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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降,实业兴

2018-02-06本刊编辑部

中国总会计师 2017年11期
关键词:收费成本企业

本刊编辑部

“降成本”提出已接近一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各级政府围绕“降成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反观现实,我国企业的成本仍然高企,“降成本”仍然任务艰巨。

我国“降成本”的现状如何?“降成本”面临哪些问题?下一步如何“降成本”?本期文章就上述问题提供一些视角和思考,以飨读者。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have made a lot of effort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since Lower Costs be proposed, the reduce cost task is still severe and arduous.

How is the Lower Costs going on?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of Lower Costs? The following article presents our own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何谓“降成本”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降成本”的概念以来,已经接近两年。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各级党和政府围绕“降成本”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时至今日,我国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较高,这对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降成本”仍是或者更加应当是当前中国经济必须严肃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降成本”的内涵和外延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么“降成本”要降的“成本”指的是什么成本呢?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这里的成本不是企业运营成本,或者不仅仅是企业运营成本,主要是指跟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外部的、宏观的成本,如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资源成本、物流成本、环境成本、人力成本等。

谁来“降成本”?从“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来看,要降低企业的外部的、宏观的成本,关键是要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来降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关键要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逐步建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税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更完善的货币市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关键是要推进电力、石油、电信等领域的开发,打破垄断,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这些领域的竞争,通过竞争提高相关资源要素的质量和降低成本。降低物流成本,关键要加大基础交通设施投资,推进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环境成本,关键是要通过环保体制改革加大环保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效率。所以政府是“降成本”的主体,是主要承担者和执行者,但企业层面也有重要的义务参与和推动“降成本”。国有企业要主动响应“降成本”的号召,积极研究部署“降成本”的措施,提质增效,努力实现国有资本增值,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和表率。

为哪些行业和企业“降成本”?“降成本”虽然是一个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但它影响的是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从目前的文献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降成本”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降成本”。首先,“降成本”的主要方向是为实体经济发展降低成本,让实体经济在全球经济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轻装上阵。其次,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和库存过剩行业的成本不一定会有显著降低,因为“降成本”的初衷是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而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剩是经济发展中的病症。再次,高污染企业的成本不仅不会降,还有可能上升,这些企业如果不通过技术改造或者转型升级减少污染和排放的话,其结局只能是在高成本下退出市场。

“降成本”不仅是行动指南也是社会期望。“降成本”不仅要体现在会议和文件上,更要落实到行动上;不仅要落实到行动上,而且要体现在效果上,要让绝大部分的企业切实感受到“降成本”带来的巨大好处。

二、“降成本”的重要意义

“降成本”对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对实体经济而言更是意义深远。

(一)“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和政府立足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又有结构性问题,而且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在此种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都很紧急,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考虑,“降成本”这个任务更加迫切。

首先,“降成本”是天然的供给侧行动。举凡涉及成本的因素如消费、储蓄、税收,都在总供给一侧。那么,与“降成本”有关的行动,也一定发生于供给一侧。

其次,“降成本”是天然的结构性调整行动。成本从来都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一定是相对于什么事件的成本,或是为了取得什么样的效益或利润而发生的成本。既然成本总要与其他相关因素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构成因素同其他相关因素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与“降成本”有关的行动,一定是落在结构性调整上的。

最后,“降成本”是天然的改革行动。“降成本”,无论涉及的是居民消费、居民储蓄,还是政府税收,均属于重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很难单纯通过政策层面的安排或设计加以实现,必须付诸改革才可能实现。既然“降成本”总要以改革为前提,那么,与“降成本”有关的行动一定伴随着改革的规划与实施。endprint

(二)“降成本”是事关实业兴衰的重大战略抉择

最近一个时期,企业成本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从企业社保支出负担偏重、企业税负偏高、人力成本上升过快到物流成本偏高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根据相关数据,我国企业的税负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已经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更不用提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了。

企业成本偏高不仅让企业叫苦不迭,而且已经开始制约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我国不少企业特别是原料加工企业开始到东南亚国家或其他综合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建厂投资;此外,一些大的跨国企业也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东南亚、南亚、南美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我国,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要素成本也低于我国,并且当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国家不做出适当的回应,不想办法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营成本,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离开中国,去其他综合运营成本更低、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因此我国企业成本偏高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和警惕。

实体经济成本偏高,不仅会削弱我国中低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且会妨碍我国高端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此外,实体经济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引发经济“脱实向虚”,增加经济运行风险。新形势下,要大力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提高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关键是将实体经济成本尽量降下来,使实体经济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吸引力。

(三)“降成本”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步骤

中国经济要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要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转变依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压榨人力成本的老路,必须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为特征的新发展道路;必须转变第一二产业占比过重的现实,转换到更加依靠第三产业增长的新路。

实体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实业兴,则经济底气足,后劲足。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扎实、根基深厚,但随着几十年较快的发展,实体经济的成本已经高企且仍在进一步上升,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也出现回落。这种现状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实业投资开始出现减缓和下滑,如果不加干预,任其长期发展,必然带来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降成本”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不仅有利于降低实业企业运行成本,而且有利于促进实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因为“降成本”降的是广义的成本,这种广义的成本包含了绿色的理念,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管理和技术先进的企业会因综合成本降低而更有竞争优势,而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则可能成本更高,效益更低。

“降成本”现状

近年来,我国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实体经济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遭遇重重困难,特别是制造业正在遭受成本过高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的成本显著偏高

玻璃大王曹德旺通过美国的投资经历算了一笔账,中国除了劳动成本比美国低之外,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通讯成本、融资成本都比美国高。另一个真实案例是浙江慈溪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他们对投资项目做了中美之间的比较,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大于美国的2倍,蒸汽成本是美国的1.1倍,中国的人工成本低,但是生产率没有美国高,中国的折旧成本是美国的59%,厂房建设成本是美国的25%。

当然这只是个例,一项更加详尽的调查展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成本挑战的全貌。

2017年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發布了《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这份报告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这些样本企业近三年的总成本费用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00%,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国有企业情况堪忧。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成本水平已经超过收入,企业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限。

(一)税收成本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财科院的调研发现,近六成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58%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90%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15%。这表明,六成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低于5元。这与我们主观方面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因为大多数企业都在喊税收负担沉重。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现象,笔者以为是近5年多的“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根据权威统计,我国自实行“营改增”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8月累计减税1.61万亿。

(二)用工成本持续快速增长

在工资成本上,除了因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增长外,《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要求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也加快了工资成本的持续上升。1995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995年的5348元,提高到2015年的62029元,增加了10倍多,年均增长率为13.0%。1995年至2015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如图1所示。

(三)环境成本显著上升

如果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代表企业的环境成本,从2000年的1014.90亿元到2014年的9575.50亿元,环境成本增加了8倍多,年均增长率为15.5%。其中2004年至2014年期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5%,具体数据如图2所示。

(四)用地成本居高不下

在用地成本上,我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由2005年第一季度的1212元/平方米上升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3880元/平方米;年均增速为10.2%,商业(商服)、居住、工业地价水平也分别由2006元/平方米、1184元/平方米和482元/平方米上升到7017元/平方米、6040元/平方米和787元/平方米,商业地价年均增速为11.0%;工业地价年均增速为4.2%。具体数据如图3所示。endprint

(五)原材料成本先升后降

在原材料等成本上,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除2009年特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总体上呈现每年较上年同期增加的情况,2012年之后购进价格指数开始同期减少。

(六)融资成本

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各类融资方式中,银行贷款依然是企业外源融资的最主要方式,其次是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信托、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相比仍然较少。但对比单家企业的各类融资规模时发现,单家企业的平均债券融资规模要远大于单家企业的平均贷款规模。

从地域差异来看,银行贷款成本仅次于其他融资成本,依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顺序呈现明显的阶梯下降特征。东部与中部地区企业各期限银行贷款加权成本约为7.09%和6.97%,明显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6.41%和6.46%。中部地区企业债券融资的成本最高,各年加权平均成本达到6%,其次是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5.32%和4.73%,东部地区最低,加权平均利率仅为3.61%。股权融资成本的区域分布则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上升局面。2014-2016年,东部企业股权融资的显性成本不到融资总额的1%,而西部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则高达融资额度的3.77%。

从所有制情况来看,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資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中型企业。2014-2016年,大型企业银贷加权平均利率在6.36%-6.92%之间,小型企业在6.34%-7.20%之间,微型企业则在6.0%-6.73%之间,而中型企业在6.81%-7.58%之间,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

从行业分布来看,资本密集行业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总体低于劳动密集型或轻资产的智力密集型服务业,但是部分受政策调控的行业,如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杠杆率较高的房地产业,银行贷款利率也较高。各行业企业债券融资利率、股权融资成本均低于银行贷款融资,且行业之间的利率成本差异明显大于银行借款。

在所有这些成本中,并不是所有的成本都可以简单降低。包括原材料和物流等属于由市场决定的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主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并不是想降就可以降低的成本。企业成本中可以降低的主要是由政府决定的不合理成本,包括政府不合理的制度制定、管制、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如税费成本、制度交易成本等。

二、“降成本”取得了显著进展

2016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降成本工作方案,相关部委出台了多项降成本政策措施,多个省市区也出台了相应的降成本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企业税费、用能、用工、制度和物流成本有所下降。2016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下降0.24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67%,同比提高0.27个百分点。

1.国家层面的降成本措施为企业减负超万亿元

一是“营改增”取得初步成效,企业税费有所下降。通过全面推广“营改增”,财税方面为企业“降成本”的效果最为显著。自2016年5月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面纳入试点范围,原则上延续了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并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允许所有试点纳税人抵扣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预计全年减税额达5000亿元以上。

二是通过能源价格改革,企业用能成本有所下降。价格改革和降低相关费用,有效降低了企业用能成本和制度成本。国家通过实施煤电联动、推进电力直接交易、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降低上网和工商企业电价等改革措施,每年可减少企业电费支出约1500亿元。通过下调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每年可减轻用气行业企业负担约430亿元。

三是通过下调社保缴费率,企业用工成本压力缓解。继2015年国务院降低社保五险中的三个险种费率后,2016年再次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据人社部测算,降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效果非常明显,能够降低企业成本1200亿元。下调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每年可为企业减负400亿元左右。

四是我国物流成本偏高,后期降低物流成本空间较大。近五年来我国物流成本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10年的17.8%下降到2015年的16%,2016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14.6%。初步测算,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可为工业企业节省超过9000亿元的费用,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超过6000亿元的效益。根据国务院《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年)》,将进一步深化公路、铁路、民航等领域改革。到2018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较2015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工业企业物流费用率(物流费用与销售总额之比)由2014年的8.9%降至8.5%左右,批发零售企业物流费用率由7.7%降至7.3%左右。

五是通过简政放权,清理规范行政收费制度,制度性交易成本有较为显著的降低。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1/3目标的基础上,2016年又取消了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通过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包括在进出口环节,清理长江沿线涉及航运企业收费、中欧班列出入境收费,取消船舶港务费等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出台新的《港口收费计费办法》,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和征信服务收费标准、取消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等,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540亿元。endprint

2.全国已有20余个省市区出台了降成本工作方案

目前已有20余个省份出台了相关的降成本工作方案,从各个省市区降成本方案来看,这些举措今年将为企业降低10000亿元以上的成本。

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计划(2016-2018年)》,推出七大措施为企业减负,到2016年底,为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山东省针对降税出台了《关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财务支出成本的意见》,为企业减负2000多亿元。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其中30条降成本举措,全年为企业减负1000亿元左右。江苏出台了专项督查“降成本”政策,确保今年为企业直接减负1000亿元。广西出台了《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若干措施的意见》,直接为企业减轻负担300亿元左右。青海则制订了一个“三连跳”的计划,为企业减负约70亿元。贵州为企业减负700亿元左右。湖北省出台了《关于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的意见》,为企业降低成本800亿以上。天津出台的《降成本第一批政策措施》全部落实之后,全年至少将为企业减轻负担580亿元。江西出台缓解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举措有望每年直接为企业减负超过500亿元。

3.2017年减轻企业负担超过1700亿元

一是出台深化电价改革、加强天然气价格监管、清理规范金融领域收费等措施,加强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电子政务平台以及船公司、港口等收费主体的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调查,减轻企业负担约1100亿元。

二是取消西部四省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完善港口收费政策、清理规范涉及铁路货运收费、降低检验检疫检测收费、引导银行降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收费等,减轻企业负担约350亿元。

三是各地自主采取的其他清费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超过300亿元。此外,还通过调整电价结构为企业减负350亿元,全国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1分。

4.长效监管机制不断完善

国家和省级层面均已建立并公布“涉企三项收费目录清单”,实现清单之外无政府定价的收费,让企业明明白白缴费,让职能部门规规矩矩收费。国家层面,公布了涉企经营服务收费、进出口环节收费两项收费目录清单。经过清理以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已经没有政府定价管理的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地方层面,全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已经公布了“涉企三项收费目录清单”。2017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再次系统梳理全国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进一步细化收费项目,明确收费依据、标准,2017年底前对社会公布,实现全国目录清单一张网。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取消违规收费项目,降低不合理收费标准。

5.简政放权改革深入推进

随着改革深入并经过多年清理,政府定价范围已基本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实行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很少。各地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放开政府定价收费项目,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各地、各部门以清费为抓手,进一步取消行政審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机构收费行为。

6.收费监管方式不断创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信息集中公示,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民政部在中国社会组织网开辟专门举报平台,受理对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举报,加大处理力度,约束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经过清理规范,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经营服务性收费秩序明显好转。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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