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没有看过那么大那么白的月亮。

秋天的夜晚躺在院子里铺好的毯子上，月亮明晃晃地挂在空中，像一个大银盘。我没有见过银盘，这句话是正在上小学的姑姑教给我的。她一字一句地用蹩脚的普通话教我，听着我结结巴巴说不清楚，恼了，大声拉长了声音喊奶奶：“妈，你听这个娃儿连话都说不清楚！”其实她的普通话也说得磕磕绊绊的，有些音都是错的呢，不过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那种从新闻联播里出来的语言，有一种严肃又庄重的语气，只要一听姑姑说起普通话，我们就静悄悄地竖起耳朵，带着羡慕的神情听她像电视上一样说话。

爷爷也搬来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80年代西北农村里的国家干部，整个小村庄只有他一个。所以就算是在家里，他都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一个凳子上，没有东倒西歪，没有靠着椅背。后来我爸总是要求我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还因为我趴在餐桌上吃饭拍过我一巴掌。可能爷爷小时候也拍过我爸和姑姑们吧。

爷爷常年穿着白色的衬衣，冬天上面套件毛背心，夏天穿着半截袖的白衬衣。我只有在爷爷家才见到过雪白的毛巾，每天早上，奶奶或者姑姑打好冒着热气的热水，爷爷先拿着牙缸子站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刷牙，满嘴都在冒白泡泡，我蹲在地下仔仔细细地看着爷爷嘴巴里的白泡泡，他总是要喊我走过一点，他要漱口了，有时候还要作势往我头上吐，我吓得一边尖叫一边咯咯笑着飞快地跑开。刷完牙，爷爷将白毛巾浸到热水里面，他的手瘦而修长，手上的血管是凸起的蓝色。我长大后，知道了血管蓝色的人是冷系皮肤，适合穿艳丽的正红正蓝正绿，爷爷的白皮肤隐藏在我们的基因链中，悄悄地遗传给了我爸、二姑和小姑，还有我。三姑是麦色皮肤，像奶奶，她很是不高兴，从少女时期不高兴到少妇时期，现在到了老年，不是那么爱美了，才算是勉强原谅了这个无法选择的遗传。

洗完脸的爷爷会捉住院子里疯玩的我，用雪白的毛巾擦我的额头，擦我的眼睛，擦我的鼻子嘴巴脸蛋，还要我伸出来两只脏兮兮的手，被热热的毛巾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再次像个撒欢儿的狗犊子一样，一溜烟地跟上院子里的老黄狗捣蛋去了。

月亮圆的时候，西瓜也从地里长熟了。爷爷家里不种西瓜，距离镇上30多里之外的亲戚们每年都种十几亩的西瓜，一到西瓜长熟后，就用驴车拉上一车赶大半天路到爷爷家来了。有一次拉来的西瓜又大又甜，串门子的邻居们都啧啧称赞，当场就有邻居拿着麦子要来换西瓜，那个亲戚叔叔有点尴尬地看了看奶奶，奶奶爽快地说，你挣钱要紧，我们吃不了多少的。亲戚提着大半袋子麦子回了家，又陆陆续续用驴车拉了好几回，每次都卖得精光光。最后一次他拉来一车，一定要全部倒在厨房地下给姑姑们吃。他说，夏天么，孩子们总是要吃西瓜的，再说八月十五快到了，十五那天你们总得杀一个西瓜给先人吃吧。

我知道，我们跟他是一个祖先，虽然他比我爸显老，但是我们是一个辈分，中间的那个字都是“子”。他每次到奶奶家，总是要大声喊我的大名儿，张子艺，张子艺！好像这么一喊，他也有点像是这院子里的主人了。

家里还有些梨和苹果，也是亲戚们拿过来的。我们住在镇上，每个人只有一亩五分地，只能种麦子当口粮，亲戚们住的地方土又肥地又多，可是他们似乎都有点羡慕爷爷奶奶的生活。每次来了后都拘谨又热络地要给我塞几个果子，拉着我亲热地说说话，然后再去爷爷的堂屋里喝水说事儿。奶奶会在茶杯底放两大勺白糖，甜津津的糖茶一喝，话匣子就打开了。

奶奶还要提前做好月饼。

河西走廊上的月饼是车轱辘大的。

一层一层的油和糖，还有绿色的苦豆子、玫瑰花瓣、姜黄、红曲、胡麻被裹在面里放在笼屉上，最上面还要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皮，这是为了防止蒸汽滴在月饼表面不好看，熟了之后是要被揭掉的。做好的月饼要几个小伙子抬着放在灶台上已经烧开水的大锅里。这么大的月饼，要蒸一下午才能蒸透蒸熟。蒸熟后的月饼并不能马上吃，最好的要放在八月十五那天供奉。给祖先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呀。

等到了那天，奶奶先把一个大西瓜切成锯齿形，然后再洗一盘苹果、洗一盘梨、洗一盘葡萄，还要放几盘花生瓜子水果糖。等到这些都就绪之后，这才到厨房去，跟姑姑抬出准备好的月饼，方方正正切出来最中间的一块，装在盘子里，伸长胳膊小心翼翼地走到院子中间，端端正正地将这盘月饼放在最中间。

献完月，才能开吃。

小姑喜欢就着西瓜吃月饼，我趁机把水果糖装在我的裤兜里，奶奶会拿一块月饼尝一尝：“也不知道发面酸了没有吃？”好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酸过一次月饼，但是每年，身为主妇的奶奶还是会担心着同一个问题。

爷爷嗑一把瓜子，吃几粒葡萄，再嘗一两口月饼，抬起手腕，一看时间：“九点了，看的那个电视快开演了。”院子里已经有不少邻居家的孩子，听到这句话犹如得到指令的士兵，飞快地窜进堂屋里，每天的电视剧，都在此刻如约而至。

后来，后来我到了城里读书，再没有在八月十五的院子里看到过又圆又大的月亮了。

后来，有一年的八月十五，爷爷去世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