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龙富

（中共娄底市委党校 马列教研室，湖南 娄底 417000）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秉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学说。新时期，习近平立足长期执政、党群关系、小康建设等问题，对人民群众的地位给出了更准确的定位，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形成了更系统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幸福提出了更具体的标准，系列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论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的内涵。习近平与习仲勋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拥护者、实践者，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新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的群众观在理论渊源上相同，在政治立场上一致，在理论品质上契合。但由于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不同，两者的群众观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习仲勋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一）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1.相信群众，善于做“群众的学生”。习仲勋早年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曾经撰文指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寻找。”［1］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谈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习仲勋表示：“群众中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只要我们把群众动员起来了，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功的。”［2］至于个人的作用与功绩，习仲勋并不在意，认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不合乎真理。”［3］从一系列言论中可知，习仲勋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做“群众的学生”，从而更好地做“群众的先生”，成为党的群众领袖的杰出代表。

2.依靠群众，取智于民。1951年初，习仲勋视察西安铁路分局时告诫领导干部，技术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至关重要，技术人员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多向他们学习，把科学知识和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结合起来。1978年7月，习仲勋考察广东汕头期间，高度评价黄厝尾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对社员科学种田、平衡增产的做法表示认同，并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新高。1978年秋，广东清远县委率先在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对于这种扩大企业自主权限、改变企业经营管理的做法，习仲勋热情赞扬，毫不含糊：“我相信，我们广东绝不会只出一个‘清远经验’，只要解放思想，把经济搞活，还会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更好的经验。”［4］由于习仲勋的大力支持，“清远经验”被广东各地借鉴，很快掀起了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对广东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1997年11月，已逾八旬的习仲勋在同贵州省委领导谈话时还谆谆告诫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不要忘了群众。这既是习仲勋热爱人民、团结群众的崇高品质的深刻反映，也是一位共产党人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发扬取智于民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

（二）悉心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习仲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始终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曾告诫各级干部：“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5］习仲勋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时时处处悉心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改善边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苦的面貌，习仲勋一方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红军、游击队等实行严格的供给制度，一方面严惩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分子，双管齐下，严抓严管，从而有效减轻了边区人民群众的负担，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6］这样，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也为他们提供了坚强的武装支撑。

1959年6月，甘肃静宁的群众写信向国务院反映粮食严重缺乏的问题。习仲勋知悉后，紧急组织开展调运粮食的救灾工作，及时缓解了西北部分地区的饥荒问题，帮助人民群众渡过了难关。习仲勋主政广东前，全省工业、农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任后，习仲勋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解决了“文革”期间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并以巨大的热情和开拓的精神推动广东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与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还向中央提出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最终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功绩。

（三）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1.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及时掌握民情民意。以信访工作为例，习仲勋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7］因为信访工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民情民意，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8］是人民群众“敢于向党和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对自己政府的信赖。”［9］因此，习仲勋不放弃一切机会联系群众，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越是保持公仆本色。对于信访工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那些照抄照转、错抄错办、草率推诿的现象，习仲勋深恶痛绝、不能容忍。为了直接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和困难问题，习仲勋还经常让自己的秘书到接待室帮忙，自己则常常将星期日也用于处理、解决信访问题。

2.坚持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民意，当面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习仲勋是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尤其是对中国劳动人民，怀有特殊而深沉的感情。从13岁投身革命事业，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始终坚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真真正正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了“到群众中去”。初到绥德，习仲勋便在郝家桥村蹲点调研一个月，不仅为村里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而且总结该村移民工作经验在全区推广，受到群众普遍好评。为纠正“大跃进”和浮夸风给地方生产及百姓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习仲勋带领工作组到河南长葛调研。走访过程中，他到田间地头，到屋舍檐下，与农民话家常、聊生产，让人民群众毫无生疏感、距离感。1985年11月，习仲勋到江西考察，一连走访了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多个革命老区，而且“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10］对于那些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行为，习仲勋当面指出，要求解决，并告诫地方领导干部“不要怕揭露矛盾，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前进的过程。我们就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中前进的。”［11］

二、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一）群众地位——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智慧之根

1.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必须在全党广泛深入地开展唯物史观教育，特别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精髓，才能保障人民群众历史主体、社会主人、人权主体相统一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1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3］这些重要论断体现了他对党的力量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揭示了“党的力量源于人民群众”这一伟大真理。古今中外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在历史的分叉点、转折的关键期，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积极支持，是一个政党、政权的战略选择、具体政策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14］中国共产党的96年风雨历程里，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条根本经验就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有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和力量支撑。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5］

2.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过去的近百年里，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三次伟大飞跃、做出三大历史贡献，很大程度靠的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工作，时时刻刻都不能脱离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离开了这个社会基础，党就失去了根基，就断了血脉，就没有了力量的源泉，就失去了先进性，就失去了领导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品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本来价值和意义。”［16］也因此断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的历届领导核心都高度重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对此，习近平同样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17］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8］

3.人民群众是党的智慧之根。同习仲勋一样，习近平重视向群众学习，深知并善于学习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智慧。习近平指出：“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19］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提出“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主体”，认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20］这不仅表明习近平及党中央对人民群众智慧的高度认可，也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开辟了新境界。

（二）群众利益——享有广泛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人民群众的利益，从宏观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三部分。这三部分是一个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对此，习近平有系统的认识和深刻的阐述。第一，在经济利益方面，习近平认为，保证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实质上就是“在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使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相应提高，过上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生活。”［21］第二，在政治利益方面，习近平指出，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民主权利，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2］第三，在文化利益方面，习近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认为保证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就是要“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得到相应提高。”［23］

同时，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或者文化利益，习近平对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发展条件和历史传统等给予了充分考虑，要求党在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各种利益时，要不断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不同需求，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相应的利益。

（三）人民幸福——党的奋斗目标、重要担当和价值追求

1.人民幸福是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幸福，指的是“人民的理想或愿望获得满足而催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和情感状态，它反映了人民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24］实现人民幸福，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只是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而非全部因素。即任何一方面的满足，甚至完全满足，都不意味着实现了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就是要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命题。习近平群众观坚持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围绕“人民幸福”提出了更具体的目标，使幸福的内容、获得幸福的方法和途径更为科学，不仅是党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依据，也是人民正确认知幸福、努力创造幸福、积极体验幸福、用责任和担当传递幸福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5］达到了这十个“更好”标准，实现了这十个期待，甚至更多期待，才可以说是实现了“人民幸福”。因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样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7］这一宣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也凸显了习近平群众观的政治立场。

2.人民幸福是党的重要担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三大历史贡献”中，人民生活的根本改变是党对人民的巨大历史贡献。进入新时期，时代又赋予了党新的使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帮助人民群众追求和创造幸福家园、幸福生活，成为党责无旁贷的重要担当。习近平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28］这段宣言，再一次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坚守的价值高地。

3.人民幸福是党的价值追求。习近平将“人民幸福”纳入“中国梦”范畴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现和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29］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30］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和勇往直前的信心、决心、恒心，继续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追求，从而让人民群众切实过上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

三、习近平与习仲勋群众观之异同

（一）习近平与习仲勋群众观的共同点

1.理论渊源上相同。第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自诞生以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出现了全新的境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夺取革命胜利也有了科学而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届领导核心在各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群众观。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与习近平都批判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都学习与借鉴了党的历届领导核心的群众观，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形成与发展了群众观。因此，习近平群众观与习仲勋群众观在理论渊源上具有同一性，即都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群众观作为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

2.政治立场上一致。所谓立场，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在阶级社会，人们的思想、行为等总是有一定的立场，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古往今来，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政党或个人的根本立场、根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取向问题。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为了群众，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工作，都是以为人民群众谋取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第二，一切为了群众，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习仲勋群众观与习近平群众观中的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发扬取智于民的优良传统，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等，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习仲勋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31］习近平强调，唯有树立“人民至上的历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执政为民的权力观、为民谋利的利益观、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才能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2］可见，习近平群众观与习仲勋群众观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即自觉地、坚定地、鲜明地站在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

3.理论品质上契合。习仲勋的一生主要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时间、空间和条件的转移，习仲勋群众观中反映特定时代的观点论述也相应有变。例如，习仲勋发现土改中的错误做法和极“左”现象后提出，“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模范，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33］又如，“文革”结束后，广东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做法遭遇阻力，习仲勋明确表示“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就可以干。这都说明习仲勋对群众身份、群众利益等问题的看法、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同样，习近平从下乡到梁家河村当知青、党支部书记，到县级领导、市级领导、省级领导，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其群众观也是在丰富的工作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特别是施政经验促进了其群众观的成熟与升华。当前，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八大斗争”等复杂形势，必须准确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科学破解难题，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不断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群众地位定位更准确，对群众利益认识更系统，对人民幸福标准更具体，赢得了党心、民心。习近平关于认识群众、相信群众、对待群众、依靠群众的看法、观点，依据客观实际条件，遵循事物客观规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通过对比可知，习近平与习仲勋群众观在理论品质上契合，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二）习近平与习仲勋群众观的差异性

习近平群众观与习仲勋群众观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群众观贯彻实施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主要是由于两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差异，各自的人生经历有差异，各自的实践基础有差异。第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与习近平都与人民群众有长期的交往，都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都有丰富的工作实践，但两代之间，毕竟有时代的不同、条件的不同，加上两者的领导岗位有区别，彼此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等的角度、高度等必然存在差异。第二，在群众观形成的过程中，习仲勋与习近平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及党的老一辈领导人群众观的影响。而作为子辈，习近平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家教，父亲习仲勋一生践行群众路线，心系人民群众的亲民、爱民品格，无疑对其群众观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第三，面对不断发展的中国实际，习近平高瞻远瞩、鉴往知来，提出的群众思想深图远虑、与时偕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习近平与习仲勋群众观的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指导我们前进的强大的理论武器，是保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的传家宝。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过程中，可以变通的是方式、方法、谋略、策略，但“一切为了群众”不能变，“一切依靠群众”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能变。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不能变。

［1］［2］［4］习仲勋文选编委会.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1995:11、130、357.

［3］［6］［33］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91、128、550.

［5］李福长.实事求是，心系群众——1961年习仲勋长葛调研记［J］.党史博览，2009（06）.

［7］［8］［9］［10］［11］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9、258、260、610、610.

［1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13］［15］［17］［18］［20］［25］［26］［28］［29］［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5、367、367、68、4、4、39、240、39.

［14］［16］李崇富，徐仲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 90 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1、389.

［19］习近平.办法就在群众中［J］.西部大开发，2013（06）.

［21］［22］［23］习近平.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J］.求是，2001（19）.

［24］李俊斌，陈跃.习近平的人民群众观［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17-10-19.

［31］邹燕秋.习仲勋的“群众观”［J］.记者观察，2014（01）.

［32］朱荣美.习近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思想创新及表述风格［J］.开封大学学报，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