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

在我的印象中，民国时期的广西作家，能够进入主流文学史的，好像只有秦似和华山两人。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广西作家，都是以散文文体著名。其中，秦似擅长的文体是杂文，华山擅长的文体是报告文学。杂文和报告文学都是散文这个门类中的边缘文体，其文学性有时会受到质疑。秦似对此多有反思，他在《秦似杂文集》的前言中说过：“（写杂文），我只是当作一件工作来做，算不算文学什么玩艺儿，是不大管的。”①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为杂文说几句话》，其中也说道：“我写几篇杂文，过去只当一件工作来做，并不认为就是文学的事业。积数十年之习惯，现在也还有时要写一写。至于有人说它是文艺，有人说算不得，我颇淡然置之，或者像广东人说的那样：懒理。”②

杂文究竟算不算文学呢？

在我看来，如果文学取广义的理解，杂文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一个门类；如果文学取狭义的理解，比如人们心目中的纯文学，杂文则在纯文学范围之外。

这个不属于纯文学的文体，因为鲁迅的缘故，曾经大放光彩，因此，许多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会为杂文开辟专门章节，秦似正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主流文学史对秦似杂文的评价

我这里说的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王瑶的弟子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代表。

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关秦似的文字主要有这些：

抗战开始后，有的人以为既然大家已经团结抗战了，对于社会或政治现象就不应该再取尖锐的讽刺态度；因此像鲁迅那样的杂文已经过时了，不再需要了；說杂文好像炸弹，如果在自己的阵营里也玩起这个武器，是非常危险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取消批评和斗争的右倾文艺思想；实际上如果真的取消了批评，那团结也不会巩固的，更不用说经得起战斗了。事实上在抗战阵营里有的是消极抗战、积极反人民的人物，社会上有的是阻碍进步的黑暗势力，文艺如果要负起它教育人民坚持抗战的任务，就绝不能放松了它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因此杂文这一形式不但仍然需要，而且是必须加强的。像上海出的期刊《鲁迅风》，桂林出的期刊《野草》，就都是专门登载杂文的刊物。此外各地报纸的副刊中也常有这类作品，如重庆的《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新蜀报》的《蜀道》，就常常登载一些杂文。《野草》的成绩最好，曾经出过一套“野草丛书”，可以说是杂文作者的总集，得到过很多读者的爱好。③

上面文字中提到的期刊《野草》，就是秦似负责编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看来，《野草》是抗战时期最好的杂文刊物。

王瑶对秦似的杂文有简评，他是这样说的：

秦似的《感觉的音响》中共分四辑，第一辑为随感；第二辑是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三辑是关于文化方面的；第四辑是关于历史时事的。所论虽不能说深刻入微，但直书所见，也很有启发读者的作用。④

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涉及秦似的文字主要有：

在大后方，以桂林出的期刊《野草》，重庆《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新蜀报》的《蜀道》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杂文。《野草》由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五人合编（第三卷第五期起由秦似个人编辑），一九四○年八月在桂林创刊，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第五期止，历时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又在香港复刊，续出十一集，另有新集二本。这是一个专登杂文的小型刊物，每期文章篇幅短小，笔锋犀利，不仅原来擅长杂文的作家为它写稿，南社领袖柳亚子，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还有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也都经常向《野草》投寄杂文。刊物不仅动员了老作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杂文作者，在反对法西斯、反对投降，在批判陶希圣、周作人、“战国策”派方面，发表了较为集中、较有系统的文章，和《群众》、《新华副刊》等相呼应，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刊物还出版了《野草丛书》，计初集十种，二集三种。⑤

唐弢对秦似的杂文亦有简评：

秦似著有《感觉的音响》一册，收短文三十二篇，多为三十年代“花边文学”的继续。⑥

这段文字极为简约，除说到秦似杂文的代表作为《感觉的音响》之外，关键词是“花边文学”。“花边文学”是鲁迅后期一部杂文集的名字，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花边文学》有较为充分的分析，称之为“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是更加深化了的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面貌。”⑧根据该书对鲁迅《花边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该书认为秦似的杂文具有“社会批评”的特点，其内容亦是对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专门写到了秦似及其编辑的杂文期刊《野草》：

国统区在艰苦环境下坚持鲁迅杂文传统的，有围绕着文学杂志《野草》形成的以聂绀弩、秦似、夏衍等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群。《野草》1940年创刊于桂林，遭当局勒令停刊后迁香港改月刊为旬刊。桂林期间还出过“野草丛书”13种。郭沫若、茅盾等都为它写过文章，秦牧、周而复等青年作者在此崭露头角。⑨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秦似杂文的评价比前面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高一些，它是这样说的：

秦似（1917—1986）也是鲁迅的后学。他的杂文用广博的生活与历史知识做基础，厚积薄发，舒缓有致，文化气息较浓重。如《随谈两则》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谈起，批评了“浮生若梦的人生哲学”，并讨论了国民性普遍的弱点。其行文如同拉家常，说闲话，却又诙谐精到，充满智慧。他更多的文字是对抗战中的官僚统治的积弊，予以揭露。主要杂文集有《感觉的声音》、《时恋集》、《在岗位上》等。⑩

除上述三部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还有两部中国现代散文史值得一提。一部是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由于该书是中国现代散文专史，因此，其对《野草》及秦似杂文的论述就有了较大篇幅，专设了《桂林〈野草〉杂文作家群》一节，其中有数百字专论秦似：endprint

秦似（1917—1986），广西博白人，这时期著有杂文集《感觉的音响》（1941）、《时恋集》（1943）、《在岗位上》（1948）等。秦似在30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系统地读了《鲁迅全集》，深为鲁迅的杂文所吸引，开始杂文创作。他把杂文投给夏衍主编的桂林《救亡日报》，从此与夏衍相识，并向他建议创办一个形式活泼、专刊短小杂文的杂志。此后，秦似便成了《野草》的五人编辑之一，具体负责《野草》的编务，对《野草》的编辑、出版、发行起了重要作用。

秦似同《野草》社中的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等前辈作家相比，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的杂文尖锐泼辣，锋芒毕露，热情奔放，明快流畅。尤其是那些同“战国策”派论争的杂文和“妇女问题讨论”中的论战性杂文，更显得犀利泼辣，虎虎有生气；他的杂文体式多样，包括各种形式的短评、杂感和札记，发刊词、编后记式的杂文、抒情、记叙散文式的杂文，以及讽刺式的杂文。他较有特色的杂文，是刊在《野草》上的《斩棘集》《剪灯碎语》《吻潮微语》《芝花小集》和刊在香港《文汇报·彩色版》上的《丰年小集》，这类两三百字、直接抨击弊政和陋习的匕首式短评构成秦似杂文创作的主要部分。秦似的杂文，没有夏衍的简洁隽永，聂绀弩的汪洋恣肆，宋云彬的严谨博识、孟超的俊逸洒脱，显得热情有余而涵蕴不足，但也自有其蓬勃的朝气。11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对秦似的评价比较到位，将其置放在野草作家群中比较，既看出其不足，亦看出其特点。

另一部是黄开发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该书设有《〈野草〉作家的杂文》专节，其中有关秦似的评价内容与俞元桂《中國现代散文史》相似。

二、桂林文化城成就的杂文家

王小莘、吴智棠的《秦似传》认为，“1940年对于秦似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12

此言不虚。1940年，在贵县开办“抗战书报供应社”的秦似给时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投稿，在《救亡日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并得到夏衍约见后，决定到桂林发展。当时的桂林已成为著名的“文化城”，到桂林后，秦似如鱼得水，最初由夏衍介绍做了一份家族教师的工作，同时读书写作，短短时间内，就在桂林的报刊《救亡日报》《力报》《中学生》《广西日报》发表了十多篇杂文，逐渐认识了不少桂林的文化界人士。

当年才二十三岁的秦似，初生牛犊不怕虎，提出了创办一个杂文刊物的想法13，得到了夏衍的支持。由夏衍约集，组成了由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和秦似的五人编辑团队，于1940年7月创办了同人刊物《野草》。五人编辑团队中最年轻的秦似，承担了组稿、跑印刷厂、联系发行等许多工作。按照杜宣的说法，“他（指秦似）和夏衍、绀弩、宋云彬、孟超等创办《野草》编辑工作，实际上是他一人担任。”14聂绀弩也有类似说法，“《野草》……其实是刚露头角的秦似挂帅”15，由此可见，秦似不仅是《野草》重要的撰稿人，而且是《野草》最重要的编辑者。

为什么说桂林文化城成就了秦似？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秦似到了桂林文化城才进入了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化圈，结识了像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骆宾基、秦牧、端木蕻良、茅盾、柳亚子、杜宣这些左翼文化人。这个朋友圈很重要，它帮助秦似在后来的主流文化圈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二个理由是秦似只有到了桂林文化城才可能参与《野草》的创办并主持《野草》的编辑出版工作。《野草》作为一个杂文刊物，具有很强的战斗性。正是它的战斗性和影响力才使它在后来的主流文学史获得了地位。

秦似因为负责《野草》的组稿，因此而结交大量知名作家。《回忆〈野草〉》有一段文字：

在《野草》出刊的两年多中，得到国统区内许多进步作家的支持。郭沫若、茅盾、柳亚子、何家槐、艾芜、荃麟、葛琴、林林、周钢鸣、司马文森、黎澍、秦牧、华嘉、韩北屏等，经常为《野草》写文章。郭沫若同志寄来《我的青年时代》等文，他那时在重庆，对这个小刊物却是很关切。茅盾同志来桂林稍晚，住在丽泽门外一间公寓式楼房的底层，只占一间斗室，没有厨房，炉灶就在门口边，吃饭是在走廊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面赶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一面给《野草》写连载多期的《雨天随笔》。……柳亚子先生身体不大好，但对《野草》约稿，有求必应，从未推却过。他对南明历史有很深刻的研究，写过多篇以南明史事为题材的文章给《野草》。16

这些作者都为后来主流文学史关注的作家，他们作为撰稿人的刊物，当然会受到后来主流文学史的重视。

《野草》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

从秦似的回忆中或可见一斑。在《回忆〈野草〉》一文中，秦似写道：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时毛主席在延安指导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日理万机，但还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刊物，嘱人每期寄给他两份。皖南事变之后，敬爱的周总理在重庆，也是要务纷繁，但曾两次叫人传达他对《野草》编辑方针的意见。总理指示我们，既要勇于斗争，又要学会善于斗争，文章不要写得太露，要注意斗争方式。注意在斗争中保存自己。《野草》之所以能够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出版达两年多之久，正是我们执行了周总理这一指示所取得的胜利。17

这段文字很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主流的现代文学史如此重视《野草》这个刊物。

三、秦似杂文的价值

那么，作为杂文家的秦似，其杂文具有怎样的价值？

上面我引述了多部主流文学史对秦似杂文的评价，这里不妨引述一些秦似的文友对秦似杂文的评价。

夏衍在《悼秦似》中说：“秦似，则既管杂事，又写文章，几乎每期都写，他扭住《战国策》的那批‘名教授们不放，穷追猛打，一批到底。”

从夏衍这句点评，可以看出秦似桂林时期的杂文批判性很强。

秦牧《怀念秦似》中说：“这些作品文字精炼，涉猎广泛，真诚率直，议论纵横，我们可以看到，它受鲁迅杂文影响的深刻痕迹。”endprint

秦牧点评的是《秦似杂文集》，《秦似杂文集》出版于1981年，是秦似1940年至1980年长达四十年的杂文选集，也就是说，秦牧概括的是秦似所有杂文的特点。

冯英子《眷眷深情悼秦似》中说：“近半个世纪来，秦似一直是文坛的健将，杂文的名家。他的杂文，涉及面的广泛，内容的尖锐泼辣，都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他敢于写，勇于写……”

冯英子强调的是秦似杂文的涉及面广和尖锐泼辣。

端木蕻良《忆秦似》中说：“他写杂文，抓住要害，旁敲侧击，不枝不蔓，但又韵味浓郁。”

端木蕻良所说的旁敲侧击与韵味浓郁，是对秦似杂文艺术性的品评。

杜埃《忆秦似二三事》中说：“他的杂文泼辣、深刻，颂扬抗战中的团结、进步，批判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反动腐败现象。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欢呼。《野草》在当时的西南地区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拥有一批擅写杂文的能手，而秦似的杂文横扫千军，脍炙人口。”

这说的是秦似桂林时期杂文的战斗性。

曾敏之《悼念秦似兄》中说：“他的杂文很锋利，是继承鲁迅风而来，针砭时弊，揭露丑恶，当年颇令国民党统治者忌恨，后来《野草》就被封了。”

曾敏之的评语强调的仍然是秦似杂文的战斗性。

余所亚《悼念挚友秦似》中说：“他的文章的显著特色，在于富有时代精神。”

上面引述文字，皆出自秦似去世后作者们所写的怀念文章，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概括起来，秦似杂文最大的特点在于战斗性。而这种战斗性，是与特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也就是余所亚所说的“时代精神”。

端木蕻良《忆秦似》中有段话说得颇有意思：“我认为应该把秦似同志和其他作家的杂文编出选集，并且尽可能地加以注解，使后来的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的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学形式。”18

这段话实际上说到了秦似杂文的历史价值。

不得不承认，“时过境迁”，秦似许多杂文，特别是那些富于战斗性的杂文脱离了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之后，其艺术魅力已经大打折扣。甚至，其中有些文章，如果没有注释，读起来会非常费解，甚至无法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秦似的杂文没有价值。当年秦似的杂文曾经鼓舞、感染过许多读者，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秦似杂文重要价值之所在。

不过，即便如此，秦似仍然有不少杂文葆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说文谈艺写山水讲历史记人物的杂文，今天读起来，仍然有较强的知识性、思想性和可读性。

不妨浅说几例。

比如《想起欧元霞》。这是一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写的是湘剧演员欧元霞。作者是以回忆的视角写这个人物的。写的是1942年至1944年欧元霞在桂林演出的情景。欧元霞是当时湘剧中班辈最老、声望最高的做派须生，《杀惜》为其绝艺。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已是年近六旬，但每一上場，观众就屏息绝响，全神贯注。他的嗓子是沙哑的，但每句台词都很有份量。特别在找公文袋时“呀”的那几声，表现出宋江非常着急而又极力隐忍的心情，舞台气氛浓郁得很。而当他回忆公文袋如何失落时，从开门，解下带子，睡觉时压在枕头下面，到起来后挟在腋窝，一开门，却掉了下来，这一连串的复叙性的虚拟动作，都节奏分明，线条劲朗，没有丝毫的懈忽可寻。别的演员演这一节时，这一切过程也做了，但却很少有能如他那样，给每一个细节贯注真实的感情，恰到好处。这一场戏，从此就进入了高潮，而欧元霞在被迫写休书和刺杀上，也都做到了既有激烈的情绪，又毫无过火的地方，堪称炉火纯青的化境。19

这段文字，有描写、有议论，有概括、有细节，有直抒、有比较，观察角度多元，表达方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不杂乱，文字准确传神而简洁，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形象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又比如《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文章稍长，大约有三千字。写的是一位叫韦碧海的老师，文章写到这位老师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大热天，喜欢带着全班学生到树荫下面去上课。离学校半里以内的四、五棵荫可半亩的大榕树、龙眼树、荔枝树下，都成了我们上课的场所。一到了这场合，他就把长衫脱下，手里的鹅毛扇也放在一旁，那把椅子只供他放杂物，而神采奕奕地站在那儿，手里捧着课本，讲上大半个小时也毫无倦态。学生们则是围个圆圈坐在地上，秩序井然。当然没有黑板，但他除了很不得已时也向大家“书空”——向空中画字之外，几乎总是用生动形象的解释来代替板书。由于这样，每当他一声令下，大家莫不欣然景从，乐得跟他到外边去上课。而抬一把椅子的任务，一般总是值日生负担。20

如果上面有关欧元霞的文字精确地写出了欧元霞的技艺，那么，这段有关韦碧海的文字则生动地写出了韦碧海的个性，而且，还很有效地呈现了南方特有的景物环境。这段文字还隐含有一种秦似杂文少有的气质，即幽默。

还比如《谈游山玩水》。这是一篇典型的杂文，其中谈到司马迁、谢安、刘伯温的掌故，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谈自己的见解，这是杂文可贵之处。特别是关于林和靖的故事，历史上提到“梅妻鹤友”往往都是艳羡的态度，但作者明确表示不艳羡。他还提到桂林龙隐岩石壁上的题刻，指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出自南宋人手笔。何以如此？他的回答是“一则天下小了，到‘蛮荒公干的人多了；二则恐怕就是和靖气味大大地发展起来了的缘故”21。

秦似的推理是否正确，难以判断。但他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个性。杂文之所以具有文学性，就在于其有个性，否则就如同客观的论文，不能进入文学的范畴了。

四、秦似晚年杂文的反思

夏衍在《悼秦似》一文中说：

1980年我看到他写的一篇谈李商隐的《锦瑟》的文章，才隐约地察知了他一直不愿告人的隐痛。这篇文章中说：“李商隐在《锦瑟》里，到底‘自伤些什么呢？这是比较易于明白的，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两党的封建势力派系斗争的夹缝之中，在政治上一直感到失望和苦闷，他的‘自伤正在于此。”文章中还用了《一瓢诗话》中的一段话：“锦瑟一篇，解者纷纷，总属臆见，余幼时读之，确有悟入，觅解人甚少，此诗全在起句‘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秦似在这里终于点了题，他说：“无端等于说没来由也，就是说有点莫名其妙。”在这里，“无端”是个双关语，作者伤叹自己白白活了快50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端”的事，实在太多，因无端而自伤自艾，白白地浪费年华的事，也实在太多了！读了他在80年代写的这篇文章，我也“确有悟入”，只能掩卷长叹了。22endprint

秦似《谈〈锦瑟〉》一文写于1980年6月2日，他指出李商隐《锦瑟》一诗是李商隐对自己陷入牛李两党的封建势力派系斗争的夹缝之中而浪费了大好华年的自伤。夏衍认为秦似与李商隐相似的经历，因此该文亦是秦似本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自伤。秦似与李商隐是否有相似经历呢？夏衍文章在解读秦似这篇文章前面，专门提到秦似曾被戴过一顶“没有在解放区受过锻炼的”“香港派”的帽子。原来秦似在感叹李商隐所受的派系之累的同時，也在“自伤”自己所受的派系之累。夏衍指出秦似谈李商隐的“自伤”，其实隐含了秦似本人的“隐伤”，而夏衍在指出秦似的“隐伤”的时候，则是明确表示他自己也“确有悟入”，也就是说，他也有与李商隐与秦似相同的“隐伤”。

夏衍是秦似杂文写作的引路人，是秦似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后来曾引潘汉年事件受牵连，“文革”中更是难逃厄运，他解读秦似的文章，确如秦似女儿王小莘所说：“他们的心灵息息相通。”23

对派系斗争的思考，并不只有《谈〈锦瑟〉》。《谈〈锦瑟〉》一文写作一个月后，1980年7月10日，秦似又写了《建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可见秦似对政治派别有着持续的思考。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曹操和杨修。

曹操杀杨修是中国历史上的公案，著名的“鸡肋”典故即出自于杨修。杨修才华横溢。曹操是爱才之人，为什么杀了杨修？秦似在《建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一文中告诉我们，曹操不仅杀了杨修，而且在杨修之前，已经杀了孔融，并假他人之手杀了祢衡，杨修虽然性格上不像孔融、祢衡那样“张狂”，但最终仍为曹操所杀，原因何在？

在秦似看来，杨修虽然性格深沉，但他的所作所为，仍然透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曹操看穿了他内心的隐秘，从而产生恼恨之心。

然而，仅仅受到曹操恼恨远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秦似认为，曹操杀杨修，深层原因在于“他同曹植关系很好，在曹丕曹植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是站在曹植一面的”。

为了说明曹操杀杨修不是意气用事，秦似还将陈琳与杨修作了对比，指出：“陈琳也骂过曹操，并把他的父亲也骂了，但曹操终于能容忍，这更说明了曹操不是从表面看人，而是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来区别对待的。”

虽然《建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一文所讲多是杨修的故事，但文章开头结尾的核心人物都是曹操。文章第二段指出：

曹操一方面把许多文士拉到他身边，但同时，对于那些有傲气、不讲他好话的文人，却是很不放心。从他先杀孔融，后杀杨修，便充分说明曹操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容忍是很有限度的。

“他（杨修）是站在曹植一面的”“曹操不是从表面看人，而是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来区别对待的。”“曹操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容忍是很有限度的。”《建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这篇文章并不长，却从题目到内容，反复出现“政治派别”这个词或相关意思的句子，可见秦似对“政治派别”问题是思考颇深的。

文章结尾段呼应前文：“为曹操翻案是可以的，但曹操也并非就没有可以批评的方面，就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是有人批评他的。只不过那代价很大，孔融、祢衡和杨修之死就是例证。”

无论是解读李商隐《锦瑟》，还是分析曹操杀杨修，虽然秦似谈的都是历史，但正如夏衍在读《谈〈锦瑟〉》时所察知的，秦似写的不应该只是李商隐的“自伤”，那么，《建安文人中的政治派别》写的也不应该只是历史上的曹操杀杨修这段往事，而是“政治派别”对国家、对文人的伤害。

秦似是进入主流现代文学史的为数不多的广西作家，但主流文学史对秦似的叙述大多集中于秦似桂林文化城时期编辑《野草》及其杂文写作。如果说《野草》时期的秦似杂文高度张扬了杂文的时代性、战斗性和革命性，那么，新中国之后秦似的杂文写作则突出了知识性、文史性和反思性，同时，其杂文的文学性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注释】

①秦似：《秦似杂文集·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秦似：《为杂文说几句话》，见《秦似杂文集》，6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③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536-537、5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修订重版。

⑤⑥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157、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⑦⑧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90、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⑨⑩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465、4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404-40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修订本第1版。

121523王小莘、吴智棠：《秦似传》，39、44、2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秦似：《回忆〈野草〉》，见《秦似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在夏衍的《悼秦似》一文中，夏衍称孟超曾向夏衍提议办一份以杂文为主的杂志，但孟超不愿意当专职编辑，于是夏衍找到了秦似。

14杜宣：《忆秦似》，见《回忆秦似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17秦似：《回忆〈野草〉》，见《秦似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18以上有关秦似散文的评价文字，皆出自《回忆秦似同志》中收录的相关作者的文章，《回忆秦似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202122该文收入《秦似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22该文收入《回忆秦似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