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基于地缘、史缘、血缘的关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陆学者如是说

十多年前，我在题为《天南地北的台湾文学》的文章评述“2004年3月的台湾‘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场‘南北战争”时写道：

……这种南北分野的现象，早在20世纪末的台湾文坛就有所反映，当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是以台北为基地，在城市现代化的导引下，延续中华文学的传统，创作具有鲜明中国意识的作品和色彩缤纷的都市文学；二是以南部为主的《笠》、《文学界》、《文学台湾》为基地，延续乡土文学的传统，用异议和在野文学特质与带有泥土味的“台语”创作小说、散文、新诗，书写他们的所谓“台湾民族文学论”、“独立的台湾文学论”。①

台北是亚太经济名城。它的文学有政治化、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情境。作为台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台北，从20世纪50年代起，蒋介石就一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把台北当成防止“台独”势力渗透、遏制分离主义思潮发展的样板——连台北大街小巷的名字都由大陆的城市名组成，可见蒋介石将台北彻底“中国化”的良苦用心。反映在文学上，“台北文学”充溢着“中国意识”。

在陈水扁以前的执政者，当局的政策总是重北轻南，文学上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发源地本在台北，以后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北台湾。直到1934年5月在台中成立“台湾文艺联盟”，把日本的《福尔摩莎》、台北的《先发部队》、台中的《南音》组成联合阵线，台湾新文学运动才从台北盆地的圈子走了出来。但这时期台中、南投、彰化、高雄的著名作家微乎其微，而北部文学势力强悍，故人们并未改变“台北文学代表台湾文学”的印象。可某些南部作家不甘心让“台北文学”占据台湾文学的中心位置，从1970年开始，中南部新创立了不少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由于旗帜不鲜明，在抗衡“台北文学”时没有发出自己的强音，因而多半似流星一閃而过。从光复到当下，台北地区毕竟集中了台湾文学最大的资源，无论是刊物还是出版社或作家群，都以异常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让“南部文学”相形见绌。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与光复后（尤其是80年代）的台湾文学，共同之处都强调“反抗”。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反抗的目标是异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光复后反抗的对象大部分转为同族的中国人。这中国人包括中国国民党的文人和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大陆学者。为了强化这一点和弥补“南部文学”未能占据中心这一不足，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等人于1981年上半年在南部酝酿创办《文学界》杂志。此刊名是被当年白色恐怖吓怕了的所谓“老弱文学”②代表叶石涛起的，并非“老弱”的文友嫌刊名太过灰暗，至少不像日据时期创办的《文艺台湾》《台湾文艺》那样有“台湾”二字，但鉴于叶石涛的资历和威望，与反主流、反体制、反压迫的团体有密切关系，“我们不能容忍台北文学全面占领台湾的文学”③的本土作家，为避免冲突只好认了这个刊名。

不认同中华民族而认为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南部文学”，鉴于戒严时期言论不自由，不能明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文学界》创刊时没有发刊词，也从未有过社论。南北文学最大的分歧本不是写实与现代主义之类创作方法上的不同，而是意识形态的分野，彼此对民族之辨析、国家之认同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局面。这“天南地北”的文学现象可从《文学台湾》叶石涛执笔的“卷头语”和每期由彭瑞金执笔的“编后记”，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如叶石涛在第一期、第五期、第八期发表的“卷头语”，分别为《台湾小说的远景》《再论台湾小说的提升与净化》《没有土地，哪有文学？》。在第一篇“卷头语”中，叶石涛不轻易地亮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台湾应整合传统的、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价值体系，发展富于自主性的小说。”这里谈的是小说，其实是以小说代表整个台湾文学。所谓“自主性”，也就是“独立性”的另一种委婉说法。叶石涛不喜欢直来直去，而嗜好弯弯曲曲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他虽然在“中国”与“台湾”之间寻求平衡点，带有折中性质，可这种“欲说还休”的修辞手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说穿了，“自主性”是指台湾文学固然可以吸收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精华，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发展成既与日本文学不同、又与中国文学有异的“独立自主”的文学。为了建立这种“自主性”文学，自然不能满足于“乡土”“本土”之类，而必须努力建构“台湾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构架，尤其是要写出一部充满“台湾意识”的文学史，以和大陆学者所鼓吹的“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目前，台湾省的居民中，汉族约占97%，他们主要是明、清以来福建、广东两省移民的后代，大部分还保留着乡音，说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有血缘关系”相抗衡，尤其是不被“基于地缘、史缘、血缘的关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三缘论”所慑服，以免“把台湾文学吞并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支”④。这里用的“吞并”一词，似有语病，因为台湾文学本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用不着“吞并”，而另有人倒是想将台湾文学“吞并”到日本文学里面。

“南部文学”不是铁板一块，里面有温和与激进路线之分。《文学界》据说是稿源不足其实是另有隐情于1988年2月停刊。过后的一年半，某些南部文人不甘心竖立起来的“南部文学”旗帜倒下，又在1991年10月创办了刊头上终于有“台湾”二字，并模仿日本人西川满主导的《文艺台湾》刊名的《文学台湾》。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彭瑞金这些或出钱或出力的作家，写作或出版之余全心投入人权、教权、环保、公民投票等运动。他们决定摆脱《文学界》过于柔性的分离主义路线，以雄性的所谓“南部观点”对话“台北文学”——其实不是对话而是抗衡；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对抗“中国文学”，正如“南部文学”的发言人彭瑞金所说：

真正促使《文学界》的伙伴决定重出江湖的主因，还在于台湾文学的诠释权，我们不能禁止别人评论、讨论台湾文学，我们也无法阻止他人要怎样定位台湾文学，但我们身为台湾文学人，对于台湾文学的定义、定位，一定有自己的说法，正式（按：疑为“正是”之误）《文学台湾》现身江湖的最重要因素。⑤endprint

这里说的“别人”“他人”，暗指主张“三缘论”的大陆学者，而“台湾文学人”，是不包括“台北文学”的作家在内的。彭瑞金又云：

我们即深深感受到中国方面有人利用著作《台湾文学史》，以掌控台湾文学的诠释主导地位。⑥

这里用“中国”而不用“大陆”，弦外之音是作者自己不是中国人。

在《文学台湾》创刊号上，同样不是以中国人而是以“台湾人”自居的郑炯明，以“发行人”的身份提出“要共同努力来创造属于台湾人民的文学”，这与陈芳明以前讲的要撑起90年代的文学旗帜，以及彭瑞金提出的把台湾文学的诠释权从大陆学者手中夺回来，是同一个意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在高校工作的陈万益、吕兴昌、林瑞明、施淑、吴潜诚、陈明台等人算作是自己的队伍——其实，这里的施淑只赞成“乡土”“本土”而厌恶族群议题扮扰、与分离主义保持距离，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是把她拉来壮大自己的阵容。在壮大阵容方面，从杂志顾问到社务委员和编委，都包括了不同文體写作和不同时代的作家，地域上也不再局限于南部。

《文学台湾》重出江湖，其刊名“台湾”已不单纯是地理乡土符号，而暗藏有“台湾”是一个国家之意。一旦把“台湾”名词泛政治化，作为“独立建国”的符号，则无论是“台湾文学”或“文学台湾”，其内涵便发生了质变。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考虑，《文学台湾》不再标榜纯文学路线，而是作好参与各种运动的准备。在第一时期，按彭瑞金的说法，“我们即关注90年代的台湾文学怎么走。”⑦除了发掘更多更好的具有“台湾意识”的作品来充实90年代的文学外，更重要的是确定文学的“独立”方向。可在岛内遭遇到巨大阻力，除了陈映真们大力抗争外，并非北部而是彰化的游唤发表了《八十年代台湾文学论述之变质》⑧，称改变台湾文学发展方向的叶石涛、彭瑞金等人为具有政治意图的“南部诠释集团”。大陆学者在80年代后期开始撰写台湾文学史，当这一信息传到南部时，彭瑞金们更感到深入人心的“基于地缘、史缘、血缘”即“三缘论”，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因而强调作家要拥抱台湾的土地（“土地”不再是“大乡土”而是“小乡土”），心中要有台湾人民（“人民”不包括具有中国意识的人民），不能让“中国意识”侵蚀“台湾意识”。“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于1991年举办“台湾文学会议”，这比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还早了三年多。此外，他们极力渗透或瓦解“台北文学”，如据说台北有主张“大中国意识”的某老牌诗刊已有了他们的代理人。这个研讨会成功“渗透”某杂志，在用“南部观点”去对抗“台北文学”方面，的确收到了一定成效。

彭瑞金们宣扬的“南部观点”，简言之就是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更不能用“乡土文学”去概括，它不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或一部分，而“台北文学”作家写的作品或明或暗具有中国或中华意识，并提倡后现代文学，与“南部文学”强调“台湾意识”乃至“台独意识”、不主张现代或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可见，彭瑞金所说的“南部”或“北部”，基本上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排他性十足的意识形态。所谓“南部文学”，是将生活在高雄具有“中国意识”的余光中、周啸虹等人排除在外的，而“台北文学”，也不包括生活在北部具有“台湾意识”的钟肇政、李魁贤、陈芳明、向阳等人。

这“南部文学”与“台北文学”，乍看起来势不两立，其实在思维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在五六十年代，“台北文学”以台湾一省文学冒充整个中国文学，而现在“南部文学”，以一部分人去“吞并”整个台湾文学。到了新世纪，南北两地的文学选本层出不穷又水火不容，两家都在中心与去中心之间纠葛，都是在以“台湾意识为中心”还是与“中华意识为中心”之间争夺。这两股文学势力，为了争夺台湾文学的主权或霸权，固然小异其趣，但在大方向上，却似蒋介石只许自己独裁不许别人反独裁这种观点分歧和派系斗争的传人。

为了使派系斗争更强烈，《文学台湾》编辑同仁不再像创刊前五年，只顾作品的问世而顾不上别的活动。1996年，他们成立了“财团法人文学台湾基金会”。当时没有专职人员，2001年开始外聘管理人员。基金会成立目的，本是从财力上支持“南部文学”实现台湾文学国际化或曰“国家化”的终极目标。在第二个五年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以前，重大的事情有与《民众日报》合办“台湾文学奖”，推动全岛第一座“台湾文学步道”的设立，举办叶石涛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叶石涛评传》，制定《叶石涛全集》编辑前期计划，举办“叶石涛及其同时代作家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承办叶石涛、高行健对谈，推动中小学教科书部编教材的解禁，发起台湾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等等。这些重要事情中，其中五件事与叶石涛有关，可见叶石涛是“南部文学”的精神领袖或龙头人物。

“南部诠释集团”是个文人团体。他们不光重视参与政治斗争——“从爱河、柴山、高屏溪到卫武营，都扮演了重要角色”⑨，还重视学术建设。在新世纪，他们先后推出《高雄市文学史》《高雄市文学小百科》《凤邑文学小百科》《高雄县中小学台湾文学读本》《台湾诗人选集》《台湾文学史小事典》《台南市文学百科》。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彭瑞金著的《高雄市文学史》及其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小事典》。彭瑞金建构南部文学史的雄心初步得到实现，“小事典”既有学术性又有史料性，这是不管哪一派别学者研究台湾文学均不可缺少的工具书。《高雄市文学史》《台湾文学史小事典》这两本书之所以中民进党的政治病毒较少，是因为彭瑞金本身不可能完全被“非台北观点”之一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一元论所主宰。不错，在现实政治面前，他是激进派，可在从事台湾文学史研究时，文学史实和他的政治立场有矛盾，因此，他研究高雄市文学史时不可能将“台湾民族主义”立场贯穿始终。但这些著述，仍在程度不同上具有“非台北观点”所带来的“去中国化”问题。如《高雄县中小学台湾文学读本》《台湾诗人选集》存在着强烈的排他性，入选的作家几乎都是本土作家，但并不包括像陈映真那样的具有中国意识的本省作家。endprint

“南部文学”一直处于在野地位，得不到当局的支持，可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种精神尤为宝贵。2017年，《文学台湾》创办二十五年，杂志出版一百期，也是“文学台湾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南部文学”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自筹资金举办“从《文学界》到《文学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所坚持的仍是台湾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是对台湾文学被边缘化，被大陆学者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的抗争。其实，这“支流”说，并不是大陆学者的发明，叶石涛以前多次强调过，如他说“台湾文学是居住处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⑩。又说：“它乃是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个支流。”11关于“三缘论”，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的前身《台湾文学史大纲》也说过类似的话：“先史时代开始，台湾在地缘、史缘、血缘上一直和中国大陆保持着密不可分离的关系。”12

尽管叶石涛在出日文版《台湾文学史纲》并改名为《台湾文学史》时，将类似的话全部删去，《文学台湾》在打破“国立编译馆”的一言堂，在推动台湾文学的教育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但使彭瑞金们最感到悲哀的是，“台湾文学系”进入学院二十年不但没有看到本土文学教育繁荣兴旺的景象，反而看到的是“台湾语文学系”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个个提前“阵亡”。他们幻想台湾文学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文学”，“台湾文学系”会成为“本国文学系”13，可内外交困、民调严重下滑的蔡英文，顾不上帮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况且蔡英文还要做表面文章“维持现状”，不敢宣布台湾“独立”，更不敢建立联合国不承认的“台湾共和国”，以免出现“台独尽头就是统一”这个可怕现实的到来。

如果说，《文学界》举起“南部文学”的旗帜是在文学路途中的迷茫，那么，《文学台湾》的重新出发经过一百期的奋斗迈出去的“去中国化”那半条腿，在中国大陆文学和“台北文学”的夹击下，是否有可能拽回去？也许他们认为，“台北文学”已逐步被渗透，不再是最重要的威胁，而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被彭瑞金称为“敌国”14的中国大陆学者的“三缘论”，正如游胜冠所说：“‘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15这算是有自知之明。不过，“非台北观点”到底能否解构“台北观点”，“南部文学”是否能全面取代“台北文学”，也就是说“台湾意识”是否最终能取代“中国意识”，还有大陆学者的“三缘论”是一种凭空捏造的“口水”16还是铁的事实，对广大读者来说不一定是个谜，但对彭瑞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难于甚至是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台湾社会出现的“台独”是一种典型的流行性病毒，一旦传染上，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成为敌人。《文学台湾》总编辑彭瑞金深知族群内斗的后果，他一直把统独恶斗看成是“分类械斗”17，要人们远离它。可他言行不一，如2015年出版的《文学台湾》杂志秋季号，竟为台湾一位政客写的《直销台独——“台湾独立建国”道路的探索》做广告：除有很大的书影外，还配发了他作为总编辑为此书写的序言。在这里，笔者不想具体评论这本书的内容，我要想说的是，以《文学台湾》为代表的“南部文学”所走的并不是纯文学路线，而是通过“文学台独”去铺平“建国”道路，难怪一位读者读了彭瑞金的文章《序奥斯定〈直销台独〉——当唤醒台湾族魂的闹铃再度响起》后，发出惊叹和疑问：“南部文学”为抵抗中国大陆学者的“三缘论”，是否蜕化为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台北文学”与“南部文学”“分类械斗”的工具了？不然，“南部文学”的某些人为什么会一再辱骂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史撰写者是“统战撰述部队”，是“中国解放军的一支”18，是“外来殖民主义学者”，甚至说他们是“文学恐龙”19、“老狗”20？须知两岸文学发展再怎么不同，都不应该对骂而应该通过对话解除分歧。辱骂有失斯文，且离学术争鸣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注释】

①《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②宋泽莱：《呼唤台湾黎明的喇叭手——试介新一代小说家林双不并检讨台湾的老弱文学》，见《谁怕宋泽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6年版。

③④⑤⑥⑦111314151617彭瑞金：《从〈文学界〉到〈文学台湾〉这段文学路》，高雄，《文学台湾》2017年7月。

⑧《台湾文学观察杂志》1992年7月，总第5期。

⑨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1987年。

⑩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见尉天骢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8年版。

12《文学界》1984年冬季号。

14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442、441页，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

18彭瑞金：《高雄市文学史·现代篇》，283页，高雄市立图书馆2008年版。

19彭瑞金：《台湾文学史论集》，101页，高雄：春暉出版社2006年版。

20成功大学游胜冠在某篇文章的指称，出处待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