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超

（牡丹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牡丹江 57011）

当代西方学者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理论，自问世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学者围绕着“非物质劳动”概念等问题对他们展开了质疑和批判，促使他们的理论在质疑和批判中修正和发展。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是代表人物之一。双方争论主要在“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含义和它是否有助于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方面展开。本文将会在厘清双方争议的焦点的基础上，对双方的理论得失进行批判性评析。

一、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的争论

（一）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

“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莫里兹奥·拉扎拉托，在他那里指的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哈特和奈格里继承并发展了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他们在《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一书首次提到这一概念。其后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中，他们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解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他们认为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已经形成。同时，工业化劳动或局限在一定工厂空间内的劳动正在减少，以交流性、合作性和情感性为特征的劳动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他们认为，传统的服务业、认知劳动和脑力劳动等并没有抓住当前劳动形式转变的总体特征。正确的理解是，传统的物质劳动方式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转变为非物质劳动居于主导地位，“非物质劳动”时代已经到来。总结他们散见于不同文本中的相关理论，“非物质劳动”含义大概如下：

第一，“非物质劳动”是符号或情感型劳动。“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此类产品”[1](p31)；“非物质劳动”是情感型劳动。它是“产生或控制情感，例如轻松、幸福、满足、兴奋或热情的感觉的劳动”[1](p31)。他们举例说，“法律援助者、空中服务业、快餐食品工人的工作”是情感型劳动的典型形式。

第二，“非物质性”指劳动的产品。针对来自各方的批判，他们又进一步追加了“非物质劳动”的内涵：“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们的产品。”[1](p31)除此之外，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所谓的“非物质劳动”霸权并不是从量上界定的，而是一个质的规定性。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主要是指在质上的统治地位并决定着其他劳动形式的趋势。

第三，“非物质劳动”是“生命政治的劳动”。他们也意识到非物质劳动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非物质劳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非物质的？因此他们认为可以把“非物质性劳动”确定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即“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1](p32)。在别处他们也将“生命政治的劳动”解释为“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在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2](序言第3页)。事实上，生命政治的劳动本身也是有模糊性的，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他们一方面指出生命政治是一种资本和权力对身体和生命的渗透和控制（这一点借用了福柯的规训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从生命政治中看出主体性和革命力量的生成维度（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勒兹对他们的影响）。所以，生命政治在他们那里既是控制也是反抗，这种多义性也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二）肖恩·塞耶斯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质疑

肖恩·塞耶斯认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看似具有独创性和合理性，但仍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非物质劳动”究竟指向哪些劳动，他们的解释是相当模糊不清的。他肯定了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不再将电脑控制的工作归为非物质劳动，同时又针对性地对“非物质劳动”含义进行了批判。

第一，针对“非物质劳动”是符号或情感型劳动的质疑。首先就符号型劳动而言，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这类‘符号’工作想象为是没有物质结果的，并且认为仅仅是那些直接创造有型产品的劳动——如工业或手工业——才是物质活动。符号性劳动并不只是创造符号或观念——纯粹主观性的、无形的产品。”[3](p38)之所以认为符号性劳动也是物质性的，主要是基于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所有的劳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转变。他举例说，纸上做出记号是以纸为基础的、制造声音是空气震动的结果、在电脑中制造电子脉冲是以电脑为载体的，等等。在肖恩·塞耶斯看来，像管理者、设计者和电脑程序员等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但是他们的工作却生产出一定的物质效果，也即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物质关系，并且使人们的意识发生转变。其次，就情感性劳动而言。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情感性劳动是一种制造幸福感、满足感、快乐等感觉的劳动，从外延上看主要指餐厅服务、法律服务、护理工作等劳动中体现出来的非物质劳动。但肖恩·塞耶斯指出情感型劳动也是物质性的。理由与对符号型劳动的质疑是类似的，即所有劳动都需要物质基础。另外，在论争过程中，肖恩·塞耶斯也质疑了哈特和奈格里的一个理论基础——阿伦特的劳动理论。阿伦特非常有创建性地在《人的境况》中把人的行为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行动关涉的是自由，是政治领域的活动，这里不提。“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劳动，劳动的产品在被消耗后就消失不见。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情感型劳动与这种服务型的劳动是类似的。阿伦特断言马克思错误地把一切劳动都归结为“工作”，工作是一种并非为了快速消费而从事的行为。肖恩·塞耶斯把阿伦特、哈特和奈格里一同批评，指出他们对马克思劳动本质的理解是错误的，情感型劳动也和其他劳动形式一样，“通过某种程度上有目的的生产物品并且改变物质环境……来实现自身的运作……它在世界中具体化，并且创造使用价值”[3](p39)。

第二，针对“非物质性”是指劳动的产品的质疑。肖恩·塞耶斯的一个理论基础是“我们必须再次避免认为只有产出物质产品的工作才是工作或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赋形活动”[3](p39)。他指出，所有的非物质性劳动必须涉及物质活动，同样所有的物质性劳动也必须涉及非物质活动。哈特奈格里理解似乎在说明，物质性劳动产出的是物质性产品，而非物质性劳动产出的是非物质性产品。哈特和奈格里这是构造了物质活动和非物质活动的二元论。肖恩·塞耶斯指出，所有的人类劳动都必然包含着交往因素，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根植于物质劳动。很显然，这一论断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

第三，针对“非物质劳动”是“生命政治的劳动”的质疑。针对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劳动”，肖恩·塞耶斯指出，“诉诸‘生命政治活动’的概念也没有任何帮助”[3](p39)，“作为一种区别于工业工作的方式，‘生命政治活动’的观念并不比‘非物质劳动’的观念更加合适。”[3](p39)。所有的劳动都是生命政治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涉及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如果对生命政治的理解只有这一方面的话，那么肖恩·塞耶斯是有道理的。但很显然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的理解有着更为宽泛的含义。

二、关于“非物质劳动”作用的争论

（一）哈特和奈格里论“非物质劳动”的革命潜能

总的来看，哈特和奈格里提出“非物质劳动”并非仅仅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变化给予客观描述，更重要的是想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霸权统治找出新的革命主体。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劳动理论对应的是工业时代条件的理论，工业时代的产物是工人阶级主体，其已经不适用于当今时代，所以非物质劳动及其革命主体大众才应运而生。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后现代积累的社会财富正日益呈非物质状态；它包括社会关系、交往系统、信息以及情感的网络。相应来说，社会劳力就愈加地非物质化；它同时在直接地生产和再生产各方面的社会生活。”[2](p299)在论述劳动的非物质化过程中，哈特和奈格里部分地改造了马克思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在马克思那里，“形式吸纳”指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发生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追求绝对剩余价值阶段，采用的方式也是单纯的增加劳动时间；马克思的“实质吸纳”指的是伴随着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建立而产生的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隶属于机器。哈特和奈格里的“形式吸纳”对应的应该是马克思的“实质吸纳”，这一过程“资本在其自身生产关系下吸收了源于所属范围之外的劳动实践”[2](p296))。当资本主义外延式扩张到一定范围后，形式吸纳便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实质吸纳，“劳动融入资本的整合变得更加密集”[2](p296)。在这一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吸纳更加高效，劳动真正隶属于资本。这时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已经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内，从时间和空间上，它都已经越过了原本的界限。形式吸纳阶段，资本牢牢掌握住了对物质性产品的控制。但是实质吸纳阶段，劳动产品是非物质性的“社会关系、交往系统、信息以及情感的网络”，这些产品与物质产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够突破原有的私有限制，而成为共有的。情感和符号更加有利于交流和扩散，从而产生公共性。从这点看，哈特和奈格里是与马克思一致的，因为马克思确实强调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认为需要突破私人所有对生产资料的束缚而实现全社会共有。他们认为工厂内的物质劳动产生的是传统工人阶级，而非物质劳动产生的是“大众”，一个新的具备潜力的革命主体。这是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理论的根本旨趣所在。他们为解释时代新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概念和原则。哈特曾在《意大利激进思想》一书的导言中说意大利政治运动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实验平台，而这一实验平台也有助于实现我们时代的革命实践[4](p1)。从意大利政治思想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看，哈特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

（二）肖恩·塞耶斯对“非物质劳动”作用的质疑

针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的作用问题，肖恩·塞耶斯认为：“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活动的范畴在理解这些改变方面并未提供多少帮助”[3](p40)，“马克思主义经常被理解为一种根源于工业条件的哲学……这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立场，然而，我提出的理解指涉了一种不同的观点”[3](p40)。这主要指他对劳动本质的解释。

肖恩·塞耶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的定义有三种：第一，劳动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第二，马克思早期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劳动体现并实现在物质对象中；第三，劳动是一种“赋予物质以形式的活动”[2](p34)。而这三种对劳动的理解都是受黑格尔影响的。比如肖恩·塞耶斯说：“黑格尔最有效和最富启示性的观念之一就是：主体和客体是在彼此的相互关联中改变和发展的。”再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观念影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肖恩·塞耶斯进一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劳动的本质。他把劳动区分为四种形式：第一，直接占有。这种对自然物的直接占有改变了物体的外在环境，而这也是物质的组成部分。第二，农业。农业劳动使人们初步不再依赖于自然偶然性。第三，手工业和工业。较之农业劳动进步，它是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活动，是一种直接的塑形活动。第四，普遍劳动。对于普遍劳动而言，黑格尔把行政管理和教育工作看作是一种普遍性劳动，这些工作与物质生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其确定为赋形活动的一种。

肖恩·塞耶斯所理解的劳动与哈特和奈格里所理解的劳动是不同的。他一直反复强调的是哈特和奈格里没有理解马克思劳动的本质。在肖恩·塞耶斯看来，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主义者坚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劳动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后者确实曾明言“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1](p31)。他不赞成对劳动做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区分，因为二者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对二者的区分对于解释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样的理由是基于他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独特理解，正如前述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根本上是一个“对象化和赋形的活动”，而这一对劳动概念的理解是来自于黑格尔的。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主要是适应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背景，在后工业时代劳动主要是非物质性的，在马克思理论中很难找到支持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基础。虽然他们并非想绝对否定马克思，只是试图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革命理论进行发展。根据肖恩·塞耶斯的理解，马克思（包括黑格尔）的劳动本质的定义是适合一切劳动形式的，不管是物质性劳动还是非物质性劳动，不管是机器大工业时代还是后工业时代。所以哈特和奈格里的解释是无效的，对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进展并没有任何帮助。

三、对当代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争论的批判性分析

总的来看，当代西方学者哈特和奈格里与肖恩·塞耶斯的争论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及其革命潜能的强调，肖恩·塞耶斯对马克思“对象化劳动和赋形劳动”的劳动理论的研究都加深了我们对劳动本质的认识，提升了对当代西方社会劳动形式变迁与社会关系互动过程的理解。但是他们争论双方又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不足之处。

（一）对肖恩·塞耶斯劳动概念理解的批判性分析

肖恩·塞耶斯在论争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不仅适用于工业时代，而且也适用于对后工业时代的解释。他认为任何劳动都是既有物质性，也包括非物质性，“因为它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社会关系和主体性。”[3](p39)。但是他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肖恩·塞耶斯的劳动概念在为社会提供革命动力上表现得比较乏力，虽然他也提到了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是有着某种“评价性维度”，但这一点与哈特和奈格里相比较是远远不够的。他对哈特和奈格里最为致命的一个批评是，“非物质劳动”不仅模糊而且没有什么作用。但是肖恩·塞耶斯对劳动本质的理解似乎也同样如此，他本人没有指出把劳动的本质理解为“对象化活动和赋形活动”有什么作用。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有力量的概念。劳动的力量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原因得到说明：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p519)生产劳动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标志，后来恩格斯又在此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观点；第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以劳动概念为基础的；第三，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体是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所以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和革命的主体力量。这一精神是被哈特和奈格里继承了的。同时，肖恩·塞耶斯过分地贬低了“非物质劳动”所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谈到任何劳动都是物质的时候，列举的范例是“在纸上做出记号”。不可否认，在这个例子中劳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带有物质性的，但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一劳动过程中看到的绝不是纸张或笔迹，而是它所传达出的符号或象征意义。这种非物质的符号价值是劳动的最重要结果。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在商品中看到了符号价值及其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力量，也说明劳动的非物质性作为结果对当代人和社会的重要性。

（二）对哈特和奈格里劳动概念的批判性分析

就哈特和奈格里而言，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更大。学者们对他们的批评也并不少，在批评过程中他们二人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以“非物质劳动”概念为基础建构出一个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特别是对以此为基础的积极的反抗主体——大众的挖掘和以共同性的共享为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正如前述，这是对马克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就“非物质劳动”而言，并非如肖恩·塞耶斯所说，对于解释当今社会变迁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地，它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排除“非物质劳动”概念本身的问题，它确实使我们看到了积极的革命性的维度。

“非物质劳动”说明劳动的物质性结果越来越少，精神性结果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讲，体力劳动对应的是物质性劳动，脑力劳动对应的是非物质性劳动。非物质性劳动的质和量确实在增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二战后，西方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和比例都在缩小，由此有的人认为工人阶级消失了，再加上很多产业工人整体福利待遇的提高和安于现状使得诸如安德烈·高兹等人喊出了告别工人阶级的口号。从“非物质劳动”的视角看，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作为资本宰制的客体是那些从事着“非物质劳动”的群体。“非物质劳动”并非没有用，而是大有可用。按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看法，哲学就是制造概念，“非物质劳动”是由哈特和奈格里所在的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同制造的概念。

但他们“非物质劳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找更坚实的立足依据，这也是他们误以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只是属于机器工业化时代的原因。这一坚实的立足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事实上，不仅是哈特和奈格里，也包括肖恩·塞耶斯等其他参与讨论的国内外学者几乎都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作为分析“非物质劳动”的依据和关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从它的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按照哈特和奈格里所说，非物质劳动主要是从劳动的产品或结果的角度定义的，那么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对应的就是劳动的物质性；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它对应的就是劳动的非物质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实体，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是物质性的。抽象劳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劳动量，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因此是非物质的。劳动结果的抽象性也就是劳动的非物质性。哈特和奈格里所指出的劳动产品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考察的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际情况，这从他们所列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商品都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就是都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在劳动形式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论断表明了商品的价值和抽象性在当今社会的统治地位。与之类似的是鲍德里亚，他发现的商品的符号价值某种意义上也是来自抽象价值，前者并非独立于后者，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阶段后，抽象价值的作用被进一步凸显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商品之间的交换实质是劳动量（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交换，这背后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交换价值获得了自治”，“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1](p82)。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从产品角度看可以认定为抽象的交换价值，非物质劳动越来越重要。总之，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角度看，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并非没有物质基础，同时这个概念也说明当前劳动的抽象性或劳动的非物质性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劳动二重性理论作为解释“非物质劳动”的根据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