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1936年3月31日，长征路上的红二、六军团撤离贵州盘县，踏上北渡金沙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之旅。这是由在江南滇黔边境的乌蒙山区创建根据地，转兵西北，建设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抗日作战前进基地的战略抉择。这个抉择，是在盘县的短短几天中作出的。究竟以何种形式作出这项决定，影响决策的条件为何，盘县决策的深远意义何在，仍是一个研究并不充分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一、盘县会议的临机决断

1936年3月28日，红二军团先头部队进占盘县。二军团指挥部同时也是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入驻县城“九间楼”。次日，六军团驻扎盘县亦资孔。会师北进的决定，就是在留驻盘县期间，在“九间楼”作出的。

至于作出这个决定的主体，采取了何种形式，不同文本的记载迄今说法不一，有必要先予正名。一种情况是，选录署名往来电报，某日收到谁谁来电，某日谁谁去电，通过著录往来电报的内容，写上北进会师的决定，文中并不出现盘县会议字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即采用这种形式。这样处理，想必也是依据任弼时所写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到甘孜长征经过报告。该文即以“我们”指代决策主体。［1］126

另一种情况是，指出二、六军团领导人在盘县召开了会议，在会上作出北上会师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即称在盘县召开了军分会会议。军分会全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