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林

摘要：适应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服务外包快速兴起，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径，受到高度重视。经过“黄金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由小变大，在稳增长、促就业、形成外贸增长新亮点、引领服务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增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在加快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由大变强，走上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服务外包强国优势之路，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结合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实际，对加快建设服务外包请过优势的中国道路进行了探讨，建设的有机组成和重要支撑。

关键词：服务外包；强国优势；中国道路；主要举措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服务外包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受到普遍重视。自2006年以来，我国陆续公布近40个文件，积极鼓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引领带动国内服务市场潜力释放。经过整整十年的快速扩张，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由小变大，突破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当前，我国由工业经济快速迈向服务经济，加快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贸易强国建设，对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我国亟须立足国情基础，探索富有中国特色、建设服务外包强国优势的中国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由服务外包承接大国向服务外包强国转变。

一、建设服务外包强国优势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牢牢把握全球科技、产业等重大发展机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服务外包已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普遍形式，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对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服务外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

服务外包是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产物，集中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性和新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辩证地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社会生产组织形式适应生产力水平，则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地看，新科技革命必然催生新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形成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新科技、新产业也必然影响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深刻变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形成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与先进生产力互促发展的新形态，推动生产力跃升到新水平。

在数字技术和产业变革驱动下，新的生产方式兴起，服务日益细化分解，奠定了服务外包发展的社会前提。人力资本的企业合约转变为市场合约，实现了市场配置人力资本与企业配置劳务活动的统一，大幅提高了人力资本和劳务资源配置效率，服务外包才会应运而生快速发展起来。自20世纪中叶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以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IT产业引领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便出现了“新经济”热潮。数字技术为生产和服务分离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动力，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既大规模拓展了服务贸易领域，也改变了服务的基本特征，服务外包首先在发达经济体以IT领域在岸外包的形式兴起。并迅速扩展到离岸市场。新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区塊链等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深入发展，服务外包成为各国贸易开展竞争与合作的普遍形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

（二）发展服务外包是推进实现贸易强国的有力支撑

随着世界服务经济持续深入发展，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服务外包日益向高端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成为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全球创新链优化的重要途径，国际间合作更加紧密，竞争更趋激烈。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仍将是全球主要发包方，并位居全球服务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印度和爱尔兰等新兴经济体则在接包阵营中居于有利地位，新兴经济体发包潜力正逐渐释放，并积极谋求提升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扩张已经达到万亿元人民币，离岸业务规模约占全球市场的33%，跃居世界第二，参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国内市场服务外包产业的布局及结构不断优化，接包发包、离岸在岸业务更趋协调，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在稳增长、促就业、形成外贸增长新亮点、引领服务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16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0.74个百分点的增长，产业规模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7.6%，知识流程外包（KPO）占比提升至36.5%，技术外溢、关联产业带动、示范和学习效应不断增强。我国当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执行金额相当于服务出口的26.9%，7倍于服务出口增速，新增就业121万人，占全国新增城镇就业的9.2%，其中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80万人，占当年大学毕业生比重约10.5%。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已迈入3.0时代，实现跨界融合、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服务专业化和外包化观念深入人心，日益成为覆盖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横向产业。“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提出了包括实现贸易强国在内的强国目标。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客观上对服务外包发展赋予了新使命，实践上对服务外包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建设服务外包强国优势既是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的重要组成，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服务外包在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并肩跻身世界舞台。为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二、迈向建设服务外包强国优势的中国路径选择

（一）立足制度性基础优势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服务外包强国，只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基础优势，才能把准前进的方向，汇集前进的动力，行稳致远。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既要运用好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动员能力，也面要不断完蓥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和政策建议的反馈机制。实现包容性增长。

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统计体系、报送平台、评估方案、反馈机制等，包容性增长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从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到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认定与扩围，不断汇聚发展新动能，建立了以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主体的发展体系：从商资发[2006]556号文件到国发[2014]67号文件，产业发展战略层级不断提升，促进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我国还专门研究提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标准、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研究制订产业发展“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并建立了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等专业研究机构、多层级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全球服务外包大会等专题会议、《服务外包》杂志等专业平面媒体及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既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的决策部署和发展规划，也自下而上吸收了各级主管及相关机构和行业从业人员的意見和建议，实现了服务外包产业由小变大的跨越式发展。

在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和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新形势下，仍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优势。完善包容性产业发展机制，集众智、聚众力，加快推动服务外包实现由大变强的新跨越。一是出台示范城市动态调整办法，优化城市发展格局，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引领带动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二是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开展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大平台专项支持，加强对全国性、区域性平台载体建设支持；三是健全知识产权执法监管、企业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统计监测分析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四是推动建立全国性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建立行业自律体系，完善行业反馈机制，密切国际交流合作。

（二）利用大国综合优势

当前，“逆全球化”势力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竞争更趋激烈。国内数字经济加速推进，服务外包化和外包产业化趋势强化。服务外包产业由大变强，要避免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必须挖掘和发挥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差异性与互补性、多元性与适应性、独立性与稳定性等大国综合优势，加强企业能力建设，尽快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水平，力争在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大发展背景下，服务的可贸易性和外包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岸市场潜力将加速释放。据估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于2021年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增加值将超过58万亿元人民币。巨大的服务市场和人力资本规模将促进服务的细分化和专业化，从而形成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不同，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同区域在专业服务供给结构及技术升级方向存在差异性，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互补性优势。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发展的多元结构特征鲜明，在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多元结构”及其适应性特征决定了，服务外包1.0到服务外包3.0的服务业态均有广阔发展空间。作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我国国民经济门类齐全，经济独立性、自我调节能力和稳定性强，“中国制造2025”、服务经济创新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等系统战略谋划为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稳定发展优势。

（三）发力竞争新优势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快速扩张的10年，也是见证跃居世界贸易大国的10年，还是见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传统优势不得不向新优势转变的10年。服务贸易不断扩张的大规模逆差表明，我国服务供给端存在明显短板。服务外包企业规模、人均营业收入、平均利润率等关键指标与欧美、印度等国的表现差距明显，这集中表明我国参与全球服务市场的竞争仍然较大程度上依赖传统优势。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由大变强，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推动服务外包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加快要素升级和营商环境建设，培育以质量、服务、技术、品牌、标准和规则为支撑的竞争新优势。

完善基础支撑要素及环境建设，针对服务外包产业信息技术承载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加强信息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优化服务外包人才结构，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同时，要以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为导向，同步推进信息技术、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促进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贸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支持开展国际资质认证，提升企业经营管理和专业服务水平，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强境外交付中心和营销网络建设，鼓励在国际市场引进或购买技术含量高、业务模式新的高端服务。另外，要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大力培育区域性、行业性品牌；要支持通信等领域的技术标准在海外推广应用，支持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制订，特别是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大力推动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等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要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纳入服务外包议题，提升相关行业领域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迈向实现服务外包强国优势的重要举措

（一）加快建设全球服务外包中心城市

提升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话语权、影响力、议价定价能力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由大变强的必修课。在全球10大服务外包承接地中，中国仅有上海入选，而印度则有6个城市入选。（UNCTAD，2011）近年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不断调整发展定位，产业发展日益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相衔接，和示范城市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定位更加协调。适时调整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快建设全球服务外包中心城市正当其时。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作为环渤海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高，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北京、上海正大力推进全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建设全球服务外包中心城市的首选。雄安新区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也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区域，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和服务业，宜与北京联合打造全球服务外包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体制机制灵活，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新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也是建设全球服务外包中心城市的重要选项。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具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优化整合的基本条件和潜力，应加快谋划建立全球服务外包接包与发包、展示与交易、交付与结算等中心。依据地缘、区位、语言文化等，培育若干具有特定服务区域（特定对象国）和特色领域（特定产业）竞争优势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志在发展服务外包的其他城市，則围绕中心城市等积极开展分工合作，形成面向全球、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二）培育壮大服务外包市场主体

服务外包产业由大变强，市场主体是关键。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着力解决我国服务外企业数量超过3万之巨、但领军型龙头企业缺失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着力解决基础人才数量庞大、中高端人才缺乏和适应行业需求的专业性人才紧缺的矛盾。

深入推进“服务外包竞争力提升”工程，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构建可持续人才供应链，培育产业创新发展的集聚区。加强政策创新，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大力培育服务外包领军型龙头企业，支持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形成一批服务外包企业集群，打造竞争有序、互利共赢的“金字塔”型产业组织结构。营造创新创业环境，着力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创业活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制度创新并举，强化企业的集成设计、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及相关技术项目研发能力建设。鼓励企业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业务格局，购买专业服务。支持企业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和交付中心。加快培育若干师资力量雄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创新合作方式，鼓励高校与区域内服务外包骨干企业、产业化基地和地方政府等共建高水平的学生实习实践基地。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建立和完善内部培训体系。集聚国内外资源，加强服务外包各类人才培养培训，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中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国际型人才。顺应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趋势。加快建设一批主导产业突出、创新能力强、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增强引领带动作用。

（三）全力打造“中国外包”品牌

统筹推进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品牌化发展，要整合资源，练内功与强宣传有机结合。牢牢把握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构建“中国外包”品牌发展体系，将个体性、特色化发展与国家品牌推介相结合，尽快提升整体形象，发展成为引领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和“中国服务”的先导。

加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建立服务外包企业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体系，鼓励示范城市所在省（市）率先研究出台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等地方性法规。加强理论基础研究，探索制定专业人才、培训机构、质量控制等相关行业标准，提高产业发展的规范化水平。建立服务外包品牌促进工作机制，在“中国外包”品牌框架下，形成由地区、企业、园区、行业等支撑的品牌体系，研究建立品牌统计制度，推动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建立品牌推广中心。集中优势资源，建立健全全国性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平台和宣传推广平台功能。健全行业中介组织体系，提高服务和促进水平，建设行业自律体系。提高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水平。建设推广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品牌，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开展版权、专利、商标的国外注册保护。开展海外维权。在“一带一路”战略统领下，统筹服务外包产业与“走出去”、援外工作有机结合，推动服务外包企业采取抱团出海、借船出海等多种方式，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快树立“中国外包”品牌总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