足查阅需要,无需固定场所、无需搬动厚重的纸质辞书。不仅如此,反应迅速、移动性强的特点更是得到年轻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

个性化。电子版《辞源》满足了不同读者针对不同查询条件而提出的不同需求,定制、筛选符合自己需求的个性化信息。例如在检索词条时,《辞源》网站除了提供以字头、词条、字头拼音、字头注音、四角号码、总笔画数等多种方式,对该字词的正文、笔记和引文的精确查询的“简单检索”,还有对古音、字形、书证等多个属性进行联合检索的“高级检索”,以及对文本内容进行检索的“二级检索”。这些自由开放的检索方式基本能满足读者的检索需求,也使信息传播的中心由传播者向读者转移,使读者受众成为中心。

可见,第三版《辞源》的出版,是对百年《辞源》的一次梳理、补正和发展,具有传承中华文化、实现古今对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功。经过数字化的加工处理,实现“纸电同步”更是汉语辞书出版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和突破。从“火与铅”的传统出版,到“光与电”和数字化的现代出版,多元载体的第三版《辞源》的同步问世将成为“盛世修典”的又一杰作。个性化、超时空的服务将极大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使文化知识的学习、普及和传播更加便捷,而无时无刻、随时随地的文化、知识和信息的输送或将悄然改变人们的求知定式,逐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

二、数字化浪潮下大型汉语辞书出版的新境遇

数字化、信息化浪潮来袭,人们的阅读方式、阅读取向和消费观念无一例外都受其影响,这是《辞源》等大型汉语辞书出版所面临的新境遇。

1.阅读形态的变化为辞书的数字出版带来新的机遇

信息化时代,电子信息以数字编码的方式改变了图书文本的物理样态,也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取向。过去厚重的纸质图书逐渐被数字化技术分流,对图书的翻阅渐变为对屏幕的点击浏览,纸质阅读带来的连续性、整体性的认识和感知也被临时性、碎片化的认知所取代,读者已不限于被动地接受书本的知识,而更愿意提出主观化的需求或主动参与创作与设计。

诸此种种,正好为辞书的数字出版带来机遇。对于《辞源》一类的大型汉语辞书,除了词典所具有的贮存与整理功能,更主要的是作为工具书为专业阅读与研究提供信息查询功能。相比较于深阅读反复咀嚼、品味、思考,最终走向知识的精、深、专和浅阅读的快速、随意、碎片化、浅尝辄止、过目即忘,工具书的阅读和使用可能介于深浅阅读之间,既需要知识的厚重与丰实,也需要能迅速地获取、吸收和理解,这就要求辞书同时兼具知识的海量性、信息的条目化与查询的便捷性的特征。《辞源》等大型汉语辞书的数字化出版,正好可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极大提高工具书的阅读和使用效率。同时,开发辞书的复制、粘贴、全文检索等功能,可以很快实现资料的查询和引用,方便阅读、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2.消费方式的变化为辞书的数字出版带来新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网上免费获取海量资源,只要是想要知道的信息大多都能在搜索引擎上找到或多或少的信息。随便获取,免费下载,使得不少人已理所应当地获取信息或知识,却不再愿意为获取买单。实际上,数字出版涉及内容采集、生产、存储、传播、显示等多方面,需要联盟的技术基础,更需要资金支持,而且出版物的盈利是出版商推动出版的积极动因。无利或少利的状态势必削减出版商的热情,导致不少出版商对数字出版产业望而却步或止于观望。再者,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无限下载和随意使用,严重侵害作品的版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内容提供者的积极性。

互联网的免费下载服务与数字出版的盈利目标,资源获取者的自由无限使用需求与内容提供者的版权维护的诉求,两组矛盾给数字出版特别是辞书数字出版提出挑战。

从《辞源》的销售模式来看,网络版按需定价,纸质版和U盘版固定价格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案。网络版按照使用时长制定了按一周、一月、三月、半年、一年共五种不同的购买套餐,U盘版的定价略低于纸质版,这就尽量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不过,从消费心理来看,对于电子出版物的付费,似乎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心理认同。更新人们对电子出版物的消费观念和和文化消费方式,也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三、大型汉语辞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与发展

《辞源》是一部研习古代汉语的工具书,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和知识库。不仅《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大型汉语辞书都是中国文化产品的杰出代表,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不仅需在辞书学领域对它们进行理论建设,更需要展现其在辞书出版中的典范效应。因此,在规范和保护其传统出版的同时,更要考虑它们在信息化时代的数字化出版转型,探求大型汉语辞书数字化出版转型的战略思路、科学内容、实现条件与有效路径。

1.注重出版内容的资源开发与供应是基础

出版机构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始终是优质精品内容资源的选择、组织、生产、传播及相关服务,即进行有价值、高价值密度的知识选择、组织、生产、传播,使所提供的信息更具有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2]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谁能开发更具吸引力的内容资源,并能施以更强的深度加工和集约整合,谁就掌握了数字出版的主导权和市场控制权。数字化产品的形式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现在已有电子书、按需印刷、网络学习平台、工具书在线、手持阅读器、手机阅读等多种形态,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载体形态,但其根本还是数字化的内容资源。因而出版机构的出版资源综合开发要从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来考虑:从深度上对内容进行精耕细作,从广度上积极探索资源呈现的多种形式。做到“一次加工,多次运用”,这样才能使出版社不仅做内容的传统载体提供商,而且也做数字出版商。[3]

对于大型汉语辞书而言,出版社可根据自己的特点,完善数字辞书规划,开发出适合自己的数字辞书产品。如商务印书馆利用自身在语文辞书出版方面的优势,开发了《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系列汉语语文电子辞书,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则通过整合加工出版了《汉语大词典》2.0版。两家出版社都注重电子辞书与所收录纸质辞书的优化组合,或通过开发原创内容资源,或通过整合加工内容资源,既实现了纸质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却又没有影响纸质图书的销售,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增值服务。

2.促进辞书的编辑出版技术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是关键

对于辞书出版而言,数字化、信息化建设需要有相应的数据库、语料库的配套建设与运用做支撑。科学、完备的汉语大型辞书需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精粹的文化、精准的词目注释、恰当的语例等,还需要及时反映并吸收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开放的、动态的语料库进行词汇调查与统计,为选词找到量化依据,为立项找到语言基础,避免过去的直观、简单和经验主义,保证客观和准确。在词目注释方面,在吸收、整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库查找,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新出现的词义、语法、语用甚至文化的背景知识,展现最新语言信息,突显语言正确使用的具体语境,引导读者规范、准确使用语言,以辞书编纂的优质高效推进辞书出版的发展进步。

在信息化时代,要实现大型汉语辞书的数字化出版,出版科技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成效。除了需要不断提升软硬件的配置,满足不同读者的查检需求,还需要建立统一的数字出版技术标准。开发适合、易用的移动辞书第三方应用(APP),对于知识的普及、形成全民好学敬学的文化氛围也将大有裨益。

3.实现数字出版的稳定、持续盈利是动力

出版机构的工作目标不仅是实现文化的传播,更希望将文字信息资料转化为实际利润,而目前不少用户难以接受数字阅读的付费要求,导致不少数字出版机构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像大型辞书这样的数字出版物,较大的技术投入和与之相应的定价,可能难以达到理想的销售预期,更难实现盈利。

但数字辞书出版有其内在特殊性。一方面,辞书出版是一个出版社经济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每一个国家辞书挣的钱多少,辞书能不能给出版业带来重要的利润,体现着这个国家出版水平的高低。[4]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是以《牛津英语词典》及其衍生的系列辞典作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好的辞书本身就是稳定盈利的商品。另一方面,大型辞书受自身规模、受众、专业类别等制约,需求量本身就较为有限,但编修出版却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加之其公益性的特点,势必需要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要想实现《辞源》等大型汉语辞书数字出版的盈利,首先要制定辞书出版规划。如《辞源》早在1999年就开始酝酿新一次的修订,并制定了修订工作的分步计划,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获准立项,为第三版《辞源》的纸电同步出版赢得了经济来源。除此,作为数字出版产品,还需要开发较为灵活的销售模式。如《辞源》网络版按不同使用时长计费。只有这样才能拓宽销售渠道,赢得更多的消费人群,从而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良性盈利机制。

4.打造数字化辞书出版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是目标

从现有出版物市场来看,图书品质和良好声誉的保证主要还是建立在传统出版单位的品牌影响力之上。我国目前的数字出版物主要是传统出版物的电子化形式,读者选择品牌的依据仍是建立在传统出版社与传统出版物的品牌影响力基础上。对于辞书,人们更是将内容的正确与否和品质的优劣建立在对品牌的信任上,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比如“商务”系列辞书的绝对推崇。正因如此,这样的传统大型辞书出版社应在传统纸质辞书基础上继续开发数字化辞书,利用其传统出版品牌优势,顺势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化辞书品牌,并建立起数字辞书的良好的社会公信力。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除了科学技术对数字出版的提升以外,还需兼有行政、法律、经济、文化、舆论等多种力量的协同,推动大型汉语辞书的出版创新,切实提高辞书出版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宁. 《辞源》出版100年及第三版修订的现代意义[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2)

[2]苏雨恒. 出版机构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与基本要求//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四辑)[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任兴春. 传统出版如何向数字出版转型——国内成功转型出版社数字出版营运模式剖析//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49

[4]邬书林. 提高辞书出版水平,建设辞书出版强国[J]. 辞书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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