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加坡系列电影《小孩不笨》是由新加坡华人导演梁志强执导的反映社会问题的儿童题材影片。影片以探析教育问题和代际沟通矛盾的根本原因为出发点，另辟蹊径，结合新加坡华人的历史际遇和现实状况，分析在后殖民语境下，面对中西文化对撞的困境，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

【关键词】 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文化身份认同；新加坡华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新加坡系列电影《小孩不笨》是由新加坡华人导演梁志强执导的反映社会问题的儿童题材影片，它深入了孩童的内心世界，以孩子的视角刻画他们与家长沟通的隔阂和障碍，反思了家长以及学校、社会在教育儿童时的诸多难题，两代人在影片的镜头下终于越过屏障，实现了远程对话。不可否认，《小孩不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但是其流畅的剪辑、娴熟的镜头语言、轻松幽默的氛围、真切的情感流露、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塑造的几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使影片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国内都广受好评。

电影关注的是代际关系，导演选取了代际沟通间的矛盾作为叙事动因。《小孩不笨》中的代际矛盾主要是围绕孩子的成绩问题展开的，孩子的成绩未能达到父母的预期，于是父母无所不用其极的督促学习以期成绩的提高，几乎所有的问题皆因学习成绩而起，父母没有听从孩子内心的声音甚至不给孩子发声的机会，只顾一味灌输，耳提面命式的教育方法未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然而代际沟通不畅只是引发教育矛盾的冰山一角，笔者认为另有深层原因。

在《小孩不笨》系列电影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演员们说着略显蹩脚的中文，也说极具新加坡特色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除此之外还夹杂着马来语和各种语言的音译词汇。事实上，这是语码转换的现象。语码转换，指的是言语者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这一特殊现象也几乎存在于任何一部新加坡电影中。显然，这是由新加坡的种族多样性决定的，多种族造就了多元的语言环境，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华人作为新加坡占比最大的族群，其带来的中华文化自然也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中流砥柱。在新加坡，另外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化力量则是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这个神奇的国度碰撞、融合、再生产，也为新加坡华人建构出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的第三空间。正是这种由于中西文化的矛盾与对立而产生的夹缝中的文化认同，激发了《小孩不笨》中的教育矛盾。

面对教育问题，社会和华人家长是如何应对中西文化的碰撞的？新加坡华人又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间隙中来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我们可以在影片中找到答案。

在两部影片中，泰瑞的父亲、国宾的父亲和教华文的符老师都格外强调华文的重要性。国宾的父亲不止一次地强调：“作为华人怎么可以说不好华文。”另一个戏谑的平行剪辑也使我们关注到华文在新加坡华人中的尴尬境地，Selena在华文课上被老师提问用中文说出自己的志愿，而她的回答是：“做个洋人，因为如果是洋人就不用学华文了。”Selena作为华人后裔不重视甚至排斥华文。这时候导演将老师教育Selena华文重要性的镜头与广告公司招聘策划的镜头剪辑到一起，将老师的教育与广告公司老板的回答平行剪辑，我们来看以下对话：老师：“如果你不懂华文。”老板：“完全没有问题。”老师：“生长在这个环境里，华文华语的用途是超越你的想象的。”老板：“像我一样，不懂华文但生活得非常好。”老师：“不懂华文，将失去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不懂华文，将会使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族群。”老板：“在新加坡是不会失去做生意的机会的。”这一组对话的交叉剪辑，形成了一种隐喻关系，意在说明华文的重要性远在金钱之下，在这种讽刺的对比中，华文的地位消解于无形。实际上，这也从反面暗示了导演本人对于华文的重视。

在影片的另外一条叙事线索中，泰瑞精通华文，但英文稍差的他被划分到第三等级的班级——EM3学习，而像晶晶和泰瑞的姐姐Selena一样华文不精的学生，误用成语、白字连篇是常有之事，对他们来说华文变成了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负担的累赘，甚至在他们的生活中，英文已经代替了华文成为使用最多的语言。晶晶也反复强调：“校长作为成功人士也不精于华文，可见华文并不重要。”而面对质疑的符老师竟也一时语塞。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思维的工具，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因此，导演反复强调华文对于孩子们，对于家长们和社会的重要性。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由华人、马来人以及印度人等组成，政府规定的官方语言有普通话、泰米尔语、马来语、英语等。华人作为新加坡占比最大的族群，华文的普及程度理应很高，然而正如导演在影片中所关注的现象一样，在今天的新加坡，像泰瑞一样精通华文、理解传统文化的新一代华人已经少之又少，而英文和西方文化则让家长和孩子们趋之若鹜。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小孩不笨1》中，几位小主人公国宾、文福、泰瑞所在的班级被分为EM3，而等级划分的依据则是学习成绩，这个学习成绩又是以英文和数学为主要标准的，华文则不被纳入参考项。正如国宾的母亲所说：“在新加坡只看数学和英文成绩的”，所以哪怕像泰瑞一样华文很棒但英文却不佳的学生也没有资格读高等级的班级。另一个表现是，作为EM3的学生，他们“学习成绩”不好被EM1、EM2班级的孩子嘲笑、被家长批评、被老师和学校遗弃，没有人关注他们。成绩不好成为了他们撕不掉的标签，而一旦被贴上这张标签，他们的优点则被全部抹杀。国宾擅长绘画，泰瑞擅长华文，文福頭脑灵光、仗义勇敢，但老师家长们在乎的只是英文和数学成绩。孩子天性中的美好一点点被吞噬，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这是对孩子心灵的戕害。父母们总是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圭臬，读书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成绩并非检验读书成果的唯一依据。这种唯读书有用论其实是实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产物，是现代化的文化遗留和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在新加坡，拥有好的成绩能读“好的学校”，而优等学校的一纸文凭能让其拥有者在就业大军中拔得头筹，薪水自然颇丰。追根溯源，读书的目的实际是出于对成功事业、社会地位和大把钞票的追求，这难道不是美国梦在新加坡华人心中的投射吗？西方文化观念对新加坡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endprint

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追求，究其原因是西方的殖民统治。这也是造成新加坡华人文化身份选择障碍的罪魁祸首。由于殖民征服，一些被殖民的国家被“边缘化”从而纳入到世界体系中，取得独立地位后，国家内部存在着文化、宗教、经济地位等各种差异，新加坡正是如此，由于缺乏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而国家认同极弱，因此只能通过政府的权威建立以制度认同为机制的国家认同。

殖民的历史遗产，似乎给新加坡带来了不少“好处”，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模式的学习，使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人民物质生活比以前更为舒适，眼前的成就合理化了新加坡西化的选择，而且由于不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殖民时期的历史变成了参照物。然而，一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其国家认同将面临严重危机，而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将遭受割裂，继续西化还是退守中华文明将是他们面临的艰难选择。

另外，在文化身份选择前还存在着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也是造成新加坡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割裂的重要原因。新加坡由于自身地缘及历史因素，在中西文化的交叉路口上，其文化认同先天存在不足。中西方文化在哲学基础以及文化模式上天壤之别。中国文化以儒道两家为哲学基础，强调和谐与辩证统一；而西方则注重科学、理性、分析与实证。在文化模式上，中国强调家国观念；而西方信奉的则是个人本位。

上述种种不仅反映出新加坡的教育崇尚西方文化而忽视中华文化，同时也折射出了教育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多元的文化显得杂而不精，正像狮城象征鱼尾狮所传达的精神一样，中西方文化的交汇造就了新加坡，但同时也使新加坡始终徘徊在中西文化的边缘，丧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对于西方文化的追随和模仿仅停留在照猫画虎的阶段。正是这种文化身份认同上的两难使得新加坡的教育存在着不足。

这个问题指向了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现象，在新加坡这个国小民寡的国家，华人缺乏合理或者统一的文化身份认同。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认同在中西文化的裂隙间生存徘徊，存在着分层和断裂。面对原生的中华文化，既有变异，也有保持，加之主流西方文化的干预更使他们的文化身份选择模棱两可，左右为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力图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构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从而改造自己文化边缘的状态，进入了文化转型与国家认同建构阶段。然而即使是在自我建構的过程中，除去主体自身的弱点，仍旧存在着程度相当之深的羁绊。比如在《小孩不笨》中，第一代华人移民，讲闽南语的“奶奶”必须将普通话作为自己的民族符号去接受并认同，这本身就造成了对华人原初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解构。

在主体自我重构的过程中，新加坡华人又不断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撞的冲击，一边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渗透，而另一边则是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遗留。新加坡的华人始终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的两难选择，无法完全摒弃一方而投入另一方的怀抱。于是，在第一个层面上，传统的中华文化被消解，新加坡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呈一种寻根不归根的态势，在另一个层面上，西方文化源源不断的介入新加坡华人的生活，在困惑中他们开始了新的尝试。因此双重的文化身份形成了互相渗透的关系。实际上，在后殖民语境下，随着全球化的加深，整个世界国际性的增强，加之新加坡华人移民经历的积累，文化解构与交融已经完成，可供选择的两种走向为华人的身份选择生产出了一个“第三空间”。这是新加坡华人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想象，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自我重构。这种身份认同更广泛的可能性不在于那种稳固的民族或文化认同，而在于一种矛盾的、迷茫的“混杂式的身份认同”。

不仅是在影片中，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千千万万个“国宾、文福、泰瑞、成才、Tom、Jerry”，这些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作为移民后裔，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在教育的矛盾之间，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文化的两难让他们丧失了主体选择的权利，被动地接受与吸收。他们在文化身份认同上遭遇的困境，不禁让人联想起电影《刮痧》中的男主人公许大同。与许大同类似，新加坡华人似乎也徘徊于两种文化身份的十字路口。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话语，成为纯粹的西方人已经变得无法实现，只能永远作为西方想象中的文化“他者”而存在；回归中国文化，重新做回中国人更不现实，因为对他们来说，“移民只是单程旅行”，过去的一切早已是尘封的记忆。

作者简介：张瑞文，南京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