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明+胡博文

内容提要：本文以跨国公司理论和后发企业追赶理论为基础，分析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考察吸收能力及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后发企业国际化对技术追赶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制度质量越高，后发企业国际化对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战略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后发企业国际化；技术追赶绩效；吸收能力；制度质量

中图分类号：F0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1-0097-08

后发企业发展面临技术劣势和市场缺陷，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其发展过程实质就是追赶过程，技术追赶显得尤为关键。现有文献重点关注技术追赶的后发优势，提出包括渐进式的技术能力积累过程（模仿、学习、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企业国际化运营方式。有研究表明，基于国际化运营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引进、吸收和利用海外先进技术，可能比渐进式积累技术、能力所获取的技术追赶绩效更好[1]。

中国作为后发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采取“引进来”战略（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又大力提倡“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后发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已经通过合资、代工等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进行了技术追赶，为对外直接投资奠定基础。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追赶绩效是否存在进一步的积极作用？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积累受到后发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内外部因素对技术追赶绩效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

后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除了获取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外，其重要的目的是获取东道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基于技术逆向溢出视角，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得以提升[2]。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提出创造性资产寻求型OFDI[3]，即通过海外并购和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的方式，获取国际领先企业的研发资源，加以吸收、利用、创新，从而提升技术水平[4]。

此外，国内学者在关于后发企业对国际领先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具有一定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后发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或者并购海外高新技术企业，在地理位置和产权距离两方面接近发达国家领先企业，获取和运用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先进技术，创新生产出具有自主产权的竞争力产品[5]。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通过并购海外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结合企业自身能力，先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再学习、吸收、创新这些新知識和新技术，以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实现技术追赶。因此，企业实践界和学术理论界都已经明确表明，后发企业不仅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生产，而且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合作、并购、建立海外研发机构）获取海外先进技术和知识，从而进一步实现技术追赶。

近期有关中国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研究中，国内学者也做出了相应解释，叶娇和赵云鹏[6]通过分析中国企业微观特征，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追赶绩效起促进作用；鲁万波等[7]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

自MacDougall[8]提出技术溢出效应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形成了“抑制论”、“促进论”和“双刃论”等不同观点。

第一，“抑制论”。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本土企业若采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海外先进技术或者设备，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对海外先进技术产生依赖，从而导致自身缺乏自主研发能力，负面影响技术追赶过程[9]；海外领先企业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快速占领本土市场，负面影响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本土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10]，从而对技术追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促进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的研究文献里，国内学者们认为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有着较大差距，存在较大的技术追赶空间，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后发企业能够获取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链接效应等[11]；冼国明和严兵[12]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谢建国[13]基于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的技术效率。严兵[14]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研究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直接作用于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汤文仙和韩福荣[15]提出弥补我国“技术缺口”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江小涓和李蕊[16]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改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程惠芳[17]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战略上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后发企业不再局限于本土市场和资源，而是强调本土、海外市场的双重利用，提升国际竞争力，由外商直接投资向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变成为必然。

后发企业在进行国际化运营的过程中，存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方式，是国际化的双向过程，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相关联系[18]。中国作为后发大国，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综合运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互动过程，国际化的双向过程存在内在关联。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基础，对外直接投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后期发展[19]，是国际化的高级发展阶段。endprint

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对中国338家开展国际化运营活动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正向影响技术追赶绩效，并且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20]。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3：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四）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Cohen和Levinthal[21]提出吸收能力是发现、吸收外部信息并创新生产出价值的能力，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Chesbrough和Teece[22]通过研究提出，企业虽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降低研发成本来提升技术追赶绩效，但完全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会对外部技术产生依赖，还应该增加外部渠道来提升技术能力。Cassiman和Veugelers[23]指出，企业内部研发与技术引进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不仅是国外学者强调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吸收能力的作用，国内学者在中国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也提出了吸收能力的重要影响，其中，吕世生和张诚[24]对天津103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吸收能力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吸收能力越高，技术追赶绩效越好。陶锋[25]应用全球价值链国际代工联盟知识溢出的分析框架，提出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外部知识溢出获益越多，获取的技术追赶绩效越好。

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Driffield和Chiang[26]通过产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成本较高、研发密集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自身技术能力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以中国为背景的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中国1991-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察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受到吸收能力（研发人员）的调节影响，高科技产业技术人才、高科技产业发展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息息相关[27]。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国内学者利用中国1985-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考察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果受到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的制约。刘明霞和王学军[28]利用2003-2007年我國省际面板数据检验我国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溢出效应。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5：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五）制度质量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制度质量作为情境因素，在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研究中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其中，与技术追赶最为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热点议题，并被列为影响技术追赶绩效最为关键的因素。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制度质量的逻辑分析切入点，本文首先讨论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Yang和Maskus[29]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被用来干预市场，是为了提供有限的垄断给创新者，使得技术创新型企业能够通过有限的垄断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基于技术外溢视角，海外领先企业为了维持垄断优势，获取企业利润，会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投资，使得先进技术得以保护[30]。封伟毅等[12]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海外企业在申请专利上处于消极态度，并阻碍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抑制研发活动，技术追赶绩效差。相反地，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增加，促进先进技术的引入[31]。在上述情况中，后发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能够更为方便地学习海外先进技术，提升技术能力，获取更佳的技术追赶效果。实证研究结果已经验证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即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此外，有关后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学者吴先明等[32]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具体来说，制度质量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能更好地促进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技术逆向溢出效应通过“跨国公司子公司-跨国公司母公司-母公司技术与绩效”这一渠道来提升母公司的技术水平，然而，前文所涉及的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后发经济体并没有通过这一过程实现技术追赶。文献提出，不同类型的技术和规则之间的匹配度对成功追赶起着重要作用[33]。制度质量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政府治理、法制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后发企业学习国际领先技术和知识的过程。在追赶过程中，后发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技术和知识如果能得到有效保护，建立竞争优势，后发企业才能实现技术追赶。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良好的制度质量（如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反地，较差的制度质量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创新。知识产权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已经得到实证验证，对后发企业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作用[34]。企业实践中，后发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前，考虑到研发成本、投资回报期限、投资风险等因素，更愿意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法制水平高、政府治理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以保护企业的创新技术。此外，衣长军等[35]通过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是新型经济体能否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endprint

假设6：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假设7：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是本实证研究基本模型（包含假设1和假设2）；其次，本实证研究模型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與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3）；接着，本实证研究模型引入吸收能力、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它们对不同国际化运营活动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包含假设4-假设7）。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的模型设定为：

ln patlit = δ0 + δ1*lnofdiit + δ2* lnifdiit + δ3* lnofdiit* lnifdiit + δ4* lnfound it + δ5* lnmkt it+ δ6* ln found it* lnofdiit + δ7* ln found it* lnifdiit + δ8* lnmktit* lnofdiit + δ9* lnmktit* lnifdiit + Controlit + λi + μt + ξit

其中，lnpatlit 代表技术追赶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lnofdiit 代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lni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作为调节变量）；lnfoundit 代表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lnmktit 代表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Controlit 代表其他影响技术追赶绩效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贸易开放程度（imex）、金融发展水平（fina）和投资率（capi）；λi 、μt 分别表示省份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模型中，参照高菲等[36]、沙文兵[37]学者的做法，用专利授权数量表示技术追赶绩效。专利授权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最后选取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2003-2013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西藏因存在缺失数据予以剔除。有关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选择主要有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由于LM检验结果显示拒绝采用混合估计模型的原假设，则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也表明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此外，针对本研究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基于模型设定中的检验步骤发现，每一个回归模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且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均小于10，说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对本研究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由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最小值为0.182，最大值为7.321，说明不同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差异较大。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追赶绩效等指标在数值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二）实证结果

1.主效应检验

假设1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中模型1和模型2所示，首先是针对控制变量的检验。贸易开放程度与技术追赶绩效呈显著正相关（P<0001），投资率与技术追赶绩效显著负相关（P<0001），金融发展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不显著（P<01），与预期效果一致，即各省贸易开放程度越高，有利于进口国外具有垄断优势的先进产品，并获取外部新技术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技术追赶绩效越好；固定资产投资率越高，用于国内基础设施的费用越多，而忽视研发投入，技术追赶绩效越差。在对贸易开放、金融发展、投资率等变量的控制基础上，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实证研究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001），假设1得到支持。

假设2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中模型1和模型3所示，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检验之后，加入自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001），假设2得到支持。

2.调节效应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假设3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如表3中模型4所示，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引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影响（P<0001），假设3得到支持。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假设4和假设5强调吸收能力在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有关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是针对控制变量的检验，其次分别将吸收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引入到模型中，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均呈显著正向影响（P<0001）。假设4和假设5得到验证，说明吸收能力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后发企业更好地学习、吸收和运用海外先进技术，提升自身技术能力，获取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

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假设6和假设7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如表5所示，有关制度质量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是针对控制变量的检验，其次分别将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引入到模型中，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均呈显著正向影响（P<0001）。假设6和假设7得到验证，说明制度质量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取海外先进技术，提升技术能力，获取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endprint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考察数据结果的稳健性，即改变某些参数以进行重复的实证检验，观察实证检验结果是否发生改变。本文使用lnpata（专利申请量）这一相近代理指标来替代lnpatl表示技术追赶绩效，对前文验证的主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和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由表6-表8可知，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时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吸收能力、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剔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对上述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了研究，并验证了研究假设。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再次验证国际化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后发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 “引进来”战略，能够为后期发展“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坚实基础，说明后发企业基于国际化方式的追赶战略是随着企业发展而发生改变的；其次，从吸收能力视角出发，结合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通过逻辑分析和数据结果，本文验证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即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制度质量的积极影响。具体来说，在制度质量高的环境中，后发企业能更好地通过国际化经营来实现技术追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后发企业主要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战略，通过技术引进来进行追赶，但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和实证检验结果，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实践中，对于自身具有一定技术能力但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后发企业而言，决策层为了长足发展应具备国际视野，敢于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际领先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实现技术追赶；其次，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吸收能力决定了后发企业是否能真正吸收和运用海外先进技术，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最后，中国政府还应完善制度环境。在本实证研究中，制度质量作为情境因素被纳入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国际化方式下技术追赶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在追赶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技术创新环境、政府治理水平、法制水平等影响着后发企业获取、吸收、运用、创新外部新技术和知识的过程。当制度质量较高时，后发企业能更好地获取、吸收、运用、创新外部新技术和知识，进而实现技术追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后发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环境中，拥有更加完善的保护机制，面临更小的技术流失风险。同时，基于技术外溢视角，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企业环境能够促进海外领先技术的流入，为后发企业提供良好的技术学习机会，有助于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

参考文献：

[1]Hagedoorn J. Understanding the rationale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partnering： Nterorganizational modes of cooperation and sectoral differe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5）： 371-385.

[2]Riviezzo A. Acquisitions in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J].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2013，36（2）：183-212.

[3]吴先明.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创造性资产的分析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9）： 52-57.

[4]杜群阳. R&D全球化、反向外溢与技术获取型FDI[J].国际贸易问题，2006， 288（12）： 88-91.

[5]马亚明，张岩贵. 技术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关于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3（4）： 10-14.

[6]叶娇，赵云鹏.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1）： 134-144.

[7]鲁万波，常永瑞，王叶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J].科研管理，2015，36（3）： 38-48.

[8]Macdougall G D 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36（73）： 13-35.

[9]陈羽，邝国良. FDI、技术差距与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7）： 88-96.

[10]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 27（2）： 131-150.

[11]封伟毅，郑立文，许宏啟. 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的机理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的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4（8）： 147-153.

[12]冼国明，严兵. 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2005（10）： 18-25.endprint

[13]谢建国.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一个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6， 5（3）： 1109-1128.

[14]严兵.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基于产业层面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5（3）： 4-10.

[15]汤文仙，韩福荣. 三缺口模型：对双缺口模型的修正——对中国利用外资行为的合理解释[J].当代经济科学，2000， 22（5）： 36-40.

[16]江小涓，李蕊. 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中国工业经济. 2002（7）： 5-16.

[17]程惠芳. 国际直接投资与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2（10）： 71-78.

[18]朱玉杰，赵兰洋. 内向与外向：企业国际化的联系机制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06（7）： 24-26.

[19]Welch L S L. Internationalization[J].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1988，37：7-25.

[20]刘红艳，崔耕. 中国企业如何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企业内向国际化模式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影响[J].财贸经济， 2013， 34（4）： 89-97.

[21]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128-152.

[22]Chesbrough H W， Teece D J. Organizing for Innovation： When Is Virtual Virtuous？[M]. 1999： 335-341.

[23]Cassiman B， Veugelers R. 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 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06， 52（1）： 68-82.

[24]呂世生，张诚. 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天津为例[J].南开经济研究， 2004， 6（6）： 72-77.

[25]陶锋. 吸收能力、价值链类型与创新绩效——基于国际代工联盟知识溢出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1）： 140-150.

[26]Driffield N， Chiang P C M. The Effects of Offshoring to China： Reallocation，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aiwa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9，16（1）： 19-38.

[27]周春应.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8）： 47-53.

[28]刘明霞，王学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9（9）： 57-62.

[29]Yang G， Maskus K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licensing： An econometric investigation[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1，137（1）： 58-79.

[30]喻世友，万欣荣，史卫. 论跨国公司R&D投资的国别选择[J].管理世界，2004（1）：46-54.

[31]杨全发，韩樱. 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策略[J].经济研究，2006（4）：28-34.

[32]吴先明，胡翠平. 国际化动因、制度环境与区位选择：后发企业视角[J].经济管理， 2015（5）： 51-62.

[33]Romer P M. Which Parts of Globalization Matter for Catch-Up Growth？[J].Nber Working Papers，2010，100（2）： 94-98.

[34]余长林.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J].世界经济研究，2011（8）： 70-75.

[35]衣长军，李赛，张吉鹏.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J].财经研究，2015，41（11）： 4-19.

[36]高菲，王玉荣，刘晓辉.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14，33（7）： 1-8.

[37]沙文兵.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5）.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tecomer Firms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03-2013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endprint

WU Xian-ming， HU Bo-w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eory and catch-up theory of latecomer fir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and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tecomer firms in China， meanwhile， inspect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paper uses 2003-2013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test the hypotheses， finding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tecomer firm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absorptive capacity positively adju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of latecomer firms；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latecomer firms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catch-up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of latecomer firms.

Key words：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tecomer firms，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absorptive capacity； institutional quality

（責任编辑：周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