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华

[摘 要] 司马迁认为德行是一个人首先应当具备的内在条件，是求学为学的根本。他承受了超乎常人的磨难，有 “笃行有道”“增益其所不能”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境界。他认为，“求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主张“好学深思”。司马迁为学，“兼容并蓄，采百家之长”，诸子百家融会贯通。

[关键词] 求学；求道；好学；深思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祖上“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个学贯六艺、博通百家的文士，在西汉时期曾任太史令一职。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得司马迁自幼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父親的教导和指引下，习字读书，相较于同龄的孩子更为聪颖，十岁时便可诵习古文，以文才称名于乡里。

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受命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不久之后，司马迁也跟随父亲至长安，从名师受业。由今文大师董仲舒授以《春秋》，古文大师孔安国传以《尚书》，再加上父亲的职务之便，使得他有机会阅读大量皇家藏书，最终得以博通百家，学识突飞猛进。二十岁时，司马迁游历各地，遍访古迹，归来后入仕为郎中。元封三年，继任父亲官职为太史令，颇受武帝恩宠。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到武帝的疏远和猜忌，被捕入狱，次年受宫刑。后重获尊宠，出任中书令，忍辱负重，发奋著书。他承袭了父亲编修史书的遗志，凭借着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强大的精神意志，前后历时十六载，终于在五十五岁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太史公书》）。这著作是司马迁一生的心血，也是其为学精神的汇总，集中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核心学养，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作为一个史学家，而且是有着特殊经历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追求尤为执着，他非常赞同老子的“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认为德行是一个人首先应当具备的内在条件，“德者，性之端也”，道德是人性的发端，是求学为学的根本，做一个有德之人，抓住机遇，发展和提升个人才学，培养“德才兼备”的理想人格。此外，司马迁的道德修养中还有坚忍不拔、宠辱不惊的一面，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承受了超乎常人的磨难，但也正是这样的磨砺，造就了他“笃行有道”的人格精神。人生在世，难免会有“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时候，此时的逆境，恰恰就需要坚韧的人格修习，发奋图强，“增益其所不能”，这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另外一种境界。

1.“德者，性之端也 ”。司马迁受到儒家正统学说的教育和影响，非常注重个人品性的修习，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一切才学修养的前提。他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道德是人性的发端，乐是道德生发于外的光华，金石丝竹则是奏乐之时所使用的器具。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三者都本乎内心，再由诗、歌、舞加以表现，“乐气”方能从之。所以情感深厚文采就会鲜明，气度宏大充盛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和顺的情感聚积在心中，就会有美好的神采表现于外表，只有乐才是最不可能伪装的存在。进一步讲，“唯乐不可以为伪”在实质上是本乎于“德”的，在司马迁看来，一个人的德行是最不可能造假的，为善则善，为恶则恶，他可以通过“乐”这样一种外在的光华展现出来，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有德者必然居上。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司马迁“德才兼备”的个人道德修养观中，“德”应当位于“才”之上，正如孔子所言：“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有德行却没有才能的，尚且可以称为君子，但有才学却无德行的，只能称为小人。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一种“德才兼备”的理想境界，就算不能达到孔子所谓的“圣人”之境，但最起码应当具备在世为人最基本的德行。当我们有了德行，才学的修养也便顺理成章了，此后无论是尊贵的爵位还是丰厚的俸禄，即便不去争取，也会接踵而至，这是一个社会对“德才兼备”之人最起码的尊重，所谓“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史记·礼书》）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迁提倡“德才兼备”并以此为目标严格要求自己，在他创作中也时刻凸显“德”的重要性，例如《史记·自序》部分的人物评价，“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往往先将其人的德行放于首位，继而突出其才能，颂扬其“德才兼备”的优良品性，为世人树立榜样。司马迁的“德才兼备”观点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值得发扬和传承的。尤其是在当下，面临国民道德水平持续滑坡的困境，更应当坚信历史，提倡复归，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学子，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输送真正的人才。

2.“笃行有道，荣辱不惊”。众所周知，司马迁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挫折，其中“李陵之祸”是对他打击最大的一次。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讨伐匈奴的过程中，李陵率五千步兵遭匈奴八万骑兵围攻战败，不幸被俘投降。消息传回朝中，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指责李陵的背叛和罪过。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对此深感痛心，他一面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一面又尽力为李陵辩护，却不料因直言触怒了武帝，被囚入诏狱、判处死刑，最后在家人的百般求情及付出一大笔赎金后才改判宫刑。这次事件的打击对司马迁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在当时那种极度痛苦及羞辱的情境之下，他几次想引剑自裁，希望通过一死来保留一个文人最后的风骨和气节。但是，父亲的遗愿尚未完成，《史记》的创作正入佳境，如若此时自尽，那么这一生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于是他想到了往圣先贤，想到了他们创作的艰辛和经历的坎坷，“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百般思索之后，司马迁终于从中受到了鼓舞，决意即便身受辱刑也要苟且偷生，即使历经磨难也要完成《史记》的编纂。endprint

“李陵事件”之后的司马迁，俨然已是一位“笃行有道，荣辱不惊”的儒者，他将编修《史记》作为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动力，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现实的黑暗使他绝望，波澜不惊的背后，他只能把自己的一腔愤恨全部倾注于创作之中，字里行间都潜藏着对统治阶级和黑暗现实的批判与愤恨，正如金人瑞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其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精神的一个概括和归总。他克服现实和心中的种种障碍，顶住俗世的压力，呕心沥血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也完成了个人道德品性修养上一个质的飞跃。这种在逆境和苦难之中的超越，于我们而言，无疑也是一种现实的激励和鼓舞。当面临困境时，要始终秉承“笃行有道，荣辱不惊”的人格修养精神，勇敢地面对苦难，战胜自我，才能化挫折为动力，对人生的坎坷坦然以对，宠辱不惊。如此，方能拥有远超于常人的才学和智慧，出类拔萃，成就一番惊天伟业。

二、“求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一生著作的最高成就就是编修了《史记》，这部书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研究他求学为学精神的主要参考。司马迁指出，“求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做学问要广开眼界多方涉猎，但是如果要深入研究探求真理的话，就要专注于某一点。因此他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将自身经历与书本知识相互佐证，方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主张在为学过程中要勤于思考，“好学深思”才能心领其会，我们要通过自身的研究学习和深入思索，去获得书本知识之外的观点和见解，从而避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敷衍態度。这是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家所提倡和运用的学习方法，也是其核心学养的重要体现。

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生于龙门，幼时耕牧于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在父亲的亲身教导之下，学习了《左传》《国语》《系本》等书籍，扎实了古文基础，为以后文献古籍的大量阅读提供了可能。此后司马谈赴京任职，司马迁也在稍稍年长之后，离开了龙门故乡，追随父亲至京师，转益多师。

二十岁时，司马迁的学业已小有所成，但父亲司马谈似乎并不满足儿子仅仅在书斋里做学问，他为司马迁安排了一次周密的游学计划，希望儿子能够走出书斋，去见识外面的大千世界，搜集和整理史书古籍中所未载的史料，为以后《史书》的编修做准备。于是司马迁在具备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之后，开始了他二十岁后的壮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据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一下他的第一次游学路线，自长安出发，南游江淮，司马迁亲自吊唁了韩信的坟茔；后南下转道江西，到达庐山，观禹疏九江”，考察了大禹的所葬之地及生前功绩；从浙江走水路进入湖南，登上九嶷山，凭吊了当年屈原投水的汨罗江；至此北上到达姑苏和五湖等地，重游了吴王阖闾夫差的旧地；后继续北上去往齐鲁之都，亲身观瞻了孔子数百年的教化遗风；在邹、峄行了乡射之礼；于楚汉之争的古战场彭城，探寻当年达官显贵们的轶闻趣事；又西行过梁楚之地，游览了大梁的废墟和春申君的故城，见识了旧时王朝兴衰变迁的遗址，最后返回长安。此次游学，历时数载，司马迁考证古籍，寻访先人遗迹，收获和见证了许多史籍所不载的史料和风俗，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造就了自身“百科全书式”的思想知识体系，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典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方法，是司马迁为学实践的根基，他从读书到游学，再由游学到实践，将书本知识与现实情况紧密结合，对自身所学进行了一个完美的修订，值得我们传承和借鉴。在当今的信息社会，知识更新速度飞快，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有时实地研究考察就显得相对薄弱，此时的我们更应当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学习理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走多看，注重考察实践，以期在知识的学习和更迭中获得一个质的超越。

2.“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所提倡的另一种学习方法就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他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是讲司马迁在研读了《春秋》《国语》等典籍之后，发现这些书中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发都已经很明了了，人们之所以还不甚明白，就是因为不曾深入地考究探讨，其实书中的记述都是真实可信的，并非虚妄之说。《尚书》一本，残缺已久，虽然无法找到完本，但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部分散佚的记载，用以补充，也是可以研究理解的。因此他提出，我们只有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坚持好学深思，勤学精思，才能真正地领会书中所要传达的意思，而这些，想要向那些见识短浅、孤陋寡闻的人解释，是非常困难的。

司马迁在求学过程中非常注重学习与思考的结合，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也可以体现出来。《史记》即是建立在其博通百家之书的基础上而创作的，在这里，司马迁对史籍史料的运用，并非仅仅是简单的铺排罗列，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常常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之上，于文章结尾以“太史公曰”的形式阐发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对后世启发颇深。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在结尾处就有“太史公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不过寥寥数语，却也足以寄托司马迁对诸如李将军之类正人君子士大夫的哀悼之情，可谓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多为后世史官所效仿。

学习是一个丰富自我的过程，而思考则是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学习不思考，所获得的知识不过是空谈，到真正需要运用的时候必然不堪一击，而只思考不学习，则会使自身逐渐落后于时代，与现实脱轨，同样没有什么补益。endprint

三、“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对司马迁学术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归总。首先是“兼容并蓄，采百家之长”，司马迁为学，不局限于儒家一门，儒墨道法，诸子百家都有涉猎，取其长而补其短，明辨是非，融会贯通，这是他的智慧所在。在此基础之上，“成一家之言”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追求，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史记》编写的宗旨，同时也是其学术思想和教育观的集中展现，是对儒家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司马迁的教育观是一种实践的教育观，他要求我们在博通百家的同时又不迷失自我，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我所用。

1.“兼容并蓄，采百家之长”。司马迁家学深厚且转益多师，虽然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对其他诸家学说也多有涉猎，所以他尊崇儒学却不局限于儒学，在当时“独尊儒术”的学术大背景之下可以算得上是一股清流。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主张“兼容并蓄，采百家之长”，认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墨、名、法等诸家都是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学派，只不过他们的学说是从不同方面阐释的，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其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

司马迁提出，诸家学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阴阳之术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畏惧，但他们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却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却少有要领，常常劳而少功，令人难以尽从，然而它关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礼节却是不能偏废的。墨家俭啬，但其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不可废弃。法家严刑峻法刻薄寡恩，但它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颇有道理。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但对于它辩正名实方面，却往往有独到见解。如此，诸家皆有所长，司马迁一一列举，就是希望世人能够清楚地辨析，不要偏执于一家，而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兼容并蓄。

2.“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史记》编写的宗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将“立言”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以期后世的圣人君子。

自古以来，“立德、立功、立言”一直都是文人士子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司马迁为了成就“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也付出了诸多努力。“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尽一切力量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旧闻，刻苦钻研遗文古事，考察订正，综述事实的本末，推究成败盛衰。遍访全国寻求古迹典籍，“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通读皇室典籍，广采博录，采经摭传。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人物传记，历史档案，无所不包，“据统计，仅《史记》书中司马迁所见过的书总计106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23种，子部之书52种，古今历史书及汉室档案23种，集部文学之书7种”，其阅读数量之巨，涉及范围之广，令人咋舌。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更为艰难的是，书稿草创未完，司马迁又遭逢人祸，他痛惜《史记》的半途而废，为了坚守“成一家之言”的崇高信念，只能“就极刑而无愠色”，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西南派（老庄）、北东派（管仲齐派）、北西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期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司马迁一生极为重视立言不朽，将“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和目标，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集历代史学之大成，写就了《史记》，并终于与他艰苦创作的故事一同名留青史、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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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史记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马蹄疾. 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 徐艳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