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威峰 ，秦在东

（1.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愈发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学界也陆续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构成要素、表现形态、评价等基本问题尚无定论，特别是从学理层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如何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研究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从管理学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既有科学合理性又有现实必要性：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与学科发展历程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历来重视对包括管理学在内的诸学科的知识借鉴，而管理学对质量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围绕着质量问题形成了丰富而成熟的管理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支持。其次，从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看，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的要求；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将“管理”要求细化至学风校风建设、师生党员队伍建设等方面；2017年12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构建了“十大”育人体系，其中课程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管理育人、资助育人等体系中明确提出了通过加强“管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要求，可见，从管理学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的破解之道，也是党和国家面对新形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诸问题予以学理化的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更加深入的思考，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民发展的需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是什么？近年来，部分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管理学关于质量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围绕着质量的概念问题形成了诸多富有影响力的观点，但至今仍没有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足够重视。以管理学中的质量内涵为镜鉴，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实质，对于化解学界分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管理学中的质量

被誉为“零缺陷之父”的质量管理专家菲利浦·克罗斯比（Philip B.Crosby）将质量定义为“符合要求”，即符合既定的生产规格；另一位质量管理大师约瑟夫·莫西·朱兰（J.M.Juran）以产品的“适用性”概括质量，认为质量即产品使用过程中有效满足顾客要求的程度；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创始人阿曼德·菲根堡姆（A.V.Feigenbaum）认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产品或服务在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借助于这一综合体，产品和服务在使用中就能满足顾客的期望。”[2](p5)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ISO）近年来陆续颁布了多个版本的质量标准，其中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原理和术语》的质量定义影响较大，认为：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受该标准影响我国的国家标准GB/T6583将质量定义为：产品、过程或服务满足规定或潜在要求（或需求）的特征和特性总和。

综合分析以上具有代表性的质量定义，我们发现管理学中的质量实质上是产品的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物质条件或精神载体、顾客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抽象的关系实体”[3](p20)，表现为产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将顾客的需求内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精神载体，从而使最终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符合顾客需求的属性。具体来看，产品质量即产品具有的满足人的需求的属性总和，这些属性一方面来自产品生产所使用的原材料，另一方面来自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依据的产品规格或生产标准。其中，“产品规格或生产标准”形成的依据主要是一定时期内大多数顾客的需求，由于顾客的需求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且产品规格或标准无法涵盖所有顾客的需求，所以某产品在一定时期内是高质量的在另一时期却可能是低质量的，对一些人是高质量的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低质量的，此处的“高质量”“低质量”是指人们对产品内含的价值关系进行的判断，即质量评价。

由于产品是一种结果性的实体，作为事物内部价值关系实体的质量无法在其中得以生动直观地呈现，但这一缺憾可以由作为过程性存在的服务来填补。服务一般由服务提供者、顾客以及服务介体（服务内容、服务技术等）等要素构成，缺失任何要素服务活动都将无法进行，服务质量就是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的统一，包括服务提供者与服务介体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开展服务活动需求的满足；顾客与服务介体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内在需求的满足；服务提供者与顾客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盈利需求的满足等，即服务质量一般由服务提供者、顾客以及服务介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构成，不仅包含着顾客满意，还包含着服务提供者的满意。可见产品或服务质量是产品和服务特有的价值关系，它形成于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提供的过程之中，而非人们对已经呈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判断之中，质量的存在是客观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近年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相继做出了一系列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指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与满足大学生需要程度的状况”[4](p14-16)“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指通过教育活动提高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促进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程度和水平”[5](p8-1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身的能力或性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以及师生成长发展需要的满足状况或水平”[6](p66-68)。总体来看，学者们一致将定义落脚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包含的价值关系“状况”“程度”及“水平”上，但就价值关系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的理解，分别为施教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民众、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上价值关系是否可以涵盖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丰富内涵？定义将教育对象（民众）需要的满足与党和国家需要的满足同层次并列，是否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在规定？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存疑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7](p48)，即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和量也不能离开事物而单独存在。可见，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既要关照“质量”的一般性内涵，也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为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精神方式和相应的物质载体，对所辖区域内的民众施加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影响，使之具备较高思想政治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8](p17)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政治化的或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社会教育活动。根据质量的内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施教者以一定的精神方式和物质载体有效推动民众思想政治素质发展以满足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要求的程度。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至少包含如下价值关系：第一，“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与“施教者”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即施教者相关素质对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要求的满足。第二，“民众”与“一定的精神方式和物质载体”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即教育内容、方法、载体等对民众需求的满足。定义之所以使用“推动民众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表述，一方面是因为“推动民众……发展”的表述既可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民众与教育民众的特性，又可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部分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处于潜在状态的现象，即部分民众并没有提升思想政治素质的自觉，有待施教者的引导和培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素质”的表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领域限定于人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9]领域，有利于避免思想政治教育职能“泛化”，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边界。第三，“施教者”与“民众”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后者思想政治素质状况对前者的教育要求的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结果）。第四，“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与“民众”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后者思想政治素质状况对前者的教育总体要求的满足（思想政治教育预期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施教者实质上是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的“利益代言人”，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施教者个体素质的差异等原因，导致了教育活动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间某种程度的“偏离”，可见，第三种价值关系是从属于第四种价值关系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本质决定了第四种价值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这也是该定义最终落脚于一定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需求满足的原因。可见，将民众需要的满足与党和国家需要的满足同层次并列的做法是不妥的。就我国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即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民众”即我国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既要服务于我党的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要服务于人民大众，做到围绕民众、关照民众、服务民众，帮助民众化解思想疑难，二者在我国具有根本一致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态

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在构成要素和外在表现形态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加立体和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构成要素

部分学者①李军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建设的思考与探索》（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11期）一文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建设要素”包括教育质量建设主体、教育质量建设客体、教育质量建设介体和教育质量建设反馈四大要素构成；田歧瑞在其博士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基本问题研究》（西南大学，2017年）一文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构成要素为本体要素、载体要素、条件要素。从事物的组成部分出发来认识事物质量的构成要素，将事物质量的构成要素与事物各组成部分的质量等同起来，即认为事物的质量等于事物各组成部分的质量之和。该观点显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潭，如一支足球队的优秀程度是否等于11位足球运动员的优秀程度之和？抑或是11位优秀的球员是否一定能组合成一支优秀的球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上说法忽视了事物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上文分析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含的价值关系实体，则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构成要素显然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包含的一组组价值关系。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至少包含如下构成要素：要素一为“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与“施教者”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表现为后者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相关技能等符合前者要求的程度；要素二为“民众”与“一定的精神方式和物质载体”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表现为后者传递和承载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符合前者发展要求的程度；要素三为“施教者”与“民众”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表现为后者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对前者需求的满足程度；要素四为“民众”与“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要素四同要素三有相同的表现，只是内容要求比要素三更全面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系统并不是以上要素的简单叠加，其间具有严整的逻辑关系，要素一是后三个要素的前提，同时又以后三个要素为检验标准，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基础要素；要素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着要素三和要素四的形成；要素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中心要素，是要素一和要素二相互作用的结果；要素四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核心要素，是前三组要素围绕和服务的中心，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最高目标。我国的性质决定了要素二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要素四是同质同向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表现形态

由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构成要素可知，每一个构成要素都是一对价值关系，构成价值关系的双方分别是具有“需求”的一方和提供“满足”的一方，但是“需求”的最终“满足”在时、效、度等方面却存在着差异。以管理学中的“效果”“效率”“效益”等概念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不同形态，既能涵盖“需求”与“满足”的关系，又能较好地体现二者间关系在时、效、度等方面的差别。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低级形态：效果。管理学中的效果总是与生产管理者的动机联系在一起的，是指达到一定动机和目的的结果。有效果并不一定有效率和效益，如生产的产品虽然合乎消费者需要（有效果），但可能是以过多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无效率），也可能产品性能不稳定，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故障（无效益）。可见管理学中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产品与生产规格的相符，是没有将投入和产出比率以及长期盈利考虑在内的，它处在较低的阶段，是生产管理者追求的较低质量形态。由此可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主要表现为符合民众成长需求的一定精神方式和物质载体的提供；民众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向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要求的方向转化等。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考虑以上结果的达成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也不考虑这一结果能够维持的时间。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中级形态：效率。管理学中的效率是指生产管理者在一定的投入和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需求的状态，即投入和产出率的最大化状态。可见，效率是生产管理者在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管理，追求以更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品的产出，是产品质量的较高级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是指以更低的投入达成预期效果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以更低的资源投入推动民众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的提升，以及思想问题的化解。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高级形态：效益。有学者从系统论出发[10](p83-84)，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功能，而思想政治教育效益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功能发挥产生的一定的效果和利益，并对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内涵做了如下概括：一是注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则高，反之则低；二是效益与目标或任务有关，目标或任务的实现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效益的高低；三是效益强调目标或任务达成的长期性，目标或任务的短暂实现不属于效益范畴。可见，效益是在效果和效率基础上的进一步跃升，是在满足效果、效率要求的同时，强调推动民众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提升的长期性（个体效益）与以此达到对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相关要求的持久满足（社会效益）。

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评价

评价作为管理学名词，一般指通过计算、观察和咨询等方法对某个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复合分析研究和评估，从而确定对象的意义、价值或者状态。由评价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是指评价者根据一定的立场和标准，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在价值关系状况做出判断的过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是在该价值关系的外显活动结束之后进行的，当活动还未结束时，价值关系双方还处于变量状态，是无法进行质量评价的，如思想政治课教师要评价学生对某政治观点的接受状况，评价的开展须等到教师与学生关于该政治观点的互动活动结束之后才能进行。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虽然表现为评价主体对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间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判断不是主观和随意的，而是根据一定的立场和标准进行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评价对象

“评价的对象是价值，即它反映的不是客体性事实，不是自然性事实，而是主体性事实。”[11](p38)，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也不例外，其评价的对象也是以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四组构成要素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关系，具有效果、效率、效益等外在表现形态。第一，民众素质满足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效果、效率、效益。施教者的素质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民众的关爱等方面，效果即施教者以上素质是否满足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效率即在施教者以上素质满足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前提下，施教者素质培养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效益则追求在同等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下，施教者素质对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长期满足。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满足民众发展需求的效果、效率、效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民众发展需求的满足主要体现在知识理解、观念认同方面、行为外化等方面，效果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方法等是否满足民众的发展需要；效率则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更少的投入达至在以上方面对民众同等程度的满足；效益则追求在同等效率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知识理解、观念认同、行为外化等方面对民众满足和引领的长期性。第三，民众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满足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效果、效率、效益。民众的思想政治素质主要体现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方面，效果即民众的以上素质是否满足一定政治集团的发展要求；效率是在民众的素质满足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前提下，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效益则追求在同等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下，民众的素质对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长期有效满足。需要指出的是：其一，之所以没有将“民众思想政治素质满足施教者要求的效果、效率、效益”作为评价对象，是因为民众思想政治素质对施教者的满足从属于对一定政治集团发展要求的满足，前一满足是服务于后一满足的，没有必要单列出来；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决定了第三种评价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中的核心对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主要由其体现出来；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评价在关注第三个评价对象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第二个评价对象，两者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功能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作为一个由评价者、评价对象、评价方法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功能则是系统结构内在各要素的联系与运动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结合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①万美容《论评价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7期）一文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对其质量提升具有导向作用、激励作用、保障作用；王茂胜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基本功能主要是判断功能、预测功能、选择功能、导向功能。，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至少具有以下功能。第一，判断功能。根据上文分析可知，评价的过程就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就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来说，施教者的综合素质如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否解决了民众的思想问题？解决程度如何？民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否满足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的需要？满足程度如何？这些问题的解答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判断功能发挥的过程。第二，激励功能。激励功能表现为人的内在需求对行为动机的激发，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中，当评价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状况做出判断之后，势必对施教者和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优良的质量评价结果会增加施教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提升民众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而低下的质量评价结果则会打击施教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削减民众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等，施教者和民众的思想与行为的类似变化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激励功能发挥的表现。第三，导向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导向功能表现为评价对施教者和民众的后续思想和行为的引导作用，它的发挥是以激励功能为基础的。例如，当施教者和民众的信心与热情得以激发之后，施教者会总结实践经验，更加忠实地执行评价标准，民众会更加自觉地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素质得以更好的提升；当施教者和民众的信心与热情受到打击之后，施教者则会反思实践中的不足，按照质量评价标准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民众的“获得感”得以提升。

（三）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原则

质量评价的对象和功能明确之后，紧接着需要解决的就是评价原则问题，评价原则对评价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评价原则是什么？它不是评价者拍脑袋的产物，而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质量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至少应坚持如下原则：第一，政治评价与业务评价相结合。如上文所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政治化的或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思想教育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9]的重要指示。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评价首先要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秉持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的评价，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应关注的首要和基本问题。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还要对注重业务开展状况的评价，所谓的业务评价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各项具体任务完成状况的评价，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包括：“统筹推进课程育人、着力加强科研育人、扎实推动实践育人、深入推进文化育人、创新推动网络育人、大力促进心理育人、切实强化管理育人、不断深化服务育人、全面推进资助育人、积极优化组织育人”[12]，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业务评价就是对以上任务完成状况的评价。政治评价是基础，业务评价是关键，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二，正式评价与非正式评价相结合。“正式评价是指由确定的评价主体（评价组织或机构）事先制定完整的评价方案，并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内容所进行的评价。”“非正式评价是指对评价主体、评价形式、评价内容没有严格规定，对评价结论也不作严格要求，人们根据自己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结果做出的评价。”[11](p48)正式评价在现实中有很多表现，如上级党委宣传部门对下级党委宣传部门相关工作的评价，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等，正式评价相对客观权威，但对评价主体素质要求较高，且时效性、灵活性不足。非正式评价运用更加广泛，如思政课教师对学生受教育状况的经验性评价、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评价等，非正式评价主观性较强、权威性不足，但是方式灵活、简便易行且评价成本低，有利于施教者及时调整教育方式，更好地保障教育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中需要正式评价和非正式评价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更好地发挥评价对质量提升的功能。第三，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是指评价工作组通过长期的追踪、观察、反馈，了解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变化过程及趋势，重点关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动态变化以及长远效果。”“结果评价是指评价工作组通过听取汇报、发放问卷、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教育效果，重点关注教育教学环节、人才培养情况、育人资源以及学生对知识层面教育目标的完成情况等整体情况”[13](p69-72)。可见，过程性评价的关注点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过程和动态发展，如民众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前后思想政治素质的变化、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效果的对比等，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形成比较科学的认识，但缺点是评价指标难以确定且操作难度较大；结果性评价关注点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结果，如施教者的综合素质达标状况，教育目标的实现状况等，评价指标确定相对容易，可操作性较强，但是评价结果相对表面化，全面性、深刻性稍显不足。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中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互补充。第四，精准评价与模糊评价相结合。精准评价即可以制定明确量化指标的评价，侧重于对“量”的评价；模糊评价则是难以确定量化指标的评价，侧重于对“质”的评价。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关注是人的正确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如何形成以及错误思想如何消除的问题，关注对象的抽象性、变动性决定了评价的模糊性，但是此处的模糊评价并不是指主观随意，毫无根据，而是指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如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划分为“优”“良”“中”“差”的等级评价。但是模糊评价无法对同一评价等级中对象的差别进行区分，要克服这个缺陷就需要精准评价，借助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外显的标准进行适当的量化分析，如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出勤率、相关课程挂科率等。其实，以上四种评价原则是密切相关的，如政治评价多为正式评价、过程性评价、模糊评价，而业务评价多为结果性评价、精准评价；正式评价多为精确评价，非正式评价多为模糊评价；过程性评价多为模糊评价，结果性评价多为精准评价等等。可见，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实践中，以上原则是交叉使用，相互配合，难以割裂的。

四、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路径

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目的在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秉持管理学相关原理，从开展质量评价、掌握技术要领、加强过程管理、完善管理制度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由效果到效率再到效益的持续提升。

（一）充分发挥质量评价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判断、激励、导向等功能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14](p13-17)，但是，如何使评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判断、激励、导向等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这就需要在牢牢坚持政治评价与业务评价相结合、正式评价与非正式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精确评价和模糊评价相结合等评价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健全评价指标体系和探索评价方法。首先，健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价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要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关系状况，如对施教者的评价指标需要涵盖理想信念、师德师风、专业技能等各方面；对民众的评价指标既要关注思想观念、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发展变化，又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学生思想问题的解答状况。其次，质量评价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科学的评价方法。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积累了很多的评价方法如“实践检验法、模拟情景评估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比较评估法、群体评估法、个体评估法、定性评估法、定量评估法、网络评估法等”[15](p280)，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探索，将会有更多的科学评价方法出现。

（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技术要领，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基础

“技术”不同于“方法”，它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自觉实践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就拿一项具体技术实践活动来说，技术中既包括一定的方法，又包括一定的物质手段、人体技能等其他要素，可见，技术是方法的上位概念，“技术是对具体的方法、途径和技巧的理性概括和抽象”[8](p225)，在现代社会，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任何管理已不能仅仅考虑方法和手段的必要性，而应该从更深层次思考方法的系统性和整合力，即方法正在逐渐失去其本有的工具性价值，技术的重要性正逐渐凸显。就我国而言，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青年学生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如行为选择多变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生活方式虚拟化等，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只有一些总结于以往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方法，而无一套结构完整、衔接严密、过程科学的“技术化”方法，教育内容是难以走进学生的内心的，教育的效果也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施教者，一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准备工作，如明确教育目标，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要，选择适当的教育内容、方法、载体；明确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制定教育方案等。二是灵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根据学生情绪的变化适时调整教育方法等。三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后续工作，如总结教育活动的经验和不足，对学生的持续跟踪观察等。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管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提升

“过程管理是指对组织中不同层级的过程进行重新设计来提高组织绩效的管理……从本质上讲，过程管理解决的是整体最终效率问题，同时也将影响到结果。”[16](p11)可见，过程管理的目的在于理顺各部门、各岗位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输入和输出关系，使系统运转更加有序和流畅。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看作一个由施教者、一定的精神方式和物质载体、民众、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等思想政治教育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各要素间价值关系的有机统一又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系统，质量系统的“有机性”表现在第一组要素是后三组要素的前提，第二组要素又对第三组要素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第三组要素又是第四组要素的直接体现。过程管理将大大加强各要素内部及各要素之间的有序联结，降低由于联结不畅导致的资源损耗，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有序、高效运转，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率。具体来看，过程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严把准入关、考核关、培训关等措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综合素质，施教者综合素质的提升直接关系着民众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及其思想问题的化解，而民众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是施教者和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所在。可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率，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分别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和专门理论建设”和“建强工作队伍”的原因所在。

（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管理制度，追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高效、有序运行，需要合理的制度保障。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的稳定性，也能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规约力。”[17](p351-352)因此，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对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规范化、常态化的形成又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彰显。但是，就我国情况而言，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建设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落实不到位、功能偏差、内容缺失等一系列问题”[18](p150-152)，严重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进一步提升，其中，“制度落实不到位”问题症结在于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或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不足；“功能偏差”和“内容缺失”的症结在于党政领导部门及其组织没有能够根据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地做出制度安排。可见，解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首先，加强培训力度，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遵守和执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制度的意识和能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特别要注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去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其次，加强对相关领导干部执行和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考核力度，把考核结果作为个人职务变动和职级变迁的重要依据，以此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软要求”转化为“硬指标”。最后，鼓励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结合地区、行业、部门实际，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制度进行创新性发展。如根据本部门实际，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制度进行细化；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制定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