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琴琴

20世纪20年代，诗人冯至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文学价值的抒情诗。这一时期，其诗歌幽婉抒情，缓缓叙述，于不紧不慢之间展现独特的半格律体魅力，于这些同与不同中闪耀着熠熠光辉，于自由与不自由中展现节制的美，这得益于他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融入想象，出神入化而又别具一格。笔者试图以历史为背景，探究冯至抒情诗产生的契机，并和同时期其他现代诗人的诗歌进行比较，探讨冯至20年代抒情诗的叙述性以及这种叙述性的特殊性。

布鲁克斯和沃勒认为，一首诗宛若一出戏，它具有具体而特定的情境，即便是最短悍的抒情诗，也不失某种特定情境中的述说或对话。他们认为，诗歌是一场戏，既然是戏，就应该在特定情境中有冲突，有述说和对话。一方面，它肯定了抒情诗的戏剧性，即故事性，另一方面强调了抒情诗的叙述性。文学本是叙述的，诗歌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语言的艺术。学者沈天鸿曾说：“叙述，一个老掉牙的技巧，但它现在又向我们微笑了，因为它已长出了新牙。”冯至喜欢晚唐的诗和五代、宋代的词，这意味着冯至诗歌的兴趣不在于大肆铺染煽情，而是有思考的写诗，正如他所言：“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他需要的是诗歌深度，而不是情感的宣泄。冯至20世纪20年代的抒情诗短小精悍，在他带有思考性的叙述下，其抒情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初期开出了一朵奇葩。

一、冯至诗歌的契机和渊源

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诗创作在追求打破旧诗束缚的同时，依然带有镣铐的影子。郑振铎在《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中指出：“这期（1917～1921）的著作，在新诗方面，先有胡适的《尝试集》，可惜旧诗的影响仍是很大，不能完全免掉幼稚病。继有康白情的《草儿》，亦多脱胎旧诗，很少成熟的作品。”屈轶在《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中谈到初期的新诗，虽然它没有广大的内容，但是诗人能够利用口语的大众化形式，能随“灵感”来安排它“适度的形式”。他把这时期称为“以意境造形式”时期，即形式自由、意境逼真，但是这些诗的内容始终没有脱出中国旧诗的窠臼，即仅仅抒发个人的兴感。他认为，诗歌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平民化，诗人应该在生活与行动上渗透非个人主义的民主精神，扩大诗的感兴。

冯至抒情诗和叙事诗的背景源头，除了当时时代的巨变使新诗创作成为潮流之外，还与冯至身边的社团及其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至曾说：“我在晚唐诗、宋词、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写抒情诗和叙事诗。”中国传统古诗词修养对诗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也是造就冯至诗歌语言幽婉的原因之一，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泽厚在其著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有一段对于传统的精辟概括：“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

换自己。”

所以，传统的晚唐诗、宋词等中国文化的熏陶早已在冯至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诗人最开始与西方文学的接触便是自己读过的创造社刊物里的翻译，以及其他诗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作品，继而诗人最早的诗歌也是发表在1923年的《创造》季刊上。因此，创造社对冯至早期诗歌创作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对于当时郭沫若热情奔放的诗歌创作，冯至认为，“《女神》也使我起始认识到语言的音乐性和形象化在诗歌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有研究者就指出，创造社里，郭沫若对冯至的影响在把握语言与形式方面，而郁达夫对冯至的影响则是在20年代初期青年人精神的苦闷上相契，作品（小说或散文）叙述者与诗人的气质相符，带有“自叙传”的特点。

二、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日常化的叙述

20世纪2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整体风格是一种幽婉的叙述，于从容恣肆中书写自我情感、呈现日常生活、表现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但是不同的是，五四时期，整个文学风貌以启蒙民众、传播自由解放思想为重任，尤其是小说文体的创作，其致力于英雄崇拜、文学启蒙的主旨倾向浓郁，重视精神、道德的渗透，呈现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宏大叙述，因此忽略了日常生活体验和个人的生活精神空间。从整体上看，诗歌是抒情文学，但由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诗歌注重写实性、自传性和新诗的自由化，使得诗歌带有具象的同时淡化了传统诗歌“诗言志”的宏大主题。胡适的“尝试”诗歌——说话明白，字句简练，意境平实，材料剪裁，内容越具体越好，这种自由化的诗歌创作，让诗歌在浅显易懂之余消解了含蓄的意味。新诗《湖上》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一个自然的故事，叙述者“我们”在叙述这个故事，因而这个故事便成了我们的故事，叙述的主体是“萤火虫”，地点在船上，时间于晚间，叙述的行为是“飞”。萤火虫叙述的主体是一个意象，但是能指具有模糊性和隐蔽性，如果是现代派或象征派的诗就有可能有多层指向，萤火可以指实实在在地正在湖面款款飞舞的萤火虫，也可以指萤火虫的倒影，还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朝生暮死的蜉蝣等水上飞行物，但这首诗歌是早期的新诗，指称存在一个隐喻——两个人的爱情，由开始的相遇到最后相守直到结合老去的一对恋人。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1923年，此时的胡适正在杭州养病，遇见了远方表妹曹佩声，他们互相吸引、迅速陷入爱河，胡适也为她写了许多情景交融的好诗。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诗歌剪影似的情景，有一点国风、小品国画的意境呈现，不是象征诗却有着浓郁的象征意味，非常的“实”。叙述具有写实的特点主要是由于叙事视点在船上，是向外的——外面的客观世界，而不是向内的——内在自己世界的抒情。这也体现出胡适诗歌叙述语言虽比较浅显，但这种写实依然有传统语言的影子，如“打我们的船边飞过/她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押韵，动词“打”可体现。

不同于胡适纯粹的写实叙述和客观表现，冯至诗歌注重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中闪现诗人的个人生命化体验，这在冯至中年阶段或者说其诗歌中年阶段更是发挥极致，此时的日常生活体验还没有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只是青年诗人冯至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独特感受和对生命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诗人去德国留学，在里尔克等存在主义诗人的影响下，冯至逐渐形成了自觉性的思考。此时，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日常的生命存在，这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生命感悟，是一种触动和顿悟，是诗人内心的个人化体验。因为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来看，诗歌相对于小说、戏剧而言其叙事性不强，与西方史诗注重对现实的模仿再造不同，诗歌自然而然展现的是诗歌主体最深层的生命体验和美学理想。这种生命体验和审美理想能最直接地反映诗人的精神样貌和内在的民族传统。反观馮至20年代的抒情诗，有着浓郁的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日常化的感悟，这种感悟与新诗初期注重对抽象意念的表达截然不同。endprint

三、日常生活主体的感悟式叙述

1923年，冯至创作了诗歌《小船》，同情平凡生活中一只小船被弃的命运，也许诗人有由船及人的思考，当一个人失去价值后，只能任由处之的无奈。意象“小船”这里充当抒情的主体，也是在叙事。诗人是叙述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着这样一只曾经和主人采菱的小船，所以视点是向外的，也就是写实的，但是诗歌绝对不是呈现一个写实，也不是朱湘《采蓮曲》叙述的那么复杂，这首诗时间似乎是静止的，但深入之，“小小的船篷将折”可以看出命运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就在叙述一个故事——小船的悲剧命运。原来是采菱的小船因为主人的离开而废弃，失去了价值，这样描写小船在心湖上的状态还是为了叙述情感，即描写与抒情的叙述方式相结合。人们也就更容易联想诗歌里的情感故事——便是五四青年怀才不遇的时代苦闷。日常生活的观察，给了诗人独特的生命感悟，一只漂泊的小船诗人想到它的命运，继而思考到人生价值的问题，这跟胡适的写实留有“裹脚布”的镣铐相比，更新鲜、更进步。即使是诗人第一首新诗《绿衣人》在日常化叙述中，也展现了冯至思考的深度。诗人再次充当叙述者，给人们讲述绿衣人——邮差的工作，正是叙述者让诗人得到了旁观的自由，不必以第一人称进行自我剖析。叙述者能够看到绿衣人送信的过程、神态甚至心理。这一段描写简单，简单的叙述方式反而比炙热的歌唱更能引起诗性的美感享受。叙述的环境静穆，仿佛街道上只有绿衣人和叙述者，一个在体验生活，一个在观察生活，组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随着视角由远及近的转化，叙述流也进行着转折，“但是在这疮痍满目的时代”向人们告知了叙述的目的，由静穆的环境继而转向阴郁，使人思考到社会动荡给收信者带来的是悲哀，而不是期待和惊喜。诗歌外在是写绿衣人的生活，内在还是叙述劳苦大众，即苦难的承受者。这种转折式的思考，给读者戏剧化的生命体验，不再是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对诗歌进行了现实的处理，因此诗歌语言更细腻婉转，余味无穷，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达能力。

除了对水上的船有着独特的体验，诗人对承载小船的“小河”、另一种境界里的酒（残余的酒），都有不同寻常的体验。这些体验是诗人不自觉的主观感受，正如蓝棣之评价冯至诗歌中“蛇”等意象“来自潜意识深处，来自心理积淀，或荣格所说的‘原型，而诗人自己并不察觉。”青春时期，诗人对青春、爱情的体验还是懵懵懂懂的，盲目地探索，但是诗人又敏锐地洞察日常的生活。

四、结语

冯至此时期的诗歌幽婉地抒情，缓缓地叙述，于不紧不慢之间展现独特的半格律体魅力。在这些同与不同中，其诗歌闪耀着熠熠光辉，于自由与不自由中展现节制的美，这得益于他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融入想象，出神入化而又别具一格。而冯至此时期诗歌的影响来源，正如学者蒋勤囯所说：“冯至，早期的《昨日之歌》是在德国浪漫派和唐宋诗词影响下产生的，《北游》表明诗人已步出昔日的梦幻之乡走向沉重的现实人生，诗风转变初露端倪。”20世纪20年代，冯至初期诗歌的叙述带有浪漫的色彩，而后叙述慢慢转向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十四行集》里。

（安徽师范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