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方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的有力实施，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介无论是量还是质，近年来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学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予以了持续的关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我们注意到，相关的研究比较注重中国文学在域外译介历史和现状的梳理，而对其在域外阐释的情况却关注不够。如果说，文学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生成”的特征，那么，“文本意义不可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也无法被一次性完整地获得，而是在解释学循环中不断生成、更新，处于多元的无限可能性之中。”文学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在文本译介、传播的过程中，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基于此认识，本文拟以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接受情况为例，具体考察法国学界是通过何种途径理解中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文学作品，又是采用何种视角加以阐释的。

一、“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作品

法国汉学界向来重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程千帆先生有言：“法国同行们不仅从我国的古典诗歌当中认识我们祖先所创造出来的辉煌的文化，丰富了他们和法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以他们勤奋而且细致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从微观到宏观，都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这，不但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极为有益，而且使得广大的中国人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开拓了视野，呼吸到了新鲜的气息。”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阐释与研究，具有双重的参照价值。对于程千帆先生的这一观点，法国著名汉学家侯思孟有着积极的回应。对于这位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看来，外界的批评可以带来不一样的参照，“同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活背景、生活态度不同的人们，其视角、理解并不一样。法国人的文章也许会使中国读者感到震惊，使他们转换一下视角，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学作品。”他所强调的文学批评的视角，对于我们讨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理解与阐释路径很有启发。

我们知道，在法国汉学界，由于历史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原因，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一直存在重古代轻现当代的倾向，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重诗歌轻小说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有了一些改观。如侯思孟所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会不一样，评价的视角也会有异，而来之域外的批评，会带来不一样的目光，会突破局限，拓展对作品理解与阐释的空间。批评家洪治纲在论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时指出：“由于长期置身其中，缺少必要的时空距离，我们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时，会时常变得迷离不清；又因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不少弯路，曾深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在判断某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时，同样会显得过度‘警惕’。也就是说，当我们带着明确的主体意识，不断地介入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试图以‘在场’的姿态和求真的意愿，为当代文学绘制价值图谱时，总是会有一些难以剔除的潜在因素在干扰自己的判断。”而在洪治纲看来，“不承认这种局限是不行的。有例为证的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它在国内引起的大面积非议已成为一个文学事件，众多评论家都对之持以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它是一部粗俗低劣的作品。但它在国外却广获好评，日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很多主流媒体上，都以大量版面积极地评介这部小说，甚至不乏‘杰作’‘长河小说’‘史诗性作品’之类的盛誉。”洪治纲所提出的核心观点，就在于域外不同的批评与观点，有助于我们克服局限，以一种新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在不同视角作用下，有新的诠释，新的发现。歌德所强调的“异之明镜照自身”的观点，说明的也正是“寻找一个外在于自己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道理。

二、以多元视角阐释中国文学

域外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与阐释，其价值不容低估，国内学界对此有越来越一致的看法。就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批评而言，季进与余夏云的《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论》一书可以说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最为关注、研究也最为深入的学者中，有不少都有中国背景，如该书主要章节所梳理、分析的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周蕾、张英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法国，情况有所不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程抱一、张寅德这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较少，更多的是法国本土的汉学家。之所以要区分这一点，是因为有中国背景和无中国背景的学者，在批评的视角和阐释的路径上，应该说存在较多的差异，对此问题，我们会另题探讨。

论及域外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阐释，学界首先会想到的，是“意识形态的”视角。拿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采取一种政治的眼光，以意识形态为视角，去理解、去诠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学者指出，“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向来比较复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西方对于新中国，更是怀有偏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自然会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以“意识形态”为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政治性的解读与阐释，中国作家比较敏感，贾平凹就强烈地表示：“我是最害怕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眼光来套我的作品的”，并指出：“如果只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中国文学作品，去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那翻译出去，也只能是韦勒克所说‘一种历史性文献’，而且还会诱惑了一些中国作家只注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弱化了文学性。这样循环下去，中国文学会被轻视的，抛弃的。”莫言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呼吁西方不要一味地对他的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性的解读。西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阐释，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客观现实，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与警觉，但从法国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与阐释的整体状况看，意识形态并非是唯一的视角。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我们发现法国对中国文学的阐释视角是多元的。

除了上述三种阐释视角外，我们也观察到比较文学的视角，也是法国汉学界解读与阐释中国文学的主要方法之一，这方面的探讨已经比较充分，本文不拟展开。

小 结

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阐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们结合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阐释的一些实例，就其主要的阐释视角作了探讨与评述，从中可以看到，法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阐释，并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的视角为入径，也少见国内批评中较为盛行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视角，而是呈现出多元与传统的倾向，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