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娟 郭小良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社交媒体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媒介载体逐渐发展而成的时代性产物，通常指允许网民等社会公众参与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同商业媒介等相比，社交媒介具有自主性、自觉性等特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网络媒介文化和多元信息的冲击下原生态文化逐渐流失，特别是主流社交媒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机制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改造力度不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角色的应然偏离社会期望[1]。一方面，以微信、微博为主体的社交媒介不断深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功利主义视域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被选择性地抛弃。另一方面，社交媒介在引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同主流价值观对接的同时不断注入时代文化的影子，民族传统的仪式性存在逐渐流失。总之，基于“民族梦，文化魂”的蓝图下社会期待社交媒介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重新定位，发挥社交媒介功能的多元化，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绿色发展，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流核心观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

（一）跨文化视域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知聚焦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结果。纵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基本上以宗教文化、乡约习俗、民族工艺等非物质文化组成。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具有宗教信仰习俗，以宗教教义为形态的民族传统文化占据着民族文化的半壁江山，比如：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裕固族群众文化几乎都以宗教习俗为影子，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家族生活文化习俗还是高居庙堂之上的法制文化都以佛教教义为主旨。乡约习俗是民族文化不断繁衍的温床，是少数民族文化多元性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方面，乡约习俗本是少数民族传统乡土文化的有机组成，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要依托乡约习俗实现民族群体性文化认同。比如：蒙古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图腾文化，就是民族群体文化认同的外在形式。另外，苗族群众在社会生活中逐渐确立了以乡约习俗为承载的家族文化，个别苗族村寨的家族法制文化成为现代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典范。当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源头以宗教习俗和乡约习俗为主，具体民族传统文化形态则蔓延至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天人合一、人物一理宗教教义为主的朴素生态理念将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彰显得淋漓尽致[2]。比如：藏族群众在宗教教义的影响下禁止杀生，赫哲族在捕猎过程中禁止捕杀幼崽等。除特色民族传统文化外，以音乐、手工艺为主的民族非物质文化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比如：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白族扎染技艺、苗族芦笙制作技艺等。总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社交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既要类化又要同时代主题相对接，从而实现民族传统文化自信力的塑造。

（二）基于社会发展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功能透析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的溢出是社交媒介传播的根本，换言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决定着社交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创新，转变角色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文化要素的基本属性，特别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指导下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耦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性，这是所有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决定文化最终存在的属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虽然外在朴素或通俗，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整体内涵丰富，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朴素伦理道德的演绎，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必然选择[3]。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多元社会公德体系，实现社会越轨行为矫正的德化。此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精神世界的寄托，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交媒介传播有助于文化纽带功能的发挥，促进民族认同与团结。

但是，社交媒介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除叙述性和批判性传播外，难以有效发挥社交媒介的社会功能。因此，立足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创新社交媒介新定位，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期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发挥媒介社会价值的共同追求。

二、新时期民族文化传播中社交媒体的新定位

（一）民族传统文化智慧创举的传播者

传播是社交媒介的生命，是社交媒介延续自身价值的关键，也是社交媒介自身的本能。无论是以微博等为主的个体社交媒介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游记式陈列传播、或以弘扬家乡文化为主宰的游子文化思记，还是民族地区文化部门微信公众号对民族推介式的传播，社交媒介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有目的性或选择性的传播，特别是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承载的民族文化传播无疑扩大了社交媒介文化传播的边缘性功能[4]，但是信息爆炸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必然难以适应当前社交媒介的选择性传播。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社交媒介不断诠释自我，促使社交媒介新定位。使之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智慧创举的传播者，这是基于社交媒介传播本能的定位与创新。

社交媒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智慧创举的传播者，首先要传播跨文化视域下民族文化存在的时空属性，跨文化视域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认知才能被包容，或者说跨文化视域下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的智慧创举才能抛开文化自身的价值被认可。比如：藏族群众在刑事判决中主张兽判，但是除却诉讼制度的非科学性外，社交媒介在传播中要以跨文化视域承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临境的时空环境，包容民族传统文化。其次要发挥社交媒介传播功能的扩大化，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正能量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群体的智慧性创造，充满了伦理道德典范和时代文化的影子[5]。比如：鄂伦春族群众餐桌上鱼头敬老的传统文化、赫哲族群众在捕猎动物时禁止捕杀幼小动物等，这些传统民族文化充满了社会正能量，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机制下民族传统文化的正能量释放。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交媒介传播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文化流变，都需要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描述性传播到文化智慧创举的认知。再者要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创举同时代主题对接，弘扬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智慧重塑。

（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弘扬者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社交媒介需要扮演好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弘扬者。一是社交媒介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社交媒介的个体运用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文化传播者参与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中去。二是社交媒介在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形成凝聚力或者媒介共识，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6]，比如：蒙古族群众依托游牧民族文化旅游节，通过节日活动承载传统民族文化符号，使民族文化的传播与节日活动主题相对应，传承与保护成为游牧民族文化旅游节永恒的主题。三是社交媒介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要极力承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树立全民参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除树立传承人意识外，还要树立文化存在的精神意识，确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社交媒介塑造，此外，社交媒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弘扬者需要树立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制度传播、前沿传播等，确保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社交媒介弘扬[7]。

（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的守护者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社交媒介新定位，使社交媒介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的守护者。首先，社交媒介的个体运用能够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原生态传播，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的媒介承载。比如：藏族群众的天葬作为藏族群众丧葬文化的习俗仪式，受宗教文化和乡约习俗的影响只能通过社交媒介传播或者静态承载，从而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发展。其次，随着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逐渐黯然失色，特别是婚丧嫁娶等饱含习俗仪式的传统文化逐渐失去滋生的土壤，社交媒介能够实现自身传播的无限性，传播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8]，确保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的巩固。再者，社交媒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的守护者，要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的传播和无形固定，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逐渐成为媒介化的文化形态[9]。比如：社交媒介在注重蒙古族呼麦等非物质文化和“男儿三艺”等文化习俗的传播时要注重游牧民族草原文化和迁徙文化的集合传播，使媒介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最虔诚的守护者。

（四）民族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灌输者

民族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灌输者是新时期主流价值观影响下社交媒介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新定位，也是主流媒介文化传播的必然使命。社交媒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灌输者，要先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传媒职业道德规范民族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避免文化比较或者文化批判所造成的民族文化排斥，换言之，社交媒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灌输者首先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10]。其次，社交媒介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要采取多元渠道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灌输。一要确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接，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民族传统文化中通俗化认知和接受。比如：仡佬族群众在婚姻生活中主张孝顺长辈，排斥鲁莽的离婚行为，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婚姻伦理道德。二是要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逐渐渗透，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理性文化习俗逐渐衍生。再者，社交媒介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要不断同民族文化相衔接，从而以媒介实践推动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民族传统文化中践行。

（五）民族传统文化时代革新的引导者

社交媒介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难免以现代视域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或者说社交媒介在传播民族传统文化时为迎合当前社会文化取舍方向，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性革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时代革新的引导者，首先社交媒介务必坚持适度原则，少数民族传统蕴含以宗教习俗为主的祭祀文化和图腾文化等，基本上在历史沉淀中成为信仰式文化，根深蒂固[11]。社交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革新要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改造，防止用力过度造成的道德绑架和舆论谴责，比如：循化地区藏族群众杀人不执行死刑，边远地区甚至涉及不到刑事处罚，究其原因主要受藏族宗教习俗和赔命价影响，社交媒介在传播领域的时代性革新既要注重传统民族法制文化的社会价值又要注重刑事犯罪的披露，否则偏激的传播适得其反。其次，社交媒介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革新中要不断堆积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价值，比如：鄂温克族在打猎中禁止猎杀幼崽的朴素生态观等，否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矫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民族文化精髓的流失。再者，社交媒介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代革新的引导者，要不断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起到文化领航的作用。

（六）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情愫的酝酿者

在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社交媒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情愫的酝酿者始终要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群体心理情愫的变化的反映和民族群体精神世界的构建。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体寄托情感和内心世界的窗口，社交媒介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注重少数民族群体情感的构建，避免文化传播过程中触及以家族观念为主的内心挫伤，或者社交媒介在现代文化传播过程中无意触及民族祭祀文化、忌讳文化等造成民族文化的伤害[12]。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充满了民族群体对世界的情感认知，社交媒介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要注重民族文化情愫的传播，既能够确保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传播又能领悟民族文化情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本真传递。

（七）民族传统文化中文化自信的塑造者

新时期国家不断创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灵魂所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构建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的天然保障。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传播，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多元文化合力，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社交媒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文化自信的塑造者，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有助于民族文化自信力的提升，特别是合乎现代主流价值观的民族道德文化和朴素生态观念的普世传播，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发挥社会正能量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自信力的重塑，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毋庸置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诸多，但是社交媒介无疑是最佳选择。促使社交媒介民族文化传播功能的多元化，创新社交媒介文化传播新定位，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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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艺.历史人类学视域下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流变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

[4]刘肖，蒋晓丽.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困境与传播模式转换[J].思想战线.2011，(06).

[5]黄也平.从“硬传播时代”到“软传播时代”——关于“硬传播”现象走向的历史质询[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

[6]田莺.多元舆论格局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J].传媒观察.2014，(12).

[7]刘爱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J].新闻研究导刊.2014，(08).

[8]吕洪.传媒转型:哀悼时光不如留住灵魂[J].新闻前哨.2014，(04).

[9]潘锐.报网融合下党报影响力的提升路径[J].青年记者.2013，(33).

[10]徐盼.从社会角色扮演看党报公信力的重塑与强化[J].新闻世界.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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