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兴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校刊部，云南 昆明 650111）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恩格斯概括社会主义新纪元的特征时指出要“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空泛辞藻”，［2］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是一个“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中，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应是每个个人都能不断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在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带领工人阶级对这种联合体的建立作了进一步的摸索，宣传《共产党宣言》，引导无数人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对“联合体思想”的检验

随着1895年恩格斯“幸福地长眠于地下”，［4］两位导师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放下了对他们所提出的代替“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旧资产阶级社会的”联合体的构建努力。但接受他们相关观点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人士，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在各自的国家和民族范围内推动这种联合体的构建和完善。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体思想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的核心思想之一，代表着他们奋斗的方向并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都有系统、丰富的论述，后面的思考常常对前边的思考进行深化和完善。他们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分工、消灭竞争、消灭劳动等，必须首先用暴力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5］但他们仍然坚信，共产党人最欢迎和平的方式。特别是晚年的恩格斯，根据对当时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认为这种暴力革命在国家机器公共化和军事技术高度近代化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因此，在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应当熟练地使用平等程度不断提高的普选权，通过不断成熟的代议制民主这件“最锐利的武器”［6］（其他武器还包括“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7］等） 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通过合法渠道变成国家意志，从当前的、直接的、具体的问题入手，逐渐解决本国的包括联合体构建在内的种种问题。

在其他国家，联合体的构建“不和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8］他们曾设想，随着民族的世界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同时发生，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他们发现，对于很多民族来说，首先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民族独立是合作的基础。”［9］

巴黎公社在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上作了一些尝试，如为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对一切职位实行普选，对公职人员实行低薪制。马克思对它的普选制评价很高，认为这个制度“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10］但后来，他们进一步发现，巴黎以外的法国人民对这场起义几乎无动于衷，公社内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分裂并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无所适从、筋疲力尽，“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11］股份制、特别是采用股份制的工人合作工厂给他们很大的启发，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2］对于具体怎样才能建成这样的联合体，实现对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替代，他们一直都在根据发展着的实际思考着，并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着不断修正。他们不变的思想是在大机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必然代替旧社会，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3］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该做什么、马上做什么，取决于他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特定历史环境。至于他们自己，生命是有限的，后人做错了，“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而他们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14］

这些思考体现出他们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对个人能力有限的充分认识，建立在充分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基础上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穷尽真理，把未来问题的解决希望寄托于未来人，希望在历史接力赛中努力做好自己这一棒的工作，然后把棒尽可能好地传给后继者。他们从哲学、历史、社会等不同角度解释了蕴藏在他们观察过的各种人物、事件下面的人类社会发展逻辑，在现实的乱象中找到了存在与历史最深处的各种条理，作出的预测不断被他们同时代的人们和后世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证实着。他们关于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及其构建的重要论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到现在为止都未发现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和漏洞，也没有人会徒劳地反对和驳斥，足以继续指引和激励人去为更美好的未来奋斗，是不可能过时的珍宝。

（二）苏共对联合体构建的误解使其从胜利走向了失败

毫无疑问，苏联在这个世界存活了70多年，并一度积累起可以和西方世界分庭抗礼的综合国力，但在一夜之间就解体并使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山河变色，肯定是某些地方出了大错。对于这一点，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的人，20多年来一直在思索，也得出了这样那样的一些结论。但可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体”思想，从而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15］更不知道怎么建。

1.错误地理解了国际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精神。列宁根据“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16］和他的同志一道，组建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个党，人数不多（二月革命后，仅有2.3万人；1918年1月1日，只有11.5万人），但纪律严明，有强大凝聚力、动员力和行动力，富于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是当时俄国“唯一的具有建设性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到全国的政党”，［17］并不很吃力地搞成了“十月革命”。列宁也因此更加坚信“党是支点，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够改变世界”，［18］并认为在苏联的领导和帮助下，“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19］在此思想指导下，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有为生存环境恶劣的新生政权寻找同盟者的目的，但客观上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所以，最后把苏联变成了一个兵营和大兵工厂。在使国家硬实力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软实力越来越差，国内外人民对这一国家的恐惧远远多于热爱和崇敬。

2.脱离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认识共产主义。苏联的建设长期忽视民生，即使发展到称霸世界的水平，也没有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体建设实践上，赫鲁晓夫时代提出的“人们新的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命题，始终只停留在口号层面。这使得苏联始终是一个战争机器，人民必须为领导人的伟大构想勒紧裤带、闭上嘴巴、低下头颅，生活处境较为艰难。

3.滥用了集中制，党和国家丧失了民主基础。“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共的紧迫任务是重建和平和秩序，需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20］动员、凝聚各种力量，用暴力镇服各种反抗，防止外国人趁火打劫，是必要的。但在对集中无限制地强调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民主的成分越来越少，法制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级授权制逐渐固化极化，社会失去活力和创造性，党和国家逐渐失去民主基础并日益偏离联合体发展的正确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治而长期得不到纠正、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干部队伍腐化、总书记解散党、广大干部普遍“两面化”，所搞的社会主义自然因人心离散和失望普遍化而崩盘。

4.没有创造让人民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充分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联合体中的个人自由应该随着本身的全面发展比资本主义时代更高。内战结束后，列宁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搞了个邓小平认为“思路比较好”的新经济政策，［21］他努力寻找“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和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22］并认为合作制是一个好的途径，但他这时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后继者们又没有人达到他这样的境界。

5.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过于简单化。这种简单化首先表现在主张民族自决上。这个权利写入了苏联宪法，在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党的领导制度这三个凝聚核弱化后，变成一股冲击力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助推了苏联的解体。在全球化推动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这种解体无疑是一股逆流，引发的冲突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消停，很多原有的协作无法进行，已有的联合基础被摧毁，加剧了世界的碎片化和苏联分裂出的各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

（三）西方社会民主党在构建联合体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努力

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包括了西方的社会党、工党、劳动党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导或思想影响下成立的。他们根据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参与政事，有的甚至长期执政，对所在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发挥了巨大作用，用与我们不同的方式构建联合体，并在取得很多成就的基础上提供了许多令我们沉思的东西。

1.没有因为被叫做“修正主义”而放弃联合体建设实践。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破产后，一些人对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后来被西方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一般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和政策的评价。［23］列宁认为，他们是“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24］考茨基还被列宁斥为叛徒。但社会民主党没有因为这种批评改弦易辙，而是根据国情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依照本国法律参加选举和政策宣传，鼓舞人民为美好的未来奋斗，确保社会不断地进行微调。

2.为自己的国家注入了一些“联合体”元素。在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推动下，西方一些国家不仅拥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廉洁高效的政府、完备的法治、高质量的教育、完善的福利制度和高福利水平、充分的劳工保护、微小的城乡差别，还使人们被分工奴役、受过度竞争戕害、承受超负荷劳动的痛苦、因私有制而遭受的剥削都不断得到减轻。经济危机虽然仍未完全避免，但被逼上绝境的人已经很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民主、均富、共享程度等方面，越来越像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设想的联合体，但他们始终不主张暴力革命。其中，在接受难民问题上，北欧国家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感，2013年以后逃到北欧的叙利亚难民，都获得了长期居住权。

3.许多主张得到本国民众的认同。由于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充分运用了民主、法治的技术，变革造成的社会震荡不大，民众对国家的状态“认同感较普遍，求稳怕变的心理较强”，［25］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为制度的渐进变革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4.某些发展成就令极少数中国人膜拜。由于种种原因，极少数中国人在看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后，产生过某种膜拜心理。他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26］

5.完善国家制度，构建新的平衡。随着“第三条道路”的退潮，西方社会民主党都面临着要靠向新自由主义又怕带来严重失业，继续坚持养懒汉的福利制度又怕损害国家活力的窘境，如果不能实现自我超越，就会丧失核心竞争力和方向感，逐渐边缘化、泡沫化。这个超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完善国家制度，使国家保持必要的自主性，防止因为自由的滥用而导致民主的劣质化，人们过于关注权利而忘记义务和责任，从而使社会与国家，政党与人民之间构成新的平衡。

（四）中国在对联合体及其构建问题的探索中不断推动事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后，联合体思想也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注意并被接受了过来，然后或多或少地在它的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也遇到很多问题。在此基础上，这些先进中国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努力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着力从别人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在联合体构建中丰富和发展相关思想。

1.联合体思想很早就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在“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建党之前，毛泽东就已开始对联合体问题的思考，是中国探讨联合体思想的第一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二、三、四期中连续发表过三篇文章，提出“国家坏到极处，人类苦到极处，社会黑暗到极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民众大联合”；［27］民众大联合就是“民众的小联合”的进一步联合，“由许多小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联合的连接点是利益，“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有利益共同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该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28］以后进行这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联合体思想的发挥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领导工作中，为促进统一战线的建设实践，加强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并让世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他们的朋友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国人学习苏联经验时没有抛弃“联和”思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学苏联学出的问题和国际帝国主义干预造成的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更好地关注、研究、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联合体建设思想，从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从中获得应有灵感。但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我们都还是努力贯彻联合精神，没有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我们为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及其代表的阶级组成过两次统一战线；我们紧密团结农民、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我们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我们构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在国际力量发生深刻变化后，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并据此制定基本路线和内政外交政策，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

3.中国对联合体问题的认识日渐丰富。由于革命任务的紧迫和胜利后实现国家充分独立自由统一的任务十分繁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对联合体的认识也是肤浅的。但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慢慢在实践中剔除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有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也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包含着丰富的联合体精神的理论的生成和发展。

4.准确认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内涵。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国际性，需要“全世界无产者”和进步力量尽可能普遍地联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必须承当自己的责任。所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注意承担国际义务。这包括建国后之初我们和很多国家一道促使“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也不顾国力给阿尔巴尼亚之类的朋友过多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我们从这些案例中得到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我们即使是主动付出牺牲去构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合，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很容易损己不利人。世界的未来只属于世界人民，只有和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相关联合才会被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从“联合体思想”的检验结论中获得的启示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及以不同的方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很多人，在为构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29］“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的成功和挫折都令人震撼，并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要完整准确地掌握联合体的构建原理

1.借助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关键因素。我们必须坚信，作为阶级压迫和统治工具的国家最终必将消亡，世界将融合成一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30］在联合体完全替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之前，社会竞争的丛林特点还无法完全消除，没有国家这层“坚硬而难以穿透的外壳”，［31］拒止“任何想以超越主权国家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企图”，［32］任何人群不会有安全和秩序，任何个人都不大可能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更不可能投入力量参加世界联合体的建设。

2.联合体的建设并非都需要通过暴力革命。这一过程中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然是最不反对（和平）这种办法的人”，因为暴力革命是成本最高的一种革命，是一种不得已。一个国家发展到19世纪末欧洲先进国家那种水平，工人阶级必然逐渐学会运用普选权，而他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33］

3.决不能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问题简单化。实践证明，共产主义者夺取政权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这样的生产力不能畸形发展，不能让人民过于长久地勒紧裤带，否则，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偏离正确目标的。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力总量中的多数长期是与民生无关的重工业、军工，则不可能是要代替资本主义那种联合体，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4.必须在努力解决联合体构建问题的过程中前进。联合体代替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进的国家是这样，落后的国家更是这样。就中国而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34］此后，很可能还要很长的时间去促进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其他联合，提高联合体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每代人只能承担自己的使命，然后，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共同努力，促使联合体量变走向质变，联合体才能不断完善。每代人都会遇到自己的特殊问题，共产党人必须充满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之道，带领中国人民在解决问题中前进，促进世界联合体的构建并尽量降低相关成本。

5.必须研究与联合体问题相关的其他论述。这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比一般教材更多的知识，也包括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其他人的观点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对这一思想的阐发。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从其他角度和侧面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接受这一思想，发挥这一思想的应有指导作用，以便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作品中，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就很值得一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处在激烈冲突社会中的一代人对和谐的强烈渴望，也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中寻求“代替”“对立”的新社会的本意及“代替”之道，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与和平世界，更恰如其分地看待斗争和联合。

（二）不要轻视苏联对人类构建联合体的正面意义

1.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建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期望以自己的国家为起点，更多的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互相支援，而自己的政党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我们（国家）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但他坚信不能无所作为地等待，必须独立自主地先把苏联建成工人领导农民、农民信任工人的无浪费现象的国家，而且“希望就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35］他的后继者们，无论遇到了些什么困难，总是使苏联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生产力虽然畸形，但水平并不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自身僵化并在别人误导下犯了颠覆性错误。

2.为世界提供了列宁主义。认真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冲击下，发展落后的民族，即使构建起近代性质的国家，也很容易在帝国主义和其他围观者干扰下、在专制和无政府主义的交替折磨中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很多国家还随时遭受政变和国际干预的折腾。但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国家，“意识形态为政府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党组织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36］在动荡不安中受尽痛苦的人民终于有了“立于广泛的大众参与基础上的现代政府”，［37］能抗拒各种内忧外患走向未来。这样的国家，只要执政党不在大的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能充分挖掘民主集中制的潜力，抗风险能力是无以伦比的。

3.总结出许多关于联合体建设的新真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自己领导的国家并使其足于自卫后，推动国际联合的最有效方式，不是促进世界革命，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不断增强自己国家的软实力，使自己的国家作为一级联合体，拥有对别国、其他民族政治和道义感召力。苏联长期放不下建国际苏维埃的梦想，致使国际主义逐渐异化自己的霸权主义，使立国之初为生存而不得已采用的严重抑制个人自由、更谈不上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高度集中制进一步强化、固化、极化，变得不仅让西方人恐惧，还使本国人民和曾经受苏联指导的国家对苏联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导致苏联解体时捍卫的人极少。

4.通过创新让西方资产阶级改变了一些观念。苏联的建立和巨大的建设成就，给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强烈刺激，使他们强烈认识到以“自由主义”来掩盖本阶级的颟顸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让步才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正确途径。于是，有了主张“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宣言》，［38］在客观上从某方面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拓展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支持了国际联合体的构建。

（三）不要高估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就

1.社会民主党活跃的多数国家早就有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首先是这些国家完成了蒸汽革命并继续发展。其中，英国最早开始并完成蒸汽革命；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20多年里，社会秩序稳定，工业革命相当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德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国家统一和普法战争战争后，利用后发优势推动技术革命，发展得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快。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有机会利用优势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拿出点成果与工人阶级分享，然后一道去与别的民族和国家竞争，对彼此都比较有利。

2.社会民主党所在国人民较早获得并学会了行使普选权。由于各种力量的推动，普选权逐渐成为各先进国家普通人民的一项重要合法权利。这项权利，首先是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更多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学会利用。他们在别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持这样那样的疑问的时候，率先加以严肃认真地对待，把奥古斯都·贝贝尔选进了第一届帝国制宪议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为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这样，至少对西欧工人阶级来说，“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39］已经具备利用代议制民主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必要条件，国家权力不再必然地只属于资产阶级。

3.社会民主党所在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失去了取胜机会。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础设施的改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以往欧洲革命中通常使用的筑垒巷战失去了取胜的希望。另一方面，到19世纪晚期，西欧各国军队已把起义者当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劫者、分肥分子、社会渣滓”，“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40］

4.西方社会民主党所在国家已经生成了有利于不断改良的文化。在19世纪末的西欧，市场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协商精神深深改变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渐渐地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41］北欧发展水平虽较西欧低一些，但海盗文化和工商文化的融合，使这里的人遵守规则、视野开阔、不抱残守缺。所以，像瑞典这样在20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俄国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好的人民之家，使生活与工作其中的人们获得生存保障，使每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合作”的理念能得到广泛接受。［42］人们用协商协调关系，把心思用于推动发展、构建水平不断提高的福利社会，并成功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成就了今日的北欧。

5.社会民主党仍然面临着无数需要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苏联解体带来的创伤、提不出有感染力和实践价值的能对抗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所属国家某些政党主张趋同、福利政策难以为继、缺少稳定的政治盟友等。社会民主党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力就会下降，并使其国家向更好地联合体迈进的过程造成一些变数。

（四）充分利用好中国的“联合体”建设经验

1.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以往的反帝反封建方式屡屡惨败，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不仅宣布要“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43］愿意援助中国革命，还让中国人看到了布尔什维克那样有动员力和战斗力的组织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性，从而把“走俄国人的道路”作为首选。后来逐渐发现苏联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并无归还中国领土和权力的真心时，就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并在反复证伪和证实的基础上给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明确定义、判断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44］联合体的构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构建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过程，只有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以不断学习和创新的精神解决好问题，才能防止停滞、封闭、僵化，以及与此相反的过急、冒进、急躁，不犯颠覆性错误。

2.始终立足于实际。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5］联合体建设也是这样，旧的社会里有些什么新的有助于联合体构建的因素，我们就能努力解放和发展这些因素，使有助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因素不断增加。我们必须首先实现和捍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弘扬好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分配制度，促进人的自由的增加和发展的全面性。但要防止盲目乐观，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把国内矛盾估计得过分严重，从而导致人人自危；把国际矛盾和冲突夸大，损害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合作和相互借鉴。

3.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承担使命。但国际共产主义实践也同时证明，在国家还未消亡的时候，执政的共产主义者首先是解决好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让本国成为一个能很好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联合体，让本国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完备、软实力越来越强，然后，通过示范作用、适当援助和对国际规则的维护、创制的参与，使世界更加公平，落后者有更多的机会赶上世界潮流。“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人民，世界的未来属于世界人民。”［46］中国人首先该做的事是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47］自己的问题不解决好，而打肿脸充胖子援助别人，对谁都没有好处。

4.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像中国这样有过较长时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又在积极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难有成熟市场经济产生的地方和个人之间的自由而紧密联系、对协商精神的遵守习惯，法治建设仍处在行进途中，充当道统的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反复质疑中和现实社会的联系已经不够紧密，社会转型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纠葛，国际上使绊子的人也不少。这种情况下的中国，能使社会各个方面联合起来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反复锻炼，其视野、判断力、决策力、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力都足以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构建成每个人发展的自由、全面度都越来越高的层次合理的联合体。有这种坚持，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分歧和冲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合作和必要的斗争，对世界的进步和全球性联合体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