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所思所盼
2018-02-06刘朝辉
中国民政 2018年4期
◎ 刘朝辉
笔者在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街道工作26年,这里地处城乡接合部,人员组成复杂,流动性大。近年来,虽然全街经济总量、城建规模和品质都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隐忧和危机。
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街道辖区面积2.3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18万人,下辖7个社区。社区只有十几名干部,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
人口更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我们开展工作、举办活动却陷入“百呼不应”的窘境。
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同时,基层队伍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带着责任与感情履职的干部不多,真正为老百姓想办法、办实事的思想越来越淡薄;由于检查多、资料多、会议多,为基层减负没有落到实处,上面的政策落实到基层推动中很艰难。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改革管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是必须的,更是急迫的。
首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从政府大包大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向基层放权,做到不越位。严格规范行政事项进入社区,让社区能够聚焦服务功能,专注自身事务,有更多的精力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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