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芳

摘 要：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详尽论述了其历史终结理论。该书的论证存在明显的本质上的缺陷。首先，在“历史终结”和“自由民主”这两个核心概念上，作者难以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其次，作者在论证历史发展机制时，片面引用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在理论上主观而薄弱，不能被历史发展所证实。最后，当理论与现实相违背时，他补充了新的解释，但这样又与总论点产生了矛盾。冷战后至今的历史进程对福山的理论提出挑战，值得注视。

关键词： 历史的终结 世界普遍史 自由民主 福山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详尽论述了历史终结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书中，福山对于从历史已经终结到历史如何终结、历史因何终结的论证引人注目，但是有诸多本质上的明显的缺陷，使其论点丧失可信度。本文将结合历史事实，尤其是冷战后的新发展对历史终结论的缺陷做出批判。

一、“历史的终结”与“自由民主”

历史的终结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意识形态（而非历史事件）的终结（终结于西方式自由民主）。但福山在不同地方对历史的终结做了不同的描述。有时是对当前事件所下的描述与判断：“随着人类走进本世纪末叶……”云云[1]47，也就是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阵营解体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胜利，因此历史终结了。有时是从知识和道德角度看，“我们无法为我们的自由社会描绘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现在这个世界同时又更美好的世界”[1]52云云。这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应予批判。

对同一个概念所做的不同描述会导致不同的结论。首先，如果说历史终结是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那么当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可以得出历史终结的结论。如果说历史终结的含义，是自由民主在道德上和知识层面上具有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的话，那么历史应该早已经终结——因为自由民主的捍卫者从来没有怀疑它（相对其他制度）的优越性，只是认为它不具有普世性而已（只适合于西方文明）。因此，历史是否能够终结，取决于它是指哪一种“终结”。

还有与历史的终结紧密相关的概念：自由民主。从书中看，主要包括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公民自由和民主政治等内容。然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政治发展内部，公民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不同步的。也就是说自由民主的这几方面内容可以单方面发展——经济上自由的国家可能在政治上不够自由、政治上民主的国家可能缺乏经济自由。这就造成了标准的混乱。实际上，自由和民主甚至可能是矛盾着的，“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关系本身就是可以限制和制约民主过程的权力关系”。

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实际上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各地区现代化道路不同，实现自由民主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是近代国家两种不同的道路。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发展出与资本主义全然不同的自由民主，但自然会形成带有自身特点的自由民主。我国一些学者在批判历史终结论时，像福山一样将自由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以我国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反驳福山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观点。这等于在前提上承认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标准，从而将社会主义置于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其实，社会主义与本来应该是普世性的、广义的“自由民主”并不相互排斥，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将社会主义国家与计划经济紧密联系，是出于西方的政治偏见。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之路不正是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吗？谁也否定不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到为难的应该是福山：当中国建立起稳定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这是印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胜利发展）的说法，还是推翻了他历史终结（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战胜共产主义）的观点？福山将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为自由经济势不可挡的證据，但是他显然忽视了两个事实：中国的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的结果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而非福山所想象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兴起。在中国，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完善，另一方面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竞争者社会主义的兴盛，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这里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改变自由民主的概念才能解决——自由民主不能当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中国充满自信地在推进自由民主，但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二、历史如何能够终结

福山的论证过程存在明显缺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福山对历史发展机制的论证，即历史发展的动力何在、为什么历史必然走向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相信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流行，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人类征服世界的巨大成就。到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种族灭绝、极权暴政、核军备竞赛打击了西方人对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信心。从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开始，各种历史悲观主义在西方世界盛行一时。福山在考察了20世纪后期的历史进程后指出：“这个世纪的历史所产生的悲观教训恐怕需要我们从头开始反思。”[1]14反思的结果，是认为存在一个曲折发展但是目标确定的“世界普遍史”。世界普遍史的最终结局是自由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到这时，历史也就终结了。之所以必然走向自由经济，福山认为主要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是方向固定的、不会停止的，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适应这种不断的进步。

他认为，技术进步虽然可以促成自由经济的出现，但不能解释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然性，各种已有理论无法证明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福山指出：“对历史的所有经济学诠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乐土的门口，但它却没有把我们一直送进去。”[1]151为了能进入“自由民主的乐土”，福山回到了黑格尔，“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动力，即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1]152。

这些论述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首先，它不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史所证明。民主政治的萌芽出现于古代希腊，成熟的民主政治兴起于近代西欧。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都没有自发出现成熟的民主政治。近代非西方地区的民主政治都是属于“外源型”的。如果真如福山所言，存在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那么为何非西方地区没有能自发产生民主政治呢？何况在古代中国和中东地区，专制帝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西方民主存在的时间长得多，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应该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由于近代世界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人们才有了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的条件。这是19世纪欧洲所有争取自由、民主的改革或革命的根本动力。endprint

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不只存在于个人中，也存在于集体中。集体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可能反而阻碍了自由民主的出现。福山也提到，人民往往会为经济发展而放弃政治民主（专制主义的德国、日本）[1]151。同样，人民也往往会牺牲个人获得的认可，支持集体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这种牺牲的后果就是革命压倒启蒙。例如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革命。二战以后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很多都建立了独裁政府，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迅速扩展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社会。保罗·肯尼迪对后冷战世界的悲观预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①。那些被快速变化的世界所抛弃的广大发展中世界的贫困人口，“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可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工作、技术和创新的思想”。因此他们对于获得个人的认可是不会有太多关注的。西方核心国家的影响越大，激起的反抗就越大，在可预见的将来，失败地区的人民认同来自西方“剥削者”的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就是说，即使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历史也已经表明其结果不一定导致自由民主的出现。

其次是对于可能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的意识形态，福山也没有证明它们不可能在将来代替自由民主。福山虽然承认，“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伊斯兰教确实战胜了自由民主制度，即使在伊斯兰教没有直接掌握政权的国度，它也对自由构成极大的威胁”。却又在没有作详细论证的情况下接着说：“从长远看，伊斯兰世界终究无法与自由思想相匹敌。”[1]51从后文看，福山的意思是虽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会替代自由民主，但他们显然不可能比自由民主优越[1]52。可是这显然只是出自西方人的“相信”，而非客观的现实。福山不能代替阿拉伯人做出选择。并且，如果世界上非自由民主的势力与自由民主势力一样强大，非自由民主地区还在不断扩展，那么凭什么说历史已经终结？这就又回到了历史终结的概念问题。当福山不能证明历史以第一种形式终结（事实上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时，他就改变概念，以另一种形式来终结历史（自由民主的优越性）。这分明抛弃了“逻辑”。

即使我们承认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都要优越，说历史终结也尚嫌过早。因为这种对自由民主优越性的信仰，是基于已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但这并不表示今后也不会出现比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的制度，更完美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福山也承认，当代自由民主世界并非完美。另一方面，既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不会止步的，（在技术推动下发展的）自由经济体制也就不应该止步。查尔斯·库普乾认为，根据历史变迁规律（生产方式发展引起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的变化），正在进入的数字时代必然会引起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迁[2]。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伴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将如何发展还无法预料。因此，不论是从自由民主自身的缺陷来看，还是从技术进步的推动来看，都没有理由认为历史发展到自由民主阶段就会终结。

最后，当福山的理论不能被现实所证明时，他就补充了新的解释。在后冷战世界，民族主义依旧强劲，国际冲突依旧充满了残酷，不符合福山的乐观预见。于是福山说，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将划分为“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两个部分。“在后历史那部分世界中，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轴心是经济，过去的强权政治规则越来越没有市场”[1]314。而历史世界，“强权政治则在其中依然盛行”[1]315。这固然有利于应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反驳（实际上是划分不同的理论适用范围，与现实主义达成妥协），但照此说来，历史终结就只是世界部分地区（后历史世界）的历史终结，而不是全世界历史的终结。况且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不可能如福山所说“互相之间影响不大”。

三、后冷戰时代的证据

在历史悲观主义盛行了大半个世纪后，福山主张回到19世纪的历史乐观主义。福山的理论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其过于乐观。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一方面，如东欧地区，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很难在那里生根，各种极端势力会趁机崛起，导致独裁政治和战乱的出现。但事实却是尽管有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个别国家的政治动荡，但它们并非不可解决，而且其根源也不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化变革本身。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冷战之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但世界却也没有陷入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大混乱和大失控”或者亨廷顿所称的“文明的冲突”中无法自拔②。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冷战后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确实得到了扩展，但究其原因，却不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优越，而是因为西方的强大。强大的西方会主动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想，落后国家为了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适应西方制定的国际行为准则，不得不引入西方的意识形态，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体制。冷战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西方国家支持了一批右翼独裁政权。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政权受到了来自西方要求民主化的压力，被迫采取改变。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发展而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在加强相互间联系与依赖性的同时，不得不至少部分地接受了主导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冷战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扩展，并不全然是由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合法性，而是由于强权兜售。因此，就不足以证明意识形态的终结。

以上是笔者对《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粗浅看法，主要是对其中历史终结这个命题的思考。虽然我们不能同意福山的政治立场，却无法回避他提出的问题。他的所有预言都可能错误，但对错误预言的讨论，也许远远超过预言本身的意义。

注释：

①保罗·肯尼迪认为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鸿沟将日益增大，两者间的对抗将成为后冷战世界的主要矛盾。见Paul Kennedy， Mathew Connell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②“9·11”事件使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次受人关注。但是主流学界并不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