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与实践

2018-02-07谢剑南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8年2期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海淀 100091；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71)

周恩来从战争年代的血与火中走来，他熟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深谙国际政治的历史与逻辑，长期的外交战线工作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形成了他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和独具魅力的外交风格。周恩来始终坚持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原则立场，同时在外交战线中展现出了高度灵活姿态，为新中国外交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中指出，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2]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3]习近平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时指出：“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4]深入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新中国的外交状况和外交政策非常必要，对于指引我国当前外交实际工作、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促进人类民运共同体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周恩来独立自主立场的历史背景

周恩来是集大功大德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他一生忧国忧民，无私无畏，赤胆为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作为领导外交工作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前的26年里，共会见外宾6620次，年均265次，其中出访和会见各国元首、首脑539人，3770人次。”[5]周恩来以他幽默坦诚的外交智慧、无与伦比的外交魅力和灵活高超的外交艺术，为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珍贵财富，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的光荣与不朽，一方面在于周恩来的高尚精神与品德魅力，另一方面在于周恩来毕生奉献给了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作为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的独立自主思想形成与发展是他长期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的经验结晶，同时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从国内看，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强盛的国家，自古爱好和平，有“以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发展滞后，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吃过不少冤头苦头，受过不少血的教训。正因如此，独立与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首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同时打倒封建主义，发展经济，建设富强的国家。”[6]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国强民富进行了长期艰辛探索。1927年8月1日，周恩来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成功领导南昌武装起义，成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之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使中国从此走向了通过武装革命走上真正独立自主的新道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体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重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只有独立自主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团结，也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毛泽东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7]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一度任人宰割的大国来说，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主要依靠自己来塑造自己未来的根本问题。

(二)从国际看，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粉墨登场登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其主要意义是相对于国际体系来说的，“独立自主中的独立，首先是中华民族的独立；独立自主中的自主，首先是国家的自主，即维护国家主权。”[8]当时的中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倒向美国，二是倒向苏联，三是采取骑墙。虽然美苏都在努力争取的中国倒向自己，但中国显然有自己的考虑：首先，美苏两大阵容水火不容，因而骑墙是不可能的；其次，由于美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把自己推向了新中国的对立面，中国也不可能倒向美国，而且中国已经彻底觉醒，“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9]新中国最终采取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相对来说已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的中国独立自主地位，为中国以后的自主发展与和平外交构筑了坚固基石。由于美国不甘心失去中国，因而在政治上围堵、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中国当时的外交处境仍很艰难，只有独立自主才能确保自力更生地发展，才能确保中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二、周恩来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立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思想和根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基本经验总结，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成为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一)在国家层面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与立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由于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因此国家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意义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外来侵犯与干涉。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与立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凝聚成这样的共识，而是在长期反列强侵略、反外国干涉、反反动势力、反教条主义等各种形形色色斗争中逐步发展形成的。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独立自主道路的转折点，毛泽东曾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0]此后，中国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宽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因此成为中国道路的基本思想与根本立场。1949年4月，周恩来在同一些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1]后来周恩来又多此阐明这一立场，他在1949年12月底指出，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12]这一立场已经初步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国应坚持的国家立场，勾画了以后中国外交所应秉持的外交方针，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依赖任何外国来发展，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对外关系上将在自身国家利益基础上依据事情本身来独立判断非曲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活动。

周恩来始终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保持高度警醒。1951年1月他谈到，“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13]他认为遇到困难并且克服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14]周恩来的独立自主思想，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是基于防止中国依赖于苏联或美国。这一根本立场与政治原则，是中国反对外来干涉，保证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完整。周恩来的独立自主思想，不只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还体现在经济上，他强烈希望中国的经济、工农业和国防等各方面能早日强大，使中国的独立自主更有力量。在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经验出现问题之后，周恩来1962年1月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学苏联，建设思想是有毛病的”，他指出问题在于“建设思想没有中国化”。[15]他在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上表示，虽然中国的钢铁、棉布和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也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16]可见，周恩来不仅在思想中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坚定立场，在实际工作中也十分重视实现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力避流于口号和形式。

(二)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三大外交方针。建国前夕，国际局势波云诡异，针对国际国内复杂情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确立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有气魄、有胆识、有能力、有决心坚定地提出并实践这三大方针。针对一些人的对“另起炉灶”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17]针对有些人对“一边倒”的认识出现偏移和误差，认为“一边倒”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相矛盾的地方，周恩来态度鲜明地予以澄清，他指出，“一边倒”给胡思乱想的帝国主义者“浇了一头冷水”。[18]他深刻阐明，“‘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也不是依赖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19]这在周恩来亲自主持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其中第五条明文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20]条约签订后不久，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总方针是‘一边倒’，但‘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21]对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方针，周恩来指出，“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22]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和敏锐的外交眼光，使得周恩来绝不是外交工作的墨守成规者，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周恩来又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要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23]这种主动外交推动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始终积极维护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他积极倡导并坚持国家无论大小、贫富或强弱都一律平等，始终坚持不以大国自居和自傲，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友好相处与平等互利，反对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动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行径。1957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要做四件事：一是搞好自己；二是搞好彼此(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搞好团结；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去侵略别人；四是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我们。”[24]周恩来一方面在实践中反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他又明确阐明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强大起来了也不搞霸权主义。罗纳德·基思认为，周恩来坚持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牢固的联合，既表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又是“一种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得到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25]阿尔登·魏特曼认为，“他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26]这是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才华，留下的宝贵外交遗产，直至今天，仍然对我国外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周恩来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两大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外交问题。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了大量军力之外，周边不少国家既与中国有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也担心中国输出革命影响他们的安全与稳定，因而对新生的中国纷纷采取敌对政策。中国迫切需要在独立自主原则立场上，提出一个各方接受且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总的外交指导方针，在当时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和深刻洞察力，创造性地提出两大主张，一个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个是“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这两大主张一经提出，就受到了良好国际反应，产生了巨大效用，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中，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列宁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思想，但这是暂时缓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尖锐斗争的外交策略而非长远战略，甚至为了维护和平局面，“不惜做出巨大牺牲来保住和平”[27]，这并非国家间平等基础上和平共处，因而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一是只针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二是单方面为了缓和关系而提出和平共处，三是以斗争的形式来维护和平共处，四是没有逾越意识形态鸿沟。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等理念，这些思想是新中国坚定走和平外交路线、积极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渊源。朝鲜战争后，中国国际威望得到空前提升，在促进朝鲜问题暂时缓解和印度支那停战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以一个新崛起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对印度和缅甸进行访问，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8]这是周恩来提出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再次访问印度与尼赫鲁总理会谈时指出，虽然中印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都是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两国的东方文化又有共同的特点。他指出，“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共信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29]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相互关系，也适用于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针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不针对国家大小、强弱或贫富，也不针对意识形态，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有效地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赋予生动可行的内涵，反映了二战后大量民族国家兴起并探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真正体现了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本质特征，逐渐成为普遍认可的历久弥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1955年，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拓展，此后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也把五项原则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在1970年和1974年的两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相关宣言，都接受并发展了五项原则。中国不仅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用于周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应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1969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谈到，“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30]如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的指导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与应用。习近平指出，“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31]

(二)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由于各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水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各有千秋，如何在避开这些发展差异和利益分歧，达到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目的，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周恩来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二者的结合既体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体现了高度灵活性，本质上是珠联璧合的有机体，使外交工作既有原则遵循，又有灵活互动，成为外交史上里程碑式的新型外交方针。

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1955 年4 月18 日至24 日，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有来自亚非两大洲的29 个国家参加，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又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直接较量，使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都很不了解，加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离间，一些国家对中国有误解、疑虑甚至是敌对心态，有些国家“企图以反苏反共的口号使会议陷入思想意识的论争，从而使会议不能获得任何成就”[32]，同时这是首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会的国际会议，参会各国相互之间的分歧很大，对会议能否成功举行也都没底。在这种复杂而敏感的情况下，周恩来显示了他突出的和合精神和卓越的外交才能，他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为书面发言散发，在4 月19 日下午的会议上做了即席补充发言，他诚恳地说，我们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自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他提出，“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33]针对个别代表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存有异议时，周恩来表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34]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努力和协调下，会议制定了十项原则并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万隆会议后不久，中国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柬埔寨、苏丹、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万隆会议上产生的著名“万隆精神”，也即“求同存异精神”，被永远载入外交史册。

新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辟、外交成果的取得，同周恩来的高瞻远瞩、灵活外交和身体力行分不开的。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外交方针，在中国外交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扭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维护了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促进了国际和平与合作，开拓了外交工作新局面。实践证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外交，坚持求同存异外交方针的思维方法，有利于中国改善与提升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有利于国家间矛盾的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停战后，从1953 年到1965 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49个。二十世纪70年代初，世界格局大变化大调整，中国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承认的世界五极之一。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中国外交更是风生水起，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迅速提升，到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49 个增至107个，中国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周恩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践

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连续主管主抓外交工作26 年，中国建国后一段时期的所有重大外交事件与外交活动，周恩来不仅是亲历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更是谋划者、决策者和指挥者，他以自己的杰出外交才华和外交风格，构筑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推动了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并在国际社会和外交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边界问题是细致、敏感、复杂的问题，也是国家间和平共处的重要基础。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边界划分问题，不仅影响到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也这直接影响到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多方面奔忙，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在他的积极推动与亲自参与下，在解决我国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取得了实质性成果。首先是对于解决的方针，一些周边国家担心中国会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办法来解决，针对此种情况，周恩来在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时，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同时明确表示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35]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秉持“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和缅甸在1960年先后签署了《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缅边界条约》[36]，至此使中缅长达2000余公里的边界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到1963年，中国又先后同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签订了相关边界协定或条约，妥善解决了久拖未决的问题，也使睦邻友好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从国际法来说，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国家国籍的法律状态。中国在历史上是以血统定国籍，而东南亚大多按出生地定国籍。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却是中国同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且敏感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海外华侨约有1200万，而东南亚华侨就达1000多万，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在殖民主义势力退出东南亚之后，一些国家对此抱有极大疑虑：在政治上，担心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37]，“进而威胁到当地政府以及他们的内部安全”[38]；在经济上，担心善于经营和理财的华侨迅速超过当地人占支配地位；在社会上，担心引发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引起社会动荡；在法律上，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容易而引起法律冲突甚至国家之间的纠纷。因此，“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成为冷战期间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中心议题。”[39]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并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核心议题。

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他于1955年4月19日下午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明确表示，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40]本着这一精神，经过积极协商与友好谈判，1955年4月23日上午，周恩来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约在万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凡属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国和印尼选择一种国籍；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缔约双方愿意各自依照本国政府的法律，互相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41]在此基础上，1955年和1956年中越两国达成协议，确定了在自愿基础上将华侨逐步转入越南籍的原则。1956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前新加坡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时表示，侨民可以自愿取得其中一国国籍，“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取得他们自愿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中国政府相信，这将有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利益，有助于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宁，有助于中国同新加坡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42]在上世界60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排华浪潮，解决双重国籍的努力一度出现停摆。但是周恩来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来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1971年周恩来在同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奈温举行五次会谈时再次强调：“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43]1974年5月，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时，周恩来与马来西亚总理在联合公报中提及了华人问题，在双方共同声明中也谈及了“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这些都体现了周恩来的灵活外交和坚韧毅力，也体现了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一向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侨归化问题，“由于周恩来和平外交方针的成功实践与华侨‘双重国籍’的顺利解决，为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声望和外交空间。”[44]

(三)军事行动与对外援助问题。和平外交与独立自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和平外交的首要要求就是国家在主权和安全上是独立自主的，因此有时候正义的军事行动在所难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战争思想时，认为孔子和孟子崇尚和平理念，认为“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国家应当守信节制。”但西方学者发现儒家也有另一面忠告：“对待进攻不能不加抵抗。虽然孔子视战争为恶魔，但是他坚持认为，一旦战争来临，就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利。”[45]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中国是否出兵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周恩来作为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希望中国卷入其中，另一方面，他也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针对美国派出第七舰队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径，6月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严正声明：“不管美国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46]同时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抗美主张，他在当年10月5日在讨论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主张。”[47]后来，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和中苏珍宝岛战争以及在援越抗美中，周恩来都坚决主张并支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给予敌人以毫不客气的坚决回击。事实证明，正义的战争是捍卫国家独立自主的必要手段，也是和平外交的重要基础。

周恩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情怀。周恩来一方面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又对广大被殖民过的国家充满同情和友爱。在坚持“和平外交”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周恩来积极开展第三世界国家外交工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广泛扩大中国的外交圈子和朋友群，在增强中国国际威望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出访非洲十国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提出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真正有助于受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援助。同时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援助要根据我们的力量”，要“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鉴于当时国力，周恩来对我国援外规模作出了总体规定，即：“每年财政预算，援外拨款可占百分之三左右。”截至周恩来逝世的1976年，中国向5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达37.5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48]中国的援外工作，有力配合了中国的外交大战略，使中国在同时面对美苏两大威胁时，能够从容不迫地打开外交新局面，在亚非广大国家的支持下重逢联合国，并进而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了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为新中国构建和平的建设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并且还有已经打开了关系大门的美国及一些国家。

五、结语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时指出：“周恩来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49]周恩来任开国总理26年并兼任过9年外交部长，“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50]周恩来坚持独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源于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也源于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他与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曾经公开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51]正是周恩来的这种深沉的爱国情怀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治原则，促使了他在始终秉持坚定的独立自主思想。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处事方式，他既有革命理想主义又有现实主义实践，既有爱国主义情怀又有国际主义精神，他提出的“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外交方针，成为举世公认的能经得住历史与现实考验的外交宝典，也给予了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诸多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包括发展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坚定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广交天下朋友，推动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推动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与启示更显重要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4][49]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02.

[2]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N].人民日报,1976-01-16.

[3] 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02-24.

[5][23] 乐楚.艺术与魅力:外交大家周恩来[J].文史博览,2016(6):11;7.

[6] 张春荣.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J].前沿,2010(10):57.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

[8] 田心铭.走自己的路——试论独立自主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重要地位[J]学习论坛,2011(12):9.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5.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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