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峰 侯景娟

（1.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37；3.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海淀 100081）

文昭（1680-1732）是清朝著名的宗室诗人之一，他在科考答卷时因用语违禁被放居京郊，但因其先祖累积的功绩及宗室的身份勉强保留了爵位，成了“闲散宗室”。也正是因为如此，文昭才有充足的时间用心去观察生活，体会人生百态，创作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值得称道的诗歌。文昭一生创作了2400多首诗歌，合为《紫幢轩诗集》。这些诗作的主题广泛，有咏物、纪胜、酬唱、悼亡等；体裁多样，有绝句、律诗、竹枝词等。文昭在《紫幢轩诗集·古瓻集自序》 （本文所引文昭诗文皆出自此版本，下文不再另注）中说“于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垌而外”[1]，因为宗室身份的限制，文昭的一生都是在京城度过，其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描写了满汉融合时期北京地区的民俗风情，为后来满族文人开创了描写都市民俗题材的先河。目前国内学者对文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他的诗歌内容及艺术成就上，本文试从民族民俗事象等方面对文昭的诗歌创作进行分析。

一、文昭诗歌中的京城民俗事象

（一） 京城民俗风貌

文昭的诗歌语言很少雕琢文饰，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神地描绘京畿重地的民俗闲趣。文昭

（三）娱乐习俗

民间游戏娱乐是以消遣休闲、调剂身心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活动，其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4]。骑射是满族盛行的娱乐风俗，清代震钧在《天咫偶闻》卷一中记载：“而士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5]《京师竹枝词十二首》其一写道：“芳草裙腰绿尚微，少年赌射马如飞”，初春季节正是伸展腰骨，骑马射箭的好时节；《见城中少年》一诗云：“小袖轻衫马上便”,“小袖轻衫”点明了满人骑马时紧身窄袖的着装特色；《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里写道：“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描写了满人骑射时把辫发盘在头上的独特发式，这三首诗均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清代满族的骑射习俗。

咏物诗在文昭的《紫幢轩诗集》中占有很大比例，与同辈诗人所不同的是，他所咏之物范围极广，不管是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还是亭台院落、家中器物，只要是眼前可见之物，无所不咏，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中一窥当时的娱乐用具。如《篮鱼》云：“纸灯门口买，随挂卧斋棚。密织箔筐细，高擎尽鲤横。气蒸头尾动，光透缕纹明。忽忆浑河旁，儿提看放生。”诗中所写的“鲤横”即指鱼灯，是北京特产的一种玩具，这是一种形似鱼状的灯笼，在点上蜡烛后，热气的熏蒸可使其头尾摆动，栩栩如生。又如行酒娱乐道具——不倒翁，“也戴乌纱也著绯，绕盘旋转类珠玑。一身独立凭腰健，两脚难安听指挥。”这首《不倒翁》所咏的是一个头戴乌纱、身穿红色官服，模样诙谐的小不倒翁，从诗文“行酒小施张果术，当筵乱舞老莱衣”的描述来看，它应该是文昭与宾客们行酒时娱乐用的道具。

（四）节日习俗

元宵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春节节日系列中最后一个处于高潮部分的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狂欢，进行各种游戏以表达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除了传统的看灯猜谜外，我们以《京师竹枝词十二首》概括了当时北京城的总体风貌：正月“琉璃瓶内卖金鱼”，二月盛行骑马赌射，三月郊外踏春人多，四月“烧香人上马驹桥”，五月朱樱与蜡樱香甜可口，六月冰盘解暑最宜，七月中元节人流不息，处处看河灯，八月秋果纷纷上市，九月“沿街遍插小黄旗”为皇城送入蔬菜，十月颁发新历书，十一月天寒地冻，“冰床仍着缆绳牵”，十二月满街都是“紫鹿黄羊”，处处催办年货。值得一提的是在冰冻的护城河上乘坐冰床，是冬季北京的一道独特风景。这十二首诗细致地描写了北京地区一年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画面，展现了一个既有帝城气度，又有满汉融合特色的北京城。

（二） 饮食习俗

文昭选取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京城饮食习俗如——“春盘”和“冰盘”入诗，《春初偶题六绝句》有“饼饵春柈风味好，今朝廿五是填仓”，《正月二日立春》道“碧甲春盘菜，红鳞腊瓮醅”。《玉篇·木部》：“柈，同盘”，春柈即春盘，也叫春饼或春卷，吃春盘这一习俗在《帝京岁时纪胜》中亦有记载，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会在填仓节这一日做面饼，裹入生菜青韭等蔬菜食之[2]。填仓节乃正月二十五，与立春之日相距不远，由此可见人们有在迎春之际吃春饼的习俗，谓能去春困，迎接春天之意。冰盘是具有解暑功效的夏季特色食品，《竹枝词》六月中写道“冰盘旋剖辣么瓜”，冰盘即在盘内放入碎冰，再在碎冰上摆好瓜果藕菱，可谓是盛夏解暑佳品。《帝京岁时纪胜》六月时品记载：“盛夏食饮，最喜清新，是以公子调冰，佳人雪藕”[2]可见冰镇食物在盛夏倍受欢迎，而“辣么瓜”则极有可能是西瓜的一种[4]。可以通过文昭的“舞象搏狮各弄威，花腔红鼓唱成围”“长竿短索六街连，帖地掀风色艺全”（《踏灯竹枝词》）看到当时的元宵节不仅有腰鼓而唱的花鼓戏，还有扮作狮象状的舞搏戏，大街上杂技玩耍比比皆是，整个场面可谓是鼓乐喧天，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民间艺术的情况，描绘京都风貌，提供了重要的形象史料。“甲第连云夜宴开，照天烟火紫崔嵬。五陵公子豪华甚，倒挂金鞭放地雷”，诗中提到的“地雷”是指一种较大的爆竹，文昭在诗后小注里说这种爆竹是西洋制法，可见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据《帝京岁时记胜》记载，京城制作爆竹的技术十分精巧，而且种类很多。元宵节期间京城的女子会结队去“走桥”，“坊坊曲曲月微微，走过三桥百病稀”（《踏灯竹枝词》），又有诗说“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三盅水”，百姓传说这样可以保证在一年内消除百病。

二、文昭诗歌创作中的民族文化观

文昭的诗歌没有突出泾渭分明的民族界限，反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汉其乐融融的生活画面以及文昭对汉族民风民俗的理解与尊重。如在描写农民劳动的《攘场》诗注中特意说明“土人谓簸场为攘场”；《桥西看山》“绳鞋竹笠蒲葵扇，画我桥西看献鳞”一句后小注“国语谓山为献鳞”，“攘场”是汉族俗语，“献鳞”是满语，文昭将满语和汉俗语结合入诗，表现了他对满汉语言习惯的尊重。

与清代前期的满人轻视习文写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昭一方面崇尚汉族文化，一方面也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文昭的家族自他的高祖阿巴泰起便积极倡导学习汉文化，开当时皇室贵族学习汉文化风气之先。他的歌行体诗慷慨昂扬，意气风发，写尽了满洲八旗健儿的飒爽英姿和豪侠之气，如《羽林孤儿行》描写了一位皇亲贵族身份的羽林健儿带领一小队人马在城南围猎的经过，画面火爆威严，动感强烈，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勇武豪侠的满洲八旗公子，渲染了北方男儿策马奔腾、纵横猎场的激情。

三、文昭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渊源

从社会环境来看，文昭生活在满汉融合的重要阶段——康雍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满汉融合的时代印记；从个人因素来看，文昭崇尚汉学，广交满汉文人雅士，虚心效仿陶渊明、韦应物等前人诗歌，撷取众家之长，为己所用，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就了文昭诗歌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色。

（一）满汉交融的社会环境

满族虽以武力统治中原，却不能在文化上征服汉族。为防止满人汉化，统治者曾实行过“旗民分治”等政策，但仍形成了满汉杂居的局面，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满族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斯特指出的那样：“居于劣势的社会，它的文化受到居于优势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急剧的变迁，以求与居于优势的社会文化相一致”[6]，上层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不得不选择大量地接受和学习汉族文化，下层满族民众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汉族主流文化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到了康熙末年，已经出现“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7]的局面，满汉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日益交融。生活在满汉文化相互浸染下的文昭，其行为方式、思想情感无疑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涵化。因此，文昭在对待汉文化时，没有鄙视和居高临下，而是以尊重的态度融入到当时的乡土生活中，细心观察京城地区的民俗风貌，这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田野基础。

（二）“诗工出于游”的文学观

文昭在《古瓻集自序》中总结道：“余闻古之能诗而工，盖未有不出于游。”在诗歌创作上，文昭首先提出要以“游”即社会实践为基础，他认为自己的诗之所以不“工”，就是因为自己少“游”或者游之“近”。满汉融合带来了民族团结，国家四海一统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为文昭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平台，即使是囿于“非奉命不得出京邑”的限制，文昭也尽量在无法广游的状况下从自己身边的民俗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以细腻的笔触，用真情实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满汉交融的风俗画面。

（三）与满汉名士的交往

文昭的先祖们功勋卓著，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在文学上也毫无建树，不过身为皇室贵胄的文昭并没有受此影响，他不仅虚心向宗室长辈学习，而且广交汉士名儒，还经常与僧人道士交游唱和。文昭好交友的性格特点，不少古籍里都有记载，如《八旗艺文编目》就记载他常与查横浦、郭于宫、巢寄斋等数十人交游，和这些不同身份文人的交游唱和不仅对文昭诗歌创作整体水平的提升有较为积极的影响，也加深了文昭满汉一家的观念，学会了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正确面对满汉文化。

文昭的宗室长辈中多有才华横溢者如博尔都、塞尔赫、岳端等，他们对文昭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文昭关系甚好的岳端是文昭的叔祖，两人仅相差十岁左右。岳端曾因文昭年少就显露出了作诗的才能，赞其“冰雪聪明，不愧渔阳高弟子，他日固不仅让一头地也”。文昭热爱诗歌，经常虚心向岳端请教，二人之间经常交流切磋，多有往来唱和之作，如《题侄孙文昭<听秋斋诗>后》等。岳端创作了为数不少描写山水田园、京城风物的诗歌，这对文昭田园市井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不过二人的诗作却各有特色。岳端诗歌带有批判的色彩，隐含一种忧愁的人格气质；文昭则善于描写民俗画面，诗歌少有讽刺，更多的是为我们展示了北京地区的淳朴民风。

田园诗在文昭的诗歌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与他师承王士祯的诗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昭的诗歌创作得到了王士祯的亲授，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推崇田园诗中淡远自然、中和清逸的艺术风格，他推崇韦应物与陶渊明，因此文昭也非常欣赏陶渊明、韦应物的田园诗和王维的山水诗，文昭常读此三人的诗并作诗记录感触，如《斋中读韦诗》 《读陶诗》等，而《疏桐阁晚眺》则是对王维诗很好的模仿，其中“高楼一以眺，落日动秋声”一句明显带有王维诗的特质。首联一个“动”字用得非常传神，用心感物，心随物动，落日带动的不是秋声，而是人心。与陶诗、韦诗一样，文昭的田园诗也具有平淡的风格，但又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除了师从当时的汉士名儒王士祯，他还常与当时的一些名士如査慎行、王式丹、郑世元等交游唱和。文昭从弱冠时就开始学道，在科考失意后，更是经常出入寺观与有学识的得道僧人、道士交游唱和。这些成就了他不为世俗牵绊的超脱境界，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关注平民生活，以广阔的心胸看待京城的风俗人情。

四、结语

恒仁是文昭稍后的一位清代宗室文人，他对文昭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在《月山诗话》中仍总结说“本朝宗室诗人当以文昭子晋为第一”[8]，由此可见文昭在清朝宗室诗坛上的地位之高。文昭虽是清朝皇室贵族，但师从汉儒，受到汉族文人习气的影响，学中有变，在创作过程中又融入了本民族的传统元素，从而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带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文昭以他贴近民俗的态度和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语言，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而且还为其后的满洲八旗作家们长期热衷于都市民俗题材的创作开创了先河[9]。文昭生活在满汉关系走向融合并日益加深的时代，因此他的文学创作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这一时代特征，同时也为学术界研究清中期的京城民俗风情提供了鲜活的文献史料。

参考文献：

[1](清)文昭.紫幢轩诗集（清雍正刻本）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3]李长起.《京师竹枝词十二首》校释[J].现代语文，2014，(12).

[4]钟敬文.民俗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清)震钧.天咫偶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M.F ostwe:C ultu r e C ont a ct a s aDy n a m i c Pr ocess[J].Afri c a，1936，9.

[7]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恒仁．月山诗话．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关纪新．朔方气跃——由康熙朝三位满人创作看清初满族诗魂之铸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