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清伟

（许昌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1]390。从历史的视角去诠释现今中国的发展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思考问题的鲜明特色。1949年以来，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是在影响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所有重要因素中，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的发展是最重要因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中共几代领导集体一脉相承的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进行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深远谋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关键在党”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准确地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担当，庄严而又响亮地提出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战略新思想。这一党建战略新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在九十多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大历史中，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而联系九十多年党的奋斗历史，阐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对继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团结向上的凝聚力，同时也不断地推动着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尽管在近代中国，遭遇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在这一痛苦的磨难进程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奋勇抵抗，涌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无数仁人志士的抗争壮举，虽然这些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培育了近代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怀，中华民族最终没有沉没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洗刷了我们屡战屡败的尴尬境地，也使中华儿女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联系九十多年党的历史，习近平指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1]4。这是新一届中央的责任和担当。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打铁还需自身硬，从严治党。

二、着眼于锻造更为坚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党执政六十多年历史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2]303怎样把共产党锻造成更为坚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这既是基于历史的沉思，更是前瞻性的战略警示。从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绝不要当李自成，希望全党要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案。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党也曾经出现过由于骄傲，吃了亏的事情。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革命胜利“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1438-143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警告全党警惕影响党内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等，我们不行动起来去反对这些问题，就会犯大错误，并进一步指出治理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1978年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面对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邓小平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描绘了改革开放犹如打开窗户，一方面进入了新的空气，另一方面苍蝇蚊子之类的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这些苍蝇蚊子之类的东西必然侵蚀党的肌体。果然正如邓小平所预料到的那样，对外开放后，“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现在腐败的情况比“三反”“五反”那个时候严重的多，现在一抓就是“大老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这股风来的很猛”[4]402-403。要求全党要对这股风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能任其飘荡，要坚决刹住这股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受挫的环境下，我们之所以能够按照中国即有发展战略前进，正是得益于邓小平从严治党这一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二位总书记都以严肃党纪和反腐败为他们执政时代的从严治党的第一要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重申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要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方针中去”[5]46-47。胡锦涛强调：“坚决反对腐败、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6]104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反腐斗争、从严治党为十八大以来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三、着眼于“四个全面”全面战略布局，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一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一些腐朽的东西也侵蚀、滋生了党内的腐败分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7]，对改革开放后从严治党成功的鲜活经验，在今天的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同时，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下，“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新课题”[8]。针对“从严治党”的新课题，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篇章，一方面体现了我党对治国理政战略认识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遵循“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的总方略，论证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的关联性。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党对从严治党认识上的另一个新高度，不仅赋予了“全面从严治党”更新的时代内涵，而且也给“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新要求。

四、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六个时间段全方位回顾了五百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艰辛探索到破浪前进的历史进程。从十六世纪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到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出现，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无情地暴露出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尽管苏联和东欧也进行了调整，但在实力强大的西方攻势下，终于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后，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历史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怎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9]109在近代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在近代中国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有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走出了慢慢长夜，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篇大文章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9]114。

五、着眼于大局意识，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时代紧迫感

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情的情况，它的性质以及和其他事情的关联，就不可能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明确从严治党这件事情的情况、性质以及和其他事情的关联。对全面从严治党这件事情的情况、性质及和其他事情关联的战略上的准确判断，有个重要的前置性条件就是从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正确判断对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呈现的新的历史特点得出的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战略判断之一。成大事者，必须善于观大势，自觉地从大局观察思考问题。大局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问题，做事情的一贯要求。当前我国呈现的新的国内外形势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国面临的发展大势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转折点”和“跨越期”来表述[10]。对于后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两句话的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句话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忧患增多的严峻挑战”[8]788；另一句是“要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8]78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形势看，国际形势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新的转折点上，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的调整时期，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一言概之，机遇和风险同在，发展与挑战并存，从总体上讲，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有利因素更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严峻性的战略思维中，直面现实困难和剑指问题，以务实的执政风格直面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这种对从严治党的严峻性的战略分析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勇气和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严峻性，不仅传承了几代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战略逻辑，而且把从严治党的严峻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1]，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历史的大视野战略思维出发考虑新的历史特点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