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为宜

红日的长篇小说《述职报告》①，是在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历练后的又一成果，作品的成熟与厚重有了坚实的基础，尤为突出的是隐喻话语的建构，以及对于官场语境的解构。其隐喻话语的建构突破了修辞学的一般意义，上升到了作品结构的安排；官场语境则大胆地进行了解构。

一、隐喻话语的建构

陈晓明先生曾在他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一书中，谈到了苏童、余华、孙甘露与格非等“先锋派”的“隐喻”表意策略，认为这是来自“博尔赫斯的启迪”，它们“不仅仅形成某种结构上的补充链环，也不仅仅像博尔赫斯那样表达一种形而上的时间哲学，而是与格非讲述的那些生活史构成隐喻关系”。而这种隐喻的链环恰恰填补了对经典现实主义美学规范解构后留下的空白，使小说“具有了很强的抒情性特征”②。

（一）时空建构的隐喻

小说的结构都要进行时空的建构，长篇小说的时空建构就更为投入，更为完整，也就更具内涵。“时间和空间是小说艺术中无处不在的两个重要成分，无论是叙述节奏、人物心理历程、情节发展、还是故事构架和景物描写，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其中强烈的时空感。”③《述职报告》的时空建构充满了隐喻意涵。

《述职报告》的时间起点和终点都十分清楚，从玖和平述职式的自我介绍开篇，落到了“等待办”这一特殊的时间点（同时也是空间点）上；过程是不断地述职，终点是“等待”的结束，换言之，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述职”，向组织、向公众、向母亲、向良心述职——小说的时间借助于隐喻阐述了题旨。

小说故事发生的中心点是一个叫“河边”的桂西北小县城里，这空间既是虚拟的，又是实体的，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隐喻的手段，逐渐构建起一个城乡之间较为丰富而广阔的空间，这里面不仅有人们相互的交流，甚至还有与民俗、神灵、道义、制度的交流。“中心从来就没有自然的所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而只是一种功能，一种非所在，这里云集了无数的替换符号，在不断进行着相互置换。”④

显然作者的潜意识中，小说的时空建构更倾向于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人性化而又泛道德化的新型组合。而这种组合的最佳选择就是建构起一个能够盛下这一时空内涵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过程中，又与乡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小城地域。

（二）小说主角玖和平“生活史”的隐喻

玖和平先是满怀希望的等待，在等待中创造和迎来机遇，在内心与现实矛盾中错失了机遇；再通过艰难的挣扎重新寻找机遇，然后又在人性与法治的对决中丧失了机遇和希望，从而走向断崖。而生活史的时空又并不拘泥于小县城，一面通过“阳教授”“黎书记”“玖雪雁”等人物的活动把主角“玖和平”的生活轨迹引向更为繁华、更加丰富多彩的“市里”“省城”，悄悄地转移、推进——但都失败了；另一方面是通过老潘、阿三、周小芳等人物的交往，向“平安乡”“万岗镇”作精神的靠拢和回归——都成功了。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角色是“玖母”，她始终站在玖和平的生活和生命的顶层，作人性和道德的观照，与其说玖和平向乡村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向其母亲所设计好的人生轨迹的回归。作家在用玖和平的生活轨迹来探讨“人性的升华”这一严肃的命题，这种升华才是人生金字塔的塔尖，熠熠生辉而频频召喚。

（三）细节的隐喻

1.小说主线的隐喻。小说除了有个清晰的明线：玖和平一直在等待新的工作、新的升迁、新的生活；我们却容易忽略了另一条深刻而又庄严的暗线：小说刻意营造着一种社会的“等待”——改革开放的大体制下，在“发展”—“清廉”—“仁义”—“法制”的轨道上，“人性”所产生的质的蜕变的期待。明暗两条线索是交织在一起的。玖和平的第一次等待没有太大悬念，主人公完成了乡镇干部的经历，肯定会有一份具有市民身份的工作和生活在等待着他，不可知的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岗位而已；紧接着的是代理县府办主任任内的副县长职位升迁的等待，因为受水泥厂料场崩塌事故主动承担责任的影响，输给了另一位竞争者姚德曙；接下来的是第二次副县长的升迁的等待，眼看就要上任了，因为市委黎书记的“东窗事发”的牵累而人事冻结作罢；此后是代主任转正的机会的等待，因为率性地赢了一场球，于是出乎预料地“升迁”到了县文联党组书记，提名主席候选人；最后一次机会是老县长的青睐，为他量身设计好了市民族局副局长的招聘职位，却因为替疾痛折磨的母亲减轻痛苦偷买了十克海洛因，终于彻底丧失了大好的前途。

在这一系列的纠葛和波折中，玖和平大都是以一个正面形象出现的，他有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他善于处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他勇于承担责任，他为政清廉，处事公道；与人为善，孝义当先，相对于他的竞争者来说他还是占有优势的，尽管他也有工作的失误和消极的行为，但相比起他的竞争者来说至少是瑕不掩瑜，但最终他失败了。正是这样一种不间断的矛盾冲突的推进，另一条线索（谓之暗线），一种超越于“命运”的形而上的叙述对象存在于作品中，在与作者对话，也与读者对话。这里除了作者精心建构的隐喻策略，鲜明的是非善恶指向和社会批判意义，还纠合了社会历史与人物生活史的动能，来调动读者的心理期待，引导着走向其隐喻的，一种“不在”的形而上的道——充满批判精神的正能量就逐渐彰显出来。

2.首尾呼应的隐喻。小说不仅有个颇为另类的“睡棺材事件”的开头，它为小说的展开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小说还有个耐人寻味的结尾：由于毒品事件，玖和平彻底失去了政界发展的可能，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与其肝胆相照的老潘在自己的领地里已经给了他公司董事长的头衔，而正当读者期待小说的结局是一种崭新的开始的时候，小说家笔锋一转，又引出了毕银英跳楼的突发事件，于是玖和平用他们的法院判决书骗过了毕银英，说服她放弃轻生，这种同中有异的以“死”求“生”，正与小说开头的睡进黑棺材破解难题两相照应。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种首尾的呼应喻示了玖和平难以摆脱的生活轨迹，甚或是隐喻着生活常常需要我们直面一切的未知、恐惧与生死。

小说到结尾是第四十九章，为什么不写到一个整数，对于一个驾轻就熟的小说家来说，增加一章岂不是举手之劳，但是没有，这又是红日耍了一个滑头。endprint

3.小说细节的隐喻。首先我们来看小说开头部分的“黑棺材”的隐喻。作家借这一喻体先发了两个感慨，一是人生将经历三声：出生时的“哇”，人生感叹的“啊”，以及盖棺论定时的“咣”。二是人的一生就是“从母亲的子宫到棺材的一段过程，这段过程就是从黑暗到黑暗的过程”，接着详细刻画了睡在黑棺材里的玖和平的内心感受，这里所谓的“黑暗”有双重性，既喻示玖和平未来出路的艰难，同时又喻示着当我们对名利生死都无所畏惧的时候，也就可以“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了。

小说前半部分写过一个“补粮”的民俗，“补粮”有一个程序是先要“偷粮”，也就是“借别人的粮”（象征性的一小把），当同事要“偷”一位老奶奶的粮时被玖和平制止了，“我们偷了人家的，那人家不就折损了吗？这可是缺德的事情”。这是人物的内心表白，更是一种法则的阐释，一种愿景的隐喻，玖和平的日常言行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结果。这既有道家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⑤的社会批判，又有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的“仁”的坚持。

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省城医院的聚会，有正在治疗的还是罪犯身份的“黎书记”与他的哥哥黎老总，有脱离公务员队伍需要疾病确诊的玖和平与他的妻子玖雪雁，——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病人”，这种病已经超越了身体和生理上的病，他们需要现代医学或现代社会道义的治疗。

二、官场语境的解构

中国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自古以来有“仇官”“仇富”的思维惯性，“官”和“富”也往往纠合在一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吏的追逐名利，欺压民众；富人则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就出现相关的另一种现象：人们大力赞扬那些辞官隐居的“正人君子”，认为是绝对的清高之举；“男耕女织”，自食其力被认为是最理想、最高尚的生活原生态。在文学艺术中，官场、商场也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境，那种被读者所认定的世态和时态。即使是今天的读者，这种思维定式依然顽强地存在，而红日恰恰要做一次坚决的挑战——官场语境的解构。

（一）传统官场黑幕小说的解构

在优秀的传统小说中，作家都能细致入微的艺术性营造官场的语境，这种语境既有生活的真实，更有艺术的塑造，譬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扭曲了的社会语境，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荒诞的官场语境；到近现代的“鸳鸯蝴蝶派”的“黑幕小说”的味道；而像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更是以漫画的笔法来摹写特殊年代具有典型意义的官场语境。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旗帜鲜明地进行反腐倡廉，暴露“官场”内幕的作品也纷纷面世，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王跃文的《国画》以及班源泽的《市长秘书马苦龙》等，围绕主人公的官场沉浮和生活场景，再现了饱含批判的官场语境。综观以往的官场作品，逐渐形成了一个趋向一致的官场群落，那就是相对于社会的“丑恶糜烂”，相对于同类的“钩心斗角”，相对于人性的“颓废沉沦”，相对于世风的“官情纸薄”等等。

显然，《述职报告》的官场语境不是这样的。

1.摒弃了“钩心斗角式”的矛盾渲染。传统小说的可读性往往借助于故事的曲折离奇，柳暗花明；或机关重重，触目惊心。而官场小说也常常借助于黑幕的暴露，以及同类间的钩心斗角来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从而吸引读者。然而《述职报告》的故事情节另辟蹊径，将官场语境纳入城乡密切相关的纽带，使官场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限消退、淡化，于是傲岸、高端、虚伪、阴冷的官场话语失去了独立空间，民间话语稀释了旧有的官场语境。

圍绕在玖和平周围的除了官场的同僚黎书记、张县长、向龙耒、姚德曙、宁非等，也有精通关系学的同学“阳教授”，还有来自民间的周志超、周小芳、潘老板、阿三、黎老总、毕银英，以及他的家人——父母、妻子等，这些人几乎都介入了玖和平的官场或日常生活，故事是在他们之间展开的。甚至玖和平的工作环境也大多是在乡村、水库、农户、工地、球场等，而非暗藏杀机的办公室、虚与委蛇的会场，或明争暗斗的宴会。

另一方面，小说是在“述职”，这就开辟了一个展示内心的叙述世界，为人物——其实是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客观描述内心的平台，同时，玖和平每一次“等待”的失败都不是官场“钩心斗角”的直接结果，比如颇有玄机的第一次“顶罪”并不是向龙耒事先给他设计陷阱，几乎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的“傻帽”；第二次是因为黎书记的牵连，非“人力”所为；第三次是源于“孝道”，可谓自投罗网，心甘情愿。

——玖和平的等待是在一种相对公开、公平的状态中进行的。

在《述职报告》中，显然极少涉及商场，小说开头出现的“黎老总”，贯穿小说始终的“老潘”只是形成一个类比，与玖和平之间的关系反而脱离了“官商勾结”的模式，尤其是潘玖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由完全正能量的故事开头，到义薄云天的互相关照的故事结尾，老潘身上甚至能看到大侠的身影。

2.改惊心动魄的语境构建为人文关怀的视角。小说显然没有放过官场的不可预知的神秘，也没有放弃对惰性、污浊的官场风气的深刻批判，例如黎书记的道貌岸然，向龙耒的推诿滑头，姚德曙的财欲色欲，宁非的媚上压下，余县长的小肚鸡肠，毕银英的堕落张狂，甚至玖和平的耍小聪明等，官场的矛盾冲突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小说在塑造这些人物性格时，不是侧重在对他人，对竞争者的倾轧、构陷和推向深渊，反而是颇有人性的观照。譬如宁非遭遇“上访户”为难时玖和平的出手相助，玖和平要替向龙耒“顶包”时副县长魏瑞萍善意的提醒，张县长对玖和平的感激和爱才，姚德曙在狱中的不受魅惑和人文关照等等，人性的一面十分生动地展示出来，传统官场语境的解构其实又意味着崭新时代话语的建构。我们看到，红日不愧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不管是小说开始的“黑棺材事件”，还是接踵而来的“上访事件”“同学关系学”“事故顶包事件”“补粮”“过油锅”“水库事件”“海洛因事件”“溺水事件”“征地事件”等，以及时隐时现的“毕银英事件”，这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在暗藏波澜的叙事流里，被安排得“顺理成章”，确实也很能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正是在这精心设计的一个个故事当中，作者把笔触由官场引向世态，惊心动魄的官场语境被解构为主角玖和平内心的道德诉求和深入人心的平民愿景，这里已经没有那种“挡我仕途者亡”的人性畸变，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的人文关怀。小说借玖母的口说出：“做人要厚道，要讲良心，更要负责任。”⑦“官情纸薄”的人情世故被颠覆了，譬如在一场场群体事件中，在医院中所见到的黎氏兄弟，在监狱中见到的姚德曙，以及人情、法律不可两兼的法庭，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闪光的一面。即使是直接关系到仕途升迁的水泥厂料场崩塌的事故顶包，作者是带着一种欣赏的口吻，或者说是带着微笑的神态写下来的。作者以人性的真善美来反衬世风的假丑恶，批判的向度有所改变，批判的力度却并未减弱。endprint

诚然，这种大幅度的叙事策略的改变，不仅需要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当然还需要作者对世态的新常态的敏锐观察，以及作者创作素养中的人文关怀基质。

3.变迎刃而解的大结局为从容淡定的戛然而止。不管是民族欣赏习惯的期待，或者是官场格斗的必然结局，大都会有一个坏到极致的道德象牙塔的轰然坍塌，或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性推导，再不然就是留下更大的“黑洞”暗示，以期填写续篇。然而红日的《述职报告》不是这样的，小说的结尾很另类，已经不是政府公务员的玖和平又成功制止了一个突发事件，小说居然在这样一个结尾从容地打住，我以为这是作者在做另一种内心倾诉，或者说是对于官场语境的解构完结后的一份淡定。

（二）官场与平民话语的时代对接

《述职报告》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叙事技巧，就是大量运用寓言式的民间官场段子，这些被作者遴选到作品中的段子，既是时代转型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网络时代平民与官场对接的产物，它的随机性、戏谑性、前卫性、平民性和灵巧性等，是对传统的语境叙述的超越。红日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在不同场合巧妙地运用，从而使官场语境向平民时代回归。

1.制造新官场语境的同乐气氛。小说描写了一种挑战官本位的现象，过去是众星捧月似的，群众随时要想着当官的需求，而玖和平却用心记着下属的生日，并专门举办出人意料的生日派对，为了给派对一个融洽欢乐的气氛，拉近“干”与“群”之间的距离，小说里面出现了一个令人喷饭的段子：“清明节有个女同志带着二婚的丈夫去祭扫前夫墓……二夫扑通一声就跪下来，一面拜一面说：向先进工作者学习！向先进工作者致敬！”⑧歧义双关语带来的特殊含义收到了其他语言无法企及的表达效果，因为在快乐面前是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2.回归生活的劝谕。健康的日常生活源自人们健康的心态，而健康的心态就要淡泊名利，充满阳光，在平息一场群体事件时，玖和平给大家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不管假期还是五一，身体健康才是唯一，要把每晚当作除夕，要把五一当作六一，要把自己当十七，这样生活就像阳光一样灿烂美丽。”⑨劝谕之心可鉴。

3.对官场恶斗的嘲弄。当然，在民间的段子中，同样会有奚落、嘲弄和抨击官场的语段，但这种抨击带着几分俏皮和机智，例如说某县的县委书记少一个手指头，县长是个麻子，两人分别以“没脸见人”和“人手不够”来嘲弄对方⑩。在戏谑中巧妙地挖苦了官场中出现的离心离德、互相拆台的现象，笑过之后颇引人深思。

4.彰显小说主题的偈语。有些段子看似平俗、随意，其实是有大智慧的，在文中也有大作用，譬如“爱情需要勇气，友情需要义气，亲情需要和气，干活需要力气，提拔需要运气”11。这不仅是对生活现象的哲理性归纳，同時在这部小说中有特定的含义，小说的故事情节恰恰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社会批判的，或者说玖和平的“生活史”正是在爱情、友情、亲情、干活、提拔中蔓延、抵近、成功、失败的，他用实际行动在践行着勇气、义气、和气、力气和运气（一切随缘），虽频频受挫，但是小说的主题彰显了。

5.箴言式的告诫。由于段子的民间视角，因此语言也常常是直白中又含深意，诙谐中有几分庄重，揶揄中又藏善意，比如“欧债危机的生活秘诀”的段子，名为读给溺水而亡的阳教授，其实是读给他自己听：“一是不要添加新情人，及时甩掉老情人；二是多在家做饭，少在外做爱；三是坐别人的车，走自己的路；四是尽量转发他人的短信以节省自己的脑子，快乐着别人的快乐。”12告诫的意图十分明了。

自然，民间段子的运用确实起到了解构官场语境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只是在我看来，若能更精到一些则效果会更好。

（三）社会“围城”心态的困境展示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围城”意象，红日则在《述职报告》中展示了当下的另一种“围城”心态。

1.玖和平的婚姻和事业“围城”。我愿意将玖和平理解为作者树立的官场中的正面形象（尽管也有消极面），因此我们才将他的失败看作是悲剧，他的华盖运才有社会批判意义，他的奋斗才有普世价值。而他所经历的“华盖运”也是具有“围城”意涵的。

他的婚姻颇像是当代“童养媳”的翻版——这样说似乎是对玖父、玖母的亵渎，实际上是玖雪雁小的时候被生父母遗弃，由玖父母像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大的，因此玖雪雁和玖和平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感情日趋笃厚，简直就是天生一对；也正因为亲密无间，两人则更像是兄妹，一朝要结合成夫妻时反而又别扭起来。虽然后来彼此接受了对方，并且生活得十分幸福，但也为情感的疏远和玖和平对爱情的不忠埋下了伏笔。

而玖和平对周小芳的情感纠葛也颇有围城心态，由最初的生理本能冲动到情感的抑制不住，再到深深的负罪感。并不像典型的贪官二奶的那般深陷其中。

玖和平对每一次升迁都可谓寄予希望，但当处在胶着状态时他又并没有全力以赴，甚至是任其向反方向发展。这种对待婚姻、爱情、事业的“围城”心态是作者为玖和平这种官场另类“英雄”的生态困境所作的细致入微的描摹，是对转型期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的解构，是创作“玖和平”这一独特人物形象的手段。

2.几位亡人的“围城”心态。作品中写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死亡，第一位是决心弃政从文的盛主任，他曾经“冲”进了政界，但又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多少官场中人羡慕的升迁机会，决心去读博，偏偏患了不治之症而英雄末路，写出了人生的不可预知性的悲壮魅力，也赞颂了“冲进来”和“逃出去”的勇气。

第二位是玖母，她是玖和平的精神导师，是玖和平生涯的设计者，她的两个大儿子谋生异国他乡，独留玖和平在身边，逐渐意识到异国的两个儿子等于“白养了一场”，连咽气时都难见一面，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突。

第三位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阳教授，他是“两栖动物”，他有大学副教授的头衔，同时又与政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走上层路线如鱼得水。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冲进来”，并未“逃出去”。较之“逃出去”者有更多的内心挣扎。因此他貌似官场外人，实已置身其中，最后的溺水而亡也颇有深意。作者对于这样一个新型的“官场”负面形象的安排煞费苦心，他是官场语境中新的重要元素，我甚至想，这一形象的成功是红日对于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贡献。

3.反省式的“围城”心态。小说正面描写了时代的嬗变，政治体制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深入毫不留情地改写了传统官场语境，但现实的多元和人性的复杂，远不是一次改革就能将一切捋顺的，于是，尝试就成为必然，随之而生的反省也就不期而至了。

比如对于干部的选拔晋升，采取了较为科学的遴选程序，但由于一些顽疾的阻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结果与初衷仍有一段距离，对于这样神秘的围城，如果缺乏周密的游戏规则，城里需要的人冲进去后还得逃出来，于是对游戏规则的反省就尤为重要。

再看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毕银英，她是以“姿色或者畸形的恋情，博得今后人生的资本”，只端了一年的盘子，就被提拔为招待所副所长；时过境迁，当她又企望获得副经理的一纸任命时，她的招数已经失效了。作者描写这样一个小人物的人生际遇并非只为提供一幅完整的浮世绘，在她的身上还同时发出了善意的警告，让客观的“围城”引起每个人的思索，本不是（或不该是）城里的人，冲进去以后还得逃出来。

小说的封面有个题记：“我不仅仅是向组织述职，我还向公众述职，向母亲述职，向良心述职……最终——我还是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却得到了人性的升华。”这也是小说的题旨，但如果在作品中有个附着点是否会更妙些。

【注释】

①⑦⑧⑨⑩1112红日：《述职报告》，1、80、54、90、105、109、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②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11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③王志明：《小说时空简论》，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3期。

④德里达：《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细嬉戏》，见《最新西方文论选》，135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⑤《老子》第七十七章。

⑥ 《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