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木

前些日，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极大轰动，票务平台的观众评分高达9.7分，上映22天累计票房突破30亿元。

《我不是药神》取材社会真实事件，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帮助一些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2015年1月10日因“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的罪名而被捕。陆勇案件的曝光引起人们对医药制度抨击和深思，值得庆幸的是，陆勇事件推动了医药制度改革。这不，《我不是药神》上映后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其实，早在今年3月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就作出“抗癌药品进口税率力争降到零税率”承诺；4月12日，李克强又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

抗癌药贵，纳入医保目录门槛高，淮安市医保中心主任周其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一些已纳入医保的药品在医院买不到，这是个普遍现象。医改进行多年，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每一次医改出台新政策，都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然而实际上便宜药越来越少，自费项目却增多了。一位朋友说，他胃里有息肉，以前门诊就可以做手术，费用也不会太多，而现在必须住院治疗，费用近万元。列为看官您瞧，这样的医改能叫人满意吗？医疗、教育、住房已成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即使你衣食无忧了，但若是患上一场大病、重病，也得叫你倾尽积蓄。医疗，真成了普通民众不可承受之重。

由此看来，好政策必须真正落实到位，并且要让人们切切实实享受到政策的雨露滋润。

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好政策若是落实不到位如同画饼充饥。近日，中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了《2017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对中国企业税负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称，营改增后企业税负重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2017年可谓中国“减税年”，政府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给予市场越来越明确的减税、降费的预期。但是，据调查发现，“营改增”之后，增值税依然是这些企业较为沉重的负担。原因是，增值税是对生产流通中的增值部分征税，若产品存在库存积压，就会造成抵扣链条中断，因为上一环节的销项税到本环节因库存积压无法抵扣，而无法抵扣的销项税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营改增没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还有以下方面原因：一是销项税税率高于进项税率；二是增值税税率高于营业税税率；三是企业往往按照税率从高原则缴纳增值税。

另外，企业所缴纳的“五险一金”，在企业增加值中占比较高，也是造成当前企业成本较高的主因之一。“五险一金”也称为“社会保险税”或“劳动税”，因为这一部分具有社会统筹性质的从企业增加值中提取的份额，具有类似税收“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是一种“准税收”。不同行业，由于企业组织制度、用工制度、薪酬水平、行业效益水平等的差异，“五险一金”与利润的比率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重化工业普遍高于20%以上，最高达到50%以上。重化工业的“五险一金”与利润的比率，普遍高于轻工行业。近两年，“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尤其失业保险缴费费率略有下降，但是由于各地方缴费基数逐年提高，且远高于“五险一金”阶段性降低幅度，所以“五险一金”作为企业的用工成本依然偏重。

近日，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在2018年浙商证券“凤凰行动”论坛的发言广为传播，多家媒体以“财政政策失灵，货币政策失灵，苦日子才刚刚开始”为题转发。许小年讲，现在是后工业化时代，其特点就是产能的普遍过剩，企业经营变困难。那么，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企业的希望在哪里？答案是在于创新。这个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

当下，面对欧美等国这一波大幅度减税浪潮，中国的减税力度尚未使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此我们的减税要有创新意识，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彻底解决营改增后企业税负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