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云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02-06吴韬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8年2期

吴韬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信息中心，云南昆明 6501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这一攻关期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着力点是发展实体经济，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通过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以及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1］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2］并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3］数字经济作为信息化发展高级阶段诞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促进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数字经济的研究

1.国外学者关于数字经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影响研究的文献极少。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理论源自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主要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利用，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典型供给学派理论“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4］20世纪后半叶，英美等国家基于供给学派理论进行不同程度的供给侧改革。可以说，为解决滞胀问题，英美等国突破了凯恩斯主义，开始推动供给侧改革。如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期间，采用供给学派的供给侧改革，成功将美国经济重新带动起来；英国撒切尔首相执政期间，采纳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观点，一方面紧缩货币，一方面实施供给结构化改革，取得较好成效。［5］此外，Wendy Carlin和David Soskice认为，核心先进产业供给方面的有效重组、实行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福利的改革等是德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6］Nicholas Oulton认为，劳资关系和劳动力教育对生产效率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供给侧改革与英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7］

2.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基于信息经济。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首次提出“知识产业”，被普遍认为是信息产业概念的雏形，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波拉特把信息产业与农业、工业、服务业并列为第四产业，并开始关注信息消费。［8］随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9］后来，英国提出了《信息经济战略》、美国提出了《数字经济》，着重强调信息经济的复杂性，认为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并将其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新的经济形态。［10］总的来看，国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经济的研究相对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规律性的研究。

（二）国内学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数字经济的研究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邵光学、王锡森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定义、必要性、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推进路径、国外经验与启示等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梳理。［11］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绛锦聚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和社会再生产产品实现的原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12］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张占斌、［13］任兴洲［14］等学者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视角，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吴敬琏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视角，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变，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15］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范必认为，在生产要素、产品服务、劳动和社会发展领域的供给约束，抑制了供给侧活力，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6］关于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刘伟、蔡志洲认为，从未来发展看，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应继续推进。［17］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路径，刘世锦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就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行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18］关于国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与启示，李佳、杨东认为，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如减少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减税，激发私人部门生产的积极性以及去产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供给效率等方面值得我国借鉴。［19］

2.数字经济。逄健、朱欣民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将数字经济视为实现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依托，各自出台了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试图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20］马化腾等认为，“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深刻影响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成为中国创新增长的主要途径。［21］陈畴镛认为，要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形成新优势，要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中增强新动能。［22］李长江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本质特征是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在结构上由供需两方组成，是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的经济现象。［23］鲁春丛、孙克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升效率、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准、结构更合理、空间更广阔的阶段演进。［24］张新红认为，我国数字经济正在引领经济增长从低起点高速追赶走向高水平稳健超越、供给结构从中低端增量扩能走向中高端供给优化、动力引擎从密集的要素投入走向持续的创新驱动，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强大引擎。［25］郑学党、赵宏亮认为，世界各国纷纷推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我国应从供给侧的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26］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就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实体经济、产业转型以及工业智能制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数字经济发展对云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开始进入增速放缓、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动力转换的新阶段，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认识、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的深刻变革，必须寻求创新引领发展的新动能。

（一）数字经济是新常态下实现云南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助推器

自2007年亚洲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以来，其所倡导的“机会平等”“打破垄断”“合理分享增长成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所认同和共鸣。但“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它的内涵包括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27］云南因地域、自然、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十分显著。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缩小云南各地区之间、各地区和各群体之间的各类“数字鸿沟”，以及少数民族群众、贫困地区居民之间的信息素养差距，激发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原生动力，从而极大地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共享经济发展。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提升经济包容性作为推进云南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释放数字经济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造高质量就业、提供体面的工作，促进收入增长与缩小不同收入水平间的差距以及提升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潜力，进而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云南经济实现高质发展、创新超越、包容增长的助推器。

（二）数字经济是新常态下实现云南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剂

2017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认为，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代表着新的技术范式的数字经济，加快分工的精细化，推动生产工具的智能化，降低交易费用，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了供需之间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匹配。《蓝皮书》指出，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产业数字化集中体现在传统产业部门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环节，包括数字化投入对传统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贡献，为传统产业部门带来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对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和光明前景。《云南省信息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指出，要把信息产业作为推进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产业短板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内容，而发展数字经济正是云南持续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剂。

（三）数字经济是新常态下实现云南动力转换式变革的变速箱

习近平明确指出：“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28］数字技术颠覆了传统发展的业态模式，改变了创新发展的核心基础，促进了跨行业的融合发展，营造了全新的数字创新环境，衍生出新行业、新模式和新业态，培育了新增长点，形成了新发展动能。当前，我国数字经济驶入了快车道，云南数字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通过实施大数据国家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云南数“聚”创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从中低起点的高速度追赶向高水平高质量稳步跨越以及供给结构从中低端增量扩容向中高端供给动力优化转变，为最终实现云南经济发展动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供强大的引擎。

三、数字经济对云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影响

（一）云南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1.发展基础。第一，数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云南省通过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不断优化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网络环境，光纤宽带的关键网络接入能力显著增强，出省骨干网络带宽能力不断扩大。城市区域光纤宽带接入网深度覆盖，农村地区实现行政村有线宽带全覆盖，接入速率达20M以上。全省4G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手机用户感知度明显提升。公共事业、智慧城市、农业与环境、工业应用等领域的物联网部署加快。第二，数字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全省信息产业稳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电子信息制造在基础材料、光电子器件、传感元件、工业电子装备等高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发展较快。第三，数字应用基础进一步打牢。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互联网+”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便捷交通、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信息消费、智慧城市等国家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数字惠民取得良好成效。第四，数字智力基础支撑有力。积极出台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引进的政策，支持企业引进人才，鼓励人才创业，推行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强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千名创业扶持计划”“万名移动互联网开发者培训计划”等，为云南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2.发展优势。第一，战略优势。“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大数据等国家战略为云南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第二，区域优势。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等在云南交集叠加，拥有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区域优势。第三，生态优势。云南省宜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为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提供了“恒温”条件。第四，资源优势。云南省水电能源丰富且电价相对低廉，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清洁、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电力资源。

（二）云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2016、2017年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通过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金融、知识经济、发展环境、政府作用、发展水平、统筹协调等9项竞争力指标，对2013-2015年云南省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排位分析，云南省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总体变化趋势是降中略升，但仍处于全国较后的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力不强、创新动力支撑不强等问题较为显著。云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以及促进供求平衡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加之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双重任务艰巨，形势严峻且任重道远。［29］第一，工业发展不优。云南省工业经济发展的规模较小、总量不足、结构单一、环境不优。据相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全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保持在1.7%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高新技术产业的链条较短，高精端产品的品种不多等情况明显。第二，质量发展不高。全省质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质量基础薄弱、质量发展不均、质量投入不足等问题。第三，供给能力不强。云南省工业转型升级步伐较缓，产能过剩与供给失衡并存。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矛盾突出、明显过剩且产能扩张较快。第四，创新活力不足。相较全国大多数省份，云南省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信息技术产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数“聚”创新驱动乏力。

（三）数字经济引领云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1.加强顶层设计。纵观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都能够积极抢抓大数据国家发展战略机遇，从政策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确保规划先行，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计是关乎数字经济能否有效引领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要素。云南还需从顶层设计上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激励，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形成全省数字经济发展“一盘棋”的格局，才能有效激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活力与创新动力。

2.加快产业发展。一般来说，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重要构成部分。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产业数字化更能体现信息技术对工业、农业和服务等产业的贡献程度，特别是对传统制造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创新引领作用，这是数字经济的融合部分；而数字产业化，更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促使信息产业崛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产业发展是云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胜之道。因此，云南应加快构建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产业为引领的开放型、创新型和高端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现代产业新体系，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化产业，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促进三次产业数字化融合。

3.夯实基础设施。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同样道理，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是制约云南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加强云南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网络能力支撑，学习借鉴周边省份的成功经验，有效突破全省各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不均衡、差异化和“数字鸿沟”困境。

4.引进高端人才。习近平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30］大数据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大数据人才匮乏，不仅是影响经济数字化的全球性问题，而且是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云南应重视引进和培养大数据科学家、大数据分析师这样的高端人才，形成大数据技术与产业人才的“云飘”效应，推动全省大数据产业勃兴与数字经济发展。此外，全省上下对数字经济的思想认识、思维方式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聚”创新氛围以及干部具备的信息素养与数据运用能力等都是云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四、数字经济助推云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根据第35次和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3-2014年云南省网民数为1643万人，网民规模增速为7.5%，互联网普及率为35.1%，互联网普及率排名位居全国第29位。2015-2016年云南省网民数为1892万人，网民规模增速7.4%，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互联网普及率排名位居全国第31位。可以看出，近年来云南省互联网发展普及水平不仅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处于全国的末位。就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而言，云南省也呈大幅下降趋势，相较全国也处于落后位置。2018年4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对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直观展现。该报告分析指出，云南省在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的省级排名中位居第20位，较2017年的第19位下降一位。可见，云南省目前属于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省份。

然而，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也存在实现数字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分析，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占当年GDP比重达32.9%，虽然云南省在全国各省（区）市数字经济规模排位落后，但是在数字经济增速方面，云南省位居全国前列的第十五位，增速为21.5%。从长江经济带地区上、中、下游地理区位来看，云南省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引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增速的趋势稳步向好，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为14%，位居全国第9位。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将释放巨大潜能，数字经济总体增速也会保持较高水平。

（一）以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云南数字经济闯出发展新路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绿色经济已经被世界各国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内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正积极把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紧密联系和深度融合起来，通过制定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作融合战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绿色基础设施、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与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31］贵州省正积极推进“大数据”“大生态”和“大扶贫”三大战略，深耕大数据产业与应用并处于全国前列，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这非常值得云南学习借鉴。云南生态环境优美却又脆弱敏感，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是云南加快信息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带动和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数字云南”与“美丽云南”协调一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32］

（二）以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为契机，抓紧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云南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更有条件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大数据国家战略。云南要围绕“三个定位”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绕不开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这道“坎”。大数据时代的机会稍纵即逝，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孰料难求。因此，云南应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着力培育大数据思维，与时俱进、善于创新，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抓紧制定出台大数据、云计算、数字经济、数字云南等发展规划，加强大数据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缩小与周边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畅通“数字丝绸之路”，接驳“数字长江经济带”，建设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信息辐射中心、孟中印缅数字走廊和泛印度洋数字经济先行区。

（三）以数字经济助推云南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

云南数字经济后发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应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大文章，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加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依托数字经济引领，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并举，发展资源型、技术型、融合型和服务型的“四型”数字经济，赶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快车，力争缩小与全国特别是周边省份的差距，消除全省各州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数字鸿沟”，让数字资源充分涌流、数字红利普遍共享。

（四）以“五网”建设为着力点，“数字云南”与“美丽云南”并举

基础设施是制约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云南应持续推进路网、航空网、水网、能源保障网、互联网建设，加大投入力度，高标准、严规格地抓好这“五网”建设，夯实全省数字网络基础，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等基础上，建设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网上丝绸之路”与“数字丝绸之路”，夯实数字网络基础，形成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资源汇聚云南的“数聚云南”格局，为“数字云南”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数字网络、技术、资源、产业与智力支撑，从而奋力谱写好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的云南篇章。

（五）以“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为突破口，助推云南工业转型升级

云南工业转型升级应紧紧依靠改革破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失衡的难题，要以“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为突破口，通过大力引进信息产业的高端人次，形成“云飘”效益，有效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将数字资源与技术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和方面，助力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升级，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益，推动云南“两型三化”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六）以“云上云”行动助推“智慧云南”建设

云南应主动学习和有效借鉴上海“云海计划”、重庆“云端计划”、湖北“楚天云”计划以及贵州“云上贵州”计划的实施经验，尽快制定和出台“云上云”行动计划的具体规划和方案，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绘制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多方筹措资金推进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举全省之力来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真抓实干、多措并举地推动“智慧云南”建设。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N］.人民日报，2017-12-10（01）.

［3］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N］.人民日报，2018-04-22（01）.

［4］曾嘉，谢碧摇，张佩佩，李金路.中外供给侧改革的比较与启示［J］.中国市场，2016（33）.

［5］师祝欣.国外供给侧改革经验［J］.经营管理者，2017（09）.

［6］W Carlin，D Soskice.German Economic Performance:Disentangling the Role of Supply-side Reforms，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Coordinated Economy Institutions.Socio-Economic Review，2008-academic.oup.com.

［7］N Oulton.Supply side reform and UK economic growth:what happened to the miracle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1995-journals.sagepub.com.

［8］［10］应瑛.信息经济的“前世今生”［J］.浙江经济，2017（09）.

［9］［20］逄健，朱欣民.国外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08）.

［11］邵光学，王锡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述评［J］，经济学家，2016（12）.

［12］逄锦聚.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02）.

［13］张占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亮点：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中国联合商报，2015-12-28.

［14］任兴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商品交易市场的转型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6（06）.

［15］吴敬琏.以供给侧改革应对“四降一升”挑战［J］.中国经贸导刊，2016（03）.

［16］范必.供给侧改革应着重打破供给约束［J］.宏观经济管理，2016（06）.

［17］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01）.

［18］刘世锦.从去产能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N］.人民政协报，2016-07-26.

［19］李佳，杨东.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与研究［J］.当代经济，20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