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姸彤

摘 要：《史记》一直被认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惊人泣鬼之著作，但是当我们捧卷试读时，却总是被其列传之首《伯夷列传》所困惑。与别的篇章相比他似乎太乱，多发议论而少史实，与司马迁列传固有写法简直天差地别；但这一篇章却又作为列传之首，不由让人长思，在看似烦乱的章节背后，在读来繁芜的字句背后，是否蕴藏着司马迁通贯整本《史记》的天人思想，又是否被赋予了“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的幽思呢，本文即就这一问题对这篇七十列传之纲领——《伯夷列传》进行评析。

关键词：史记；伯夷列传；写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2

一、寻求儒家所追求的社会

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展示古代政治权利的交替，怎样选拔与用人来展示自己的儒家思想。这点我们可以具体到文本分析。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司马迁展示了一副古代政治权利是如何进行交替，怎样选拔与人用的。根据六书的记载，当帝尧年纪大了，就让位于舜，而舜就又让位给夏禹。但是让位的标准叫做“选贤举能”，即“四岳九牧”——四方的诸侯领袖，九州的各州或是各族的族长来推荐，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试于位”，让那位贤能之才去一个职位上工作几十年，考核其功绩是否良好，最后才“授政”。因为“王者”要“大统”，做全天下的领导人是一份不能更重要的职业，因此“天下重器”，因此“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六书上可信的记载，尧到舜到禹，都是这么极其艰难而小心翼翼的传位。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从拒绝授政的许由，也联想到了同样逃隐的伯夷，说那些古代的仁圣的贤者，不追求现实功名利禄如吴太伯、伯夷之人，都曾得到过孔子的赞颂。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但是我所听闻并且确信存在的许由务光等人，也都是拒绝接受功名利禄的贤者，为何古书和孔子称赞那些让位之贤，而不称赞逃隐之贤。甚至更扩大来讲，太史公是在问，天下有接受禅让，也有不接受禅让之辈；接受禅让者被广泛称赞，不接受禅让者里，有得到称述的人，却也有得不到称述，甚至都不被记载在六经典籍之中，只空空然留坟冢对青天者，其何如哉！由此表达自身对于儒家大同为公社会的赞赏。

二、对归隐的情感态度

司马迁对于伯夷与叔齐对“仁”的执著大加赞赏，但他却对于他们归隐乃至“不食周粟”绝食而亡的具体做法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孔子之所以称述伯夷二者，是因为他们“求仁而得仁”，即不想要国君和禄位，因而逃隐是“得仁”的一种行为。

但是论语中子贡发出了疑问“怨乎”，太史公也延续了疑问。我们都知道，最后伯夷叔齐的结果是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认为这是“讨伐夺国”，是“以臣弑君”。伯夷和叔齐，选择了做一个乱世的清者，并且守住了一个清者的道德——我做我的臣子，我守我的礼法，在孔子看来是一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事情，没有怨恨存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司马迁摘录的《采薇歌》之中，“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全部在说自己的命运之不幸，摊到了这样的国家与时代，那么到底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我们可以用《屈原传》来对比，在《屈原传》中，司马迁的赞美溢于言表，特别是在抒情手法的运用上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但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只叙述伯夷等人的生活是那么潦草，并表示如果没有孔子的赞美，这样的人可能已经被忘记了，由此表达了自己对归隐的辩证态度。

三、对善恶、德报的看法

“是遵何德哉？”是司马迁的另一个思考，善人都会饿死，但是恶人反而得到善终。但是若没有了“善有善报”，天还剩下什么呢？天到底是遵循何种道德法则，才让这个世界变得善恶不分？亦或是天，真的有道德吗？

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太史公，西方哲学五百年之后提出的，寻找人生终极目标，寻找天生的原则，所谓的“头顶的星空”是否真实的疑问，早在司马迁这里就已经提出，即到底有没有天生的原则，使得善德可以持久。

在《伯夷列传》中，太史公举的伯夷叔齐、颜回和盗跖的例子，都是在历史上有名的，被六书等典籍所记载的，单单看这几个例子我们就能知道上天对于善人的报答是不公平的。“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倘若“天道”真的有，真的是有智慧而慈悲的存在，来指导世间的万物，又怎么会使得“操行不轨”的人“富贵累世”，而“行不由径”的人却“累遇祸灾”？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发现《伯夷列传》之中全是疑惑，全是感慨。他问究竟有没有“天道”，若是有，那么为何持守善道者不得善终，为何暴虐恶人却能福报子孙？若是真该如此，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坚持善道，没有回报的善道观念有是否合适进行教化和推广？

但是司马迁的文章之深度可见一斑，因为他没有停滞于此，没有结束于提出疑问之后。然而太史公远远不满足于此，而我们也跟着他的笔锋接着深入。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又说，没有人不愿意富贵，即使是圣人或许也不能免俗，若是能用正当的劳力来获取钱财，那么我哪怕是做一个赶马的人也是愿意的，但是若不能通过“大道之途”，却一定要用贪赃枉法的“斜曲之径”，那么宁愿不要所谓的钱财万贯，金钱满屋，却要去追求我的理想，做我所认为正确而妥帖的符合礼法之事。在这里，司马迁去往孔子之处寻求“德与報”疑惑的答案，追求是否有“天道”的答案最终失败，因为孔子显然持的是德福无关的论点，而人们之所以要过有德行的生活的原因是简单的四个字“求仁得仁”。endprint

在孔子看来，仁义的回报就是仁义本身，人们之所以实践道德，不是为了求取一般意义上的财富、权利、地位亦或是长寿，而是为了道德本身。所以他说伯夷不怨，因为他们所求本身就非功名利禄，而只是心之所安，即我们经常听到的“仁者安仁”，就像朱熹所说：“安其仁而无适不然……非外物所能夺矣”。这种纯粹的道德观颇近似于康德所说的“出于义务”和“善的意志”的道德论，“为了道德而道德”，道德本身就是志向所在，本身就具有圆满性和价值的绝对性。正如论语中多次提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但是這就是答案吗？道德本身就是道德的回报吗？回顾前文，《采薇歌》之中几乎处处是怨恨，这是因为纯粹道德理论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公正性。好人渴望好报是一个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这本身也蕴含着善良的人对社会正义的渴望，而不仅仅是贪图名声在外，因为若是这社会愿意为好人鼓掌的话，社会本身必定也是一个善良而正义的社会。而若是发生了“善无善报”的事情，人有怨气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德行应该为应得的人带来祝福，而好人也应该受到福报，不仅为了使得更多的人去践行道德，也是为了维护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否则道德本身就将失去社会意义，而只是空空然荡在极少数的圣贤心里。

这样的坚持，不仅在《伯夷列传》之中被首次提起，而且蔓延至太史公接下来的六十九篇列传之中。《淮阴侯列传》里，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却落得被夷平三族的结局，他在临死之际，将其结局归罪于天命，司马迁却认为指“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但韩信却做不到“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才是他悲剧结局的原因；《绛侯周勃世家》之中周亚夫饿死，“终以穷困”，司马迁也不认为与许负所相的天命有关，而是因为“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可见太史公在《伯夷列传》之中提到的“需要用善有善报来维护社会正义”的理念，也一直在其他文章之中贯穿，力图用道德因素来揭示人物命运，这是一种“正直的人应受到正当报应的正义感和伦理感。”总的来说，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受质疑，可以说是“悬置正义性”的后果。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司马迁在这里回答了上文的问题，君子看重名，但这里的名不是物质上的名，而是形而上的名，是名声、名节。贾谊说过，贪财的人为财死，烈士为英烈的名声死，追求功名的人也自然为了功名利禄而牺牲，这就是众生之态。作为被教化的百姓，没有格外严重的贪欲，也没有贞烈的节操，却也有着寻求生活安乐的追求。这种追求，虽然司马迁和贾谊都没有加以说明，但是我们却能明白，这是一种人性之中内在的追求，是世间普遍的共同追求，上至九五至尊下至屠狗之徒都不能免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司马迁在这里仍然是质疑孔子的纯粹道德论。在现实的层面上，纯粹道德的理论有其实现的难度，因为它与人的趋利本性有着天然的矛盾。人类总是会为了利益、仇怨、权利、爱欲而被驱使。司马迁不仅认同贾谊的理论，不仅在列传的纲领篇——《伯夷列传》之中称述，甚至在整篇列传之中都有体现。在司马迁看来，“求仁而得仁”、“仁者安仁”的道德至高境界固然崇高，却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也许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远古时代，却并不适用于充满欲望的、当下的真实世界，正像他在《货殖列传》之中说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对“善有/无善报”的问题做了来自史学角度的解答。善应当有善报，但是这报既不是物质上的名利与财富，也不是虚无缥缈的道德本身，而是名，一种形而上的名，才是德行应该有的回报。万世的英明才是让仁人志士生命不朽的方式，也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德行教化的根本所在。但是只有“万物睹”的圣人才可以评价与衡量史实，也只有史学家最接近历史的真相，最适合为往世立盛名。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司马迁为什么要为那些被正统所不屑的人物——刺客、游侠、日者立，也就明白了为何《伯夷列传》要放在七十列传的纲领篇目，是为了“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是为了“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让所谓大人物、小人物的美德统统都通过这只如椽大笔挥洒，留将万世英明，来维护社会的正义属性，也是为“仁义”本身找到了寄托。

参考文献：

[1]俞樟华著.史记艺术论[M].华文出版社，2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