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伯明翰学派的旗帜性人物，被尊为“文化研究之父”。他的研究生涯以政治学为起点，继而转向文化研究领域，并在回归自我身份认同的旅途中将移民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拼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差异性”思想。2003年，介绍霍尔生平与思想的第一本著作《斯图亚特·霍尔》问世。随后，学界要求“认识霍尔、思考霍尔”的声音愈发响亮。2004年，霍尔开始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在对他的思想阐释在呈现多元化趋势的同时，相关研究也逐步向纵深拓展。在此背景下，为求最大限度地接近霍尔思想的本来面目，国内学者编辑的文集《理解斯图亚特·霍尔》（以下简称《理解》）应运而生，其中特别强调霍尔思想的“流散性”和“差异性”，这不仅对我们的文化研究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更为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翻译理论引入了全新的思考点。

一、差异性与流散叙事

正如《理解》一书的编排顺序体现的那样，霍尔的一生就以“流散性”为叙事逻辑，他的思想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涌动之中。霍尔走上学术生涯之初时忙于阐述自己的“身份”——牙买加的黑人新移民和英国中产阶级的奖学金男孩，接着关注政治问题，进而拓展到各个社会领域尤其文化领域的研究。在这样的流动场域中，霍尔密切关注着身份、文化、社群和霸权等各个学科领域的问题，对问题中的“差异性”尤其重视，反映出霍尔思想在流散中彰显差异的特点。

霍尔的文化理论从关于个体与族群的理论开始。由于霍尔的“身份”问题，学界一直对肤色与其研究的关联性存在着很深的误解。《理解》一书准确地回应了霍尔的“身份”问题，从而对霍尔的学术定位与学术贡献进行了拨正。在明确其个体身份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准确地把握霍尔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在霍尔的学术历程中，“流散群体”［2］(P25-37)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源于霍尔自身的“流散性”。作为一名逃离牙买加的知识分子，霍尔一生的理论思考都将对原生家庭的情感指涉、对种族肤色的回应方式和对移民、法治及社会秩序的思考转化为有机因子，融于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之中。可以说，霍尔“流散性”的童年生活对其学术心理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沉淀为他的文化研究理论的原始底色。尤其是，“黑人”肤色更成为霍尔思想历程中一件显著的具有流散性特征的文化事件。“事实上，‘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的，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黑人身份是一个需要被学习，并且只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学习的身份。”［3］(P45)这样的“流散性”特点逐渐内化为霍尔文化研究与学术思想的行为特点，使“流散概念拥有一种存在于和穿透各种身份文化之间的功能”［1］(P141)。

当霍尔进入国家与种族、社会公共教育和都市生活问题时，霍尔思想的巨大张力与渗透性进一步呈现出来。围绕着国家与种族问题，过去的几十年来，英国不断有流散群体加入，产生了新的族性。霍尔提出“干预”理论，解读这一现象。“虽然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不过，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4］(P3)霍尔立足于种族形成的历史特殊性，将种族的形成与多种身份的识别形式进行了多样化的对接，并将各类文化与受到各界影响的社会机构进行紧密关联，在极为宏大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探讨英国新族性的形成问题。

关于社会公共教育问题，霍尔的“跨学科公共教育观”得到系统的体现。他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他的公共教育观无疑也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这种公共教育观是霍尔的文化斗争意识与文化政治学思想在教育理论上的直接反映。霍尔主张激发批判主体、种族正义以及经济与政治的民主热情，提升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将实践与社会正义“接合”为规划的文化政治学和教育学方法。关于都市生活问题，霍尔的空间美学、政治想象和道德伦理思想在都市这个集中化场景中得以汇聚。霍尔认为，文化形式的运用使得“统治性的种族政治伦理学”被放置于“都市生活中的主体和建筑的中心”［1］(P233)。他对这种统治阶级的做法持批评态度，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霍尔的这种都市批判思想带有的“城市抵抗地图”［1］(P233)的意味。

在文化的流散特质、对民族与社会构成进行空间批判的理论基础上，霍尔也探讨霸权问题，并沿着伦理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的方向延伸。在关于霸权问题的探讨中，霍尔的理论陈述方式被指认为一种“葛兰西式”［1］(P262)的冲动，其理论形态是将国家观念、话语观念和“接合”观念相互交互在一起。关于霍尔思想的伦理学延伸，“偶然性”特质与“宽容伦理学”是其伦理学的显著特征。霍尔具备的慈爱之心在他作为伦理思想家的身份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的伦理学思想对政治、社会、文化斗争以及对个人身份的追求等问题的阐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有关霍尔思想的哲学内涵，“差异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生发点，促发着霍尔对异质性和多元性观点的思考。在哲学思想的形成历程中，霍尔重视“差异”的生长性，积极吸收阿尔都塞、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成果，并在与同时代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对话中，不断磨砺自己的理论锋芒。关于霍尔思想中的政治学延伸，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并在后续思想发展中持续思考马克思主义，他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经历了三个阶段：英国新左派运动时期、文化研究时期以及撒切尔主义批判时期。在这三个阶段，霍尔都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着对话的状态，尤其是在撒切尔主义批判时期，霍尔实施了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工程”，建构了一种处于社会危机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理论”。在突破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背后的静态的英国性概念中，霍尔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从事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5］(P47)从霍尔的个人身份到流散群体，再到他关于民族、社会和都市问题的剖析，进而到向霸权理论、伦理、哲学和政治学的延伸，霍尔的个体性、社群性和思想性在流散中演进，各类问题和理论通过“差异性”的面貌拼合在一起，体现了霍尔对差异的尊重与重视。此外，霍尔思想与论说坚持着“不作保证”的作风，保持着作为具有差异性个体的独立判断，有明显的批判性，为霍尔进行开放与批判并举的研究提供了精神力量，展现出了独特的理论魅力：“这种开放性为后来的文化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可能空间。正是这种卓尔不群的风格一直吸引着众多人们走向霍尔的著作。”［6］(P28)

二、差异性与多元文化接合

霍尔文化理论的群落十分庞大，难以一言概之。在众多思想顶盖下，“差异性”（或“异质性”）作为其文化理论的基点之一，流动在霍尔理论的各个分支渠道中。对“差异性”概念的关注，既是把握霍尔思想的基础，也是对其思想进行阐发的重要途径，更是对我们研究现代文化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种学科理论大有裨益。

从概念意义的形成史来看，自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符号学中提出“差异性”后，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差异到延异、从意义延异到文化延异的建构过程。索绪尔将语言塑造的概念（即所指，signifier）视为一种差异，认为概念由“概念与系统当中其他概念之间的否定关系”［7］(P651-652)决定。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同一替换集合中的符号“按相似性的不同程度”依次排列，相似性以浮动状态呈现出来。德里达（Jacque Derrida）认为概念的符号通过“延异（différance）”［1］(P311)彼此关联，突出符号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延迟性。霍尔则完成了延异与差异的对接，将差异视作一种有机的、连贯的存在。概念意义通过具体的说写行为，被历史地、暂时性地固定在话语序列上，显现出各种差异，同时也对话语产生返还作用。

霍尔的差异理论与文化研究关系紧密，伴随着霍尔文化理论的发展而演进。霍尔对文化的研究最初以“文化主义”的面貌呈现出来，理论内涵带有一股居高临下的精英意味。在这一理论中，霍尔自觉地区分文化阶层与非文化阶层，差异化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被遮蔽，服从于阶层所决定的从上至下的规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打破这种精英文化意识做出了主要贡献。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视角下，文化的重新构建具有了结构主义的框架，差异理论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得以生发出来。进入后结构主义时代，文化研究逐渐突破了“反映论”的局限，成为“现代世界的构成要素”以及“经济、政治或社会变迁的要素”［8］(P13)，差异性的表现日趋明显，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彰显出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差异理论是多元文化的动力来源，并为多元文化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启发。霍尔认为：“差异将民主定义为真正的多元空间。”［9］(P236)差异强调自身的异质性，即尊重多元性，对多样性空间的营造有着理论上的诚意，能够接纳差异化带来的各类细节问题与要求，并能积极重视问题的彼此协商与转化。因此，差异促成了多元文化的营造，是其动力的真正来源。不过，霍尔在肯定后结构主义对差异的重视时，也批驳了其理论缺乏“整体性”。因此，霍尔的差异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强调个体与个性存在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对“差异化”整体的构想，其在“差异接合”方面的探索就是一种证明。

霍尔的差异理论突出差异的“接合”。霍尔肯定后结构主义支持的“差异永动性”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作为整体的话语“是不同要素之间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再结合，“能够将两个不同要素在同一种情景之下进行结合的连接形式。这永远不是一种必然的、决定的、绝对的和必要的连接……一种话语的‘整体’确实是不同要素之间的接合，而这些要素也能够以其他不同方式进行再接合，因为他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感’。这个‘整体’涉及的是在接合话语和相应社会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连接，但是并非是必然的连接”［10］(P53)。应该看到的是，霍尔的这番指认并没有将差异带向盲目无序的游离状态，而是肯定了差异会以一定的“方式”实现对接，重组的结果是一定时空中的意义，此番意义既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也可能因其意义的不固定性而发生反转，从而消解掉意识形态。因此，这种结合是一种“引起或者构筑在社会、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接合，这或许能引导大众在实践当中以一种进步的方式来干预历史”［11］(P95)。霍尔将差异与接合视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形态与文化斗争方式，这是其差异理论对实践的描述以及指导实践的价值所在。

霍尔正是在各种理论的“差异性”基础上将它们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博大精深的文化理论。“霍尔领导一批更年轻的新左派学者，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出发，接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葛兰西）、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多当代理论资源，对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反复探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抵抗的可能空间，在创立伯明翰学派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1］(P12)

三、差异性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差异性”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影响甚巨，作为文化研究的“伙伴”与文化传播手段之一的翻译行为，始终与“差异”理论保持着对话，是差异性在语言文化及相关领域的生动展现。翻译即是一种文本释读，不仅是一个完全被动接受的过程，其中也有对抗性的因素，“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12］(P357)。通过这种背离，原初文本就会解读出多重意义，与原初的意义不仅有差异性，也有可能是对立的。霍尔的这种差异思想与编码/解码的模式给翻译理论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翻译与差异的对话由来已久，无论中西翻译界都将差异作为翻译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归化/异化”之辨、“文质之争”等对翻译思想的深层思考都突显了翻译中差异化因素的地位。不过，将差异作为翻译研究的视点是在翻译研究完成文化转向之后发生的。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经历的“文化转向”，是从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研究转入以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在文化研究中，霍尔明确提出必须要重视差异性原则，尤其是在话语中，话语的意义源于具体的语境。“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12］(P353)而在翻译中，要确定话语的意义不能仅仅从原始文本出发，更要根据译者主体的生活经历与意义认知，从文本的意义流动中来确定文本意义。因此翻译不但不能忽略差异性，而且更要重视差异性的存在及其影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影响翻译的多种因素浮出水面，如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都对翻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翻译的同一化要求逐步迈向差异化。翻译研究进入后现代语境以后，差异更是成为后现代翻译的实践追求目标。差异在翻译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更成为翻译的亮点。这一转向不仅为译作投来探照之光，也让源语熠熠生辉。对翻译中差异的关注，是对翻译的宏观流变与微观动向的殷切“注视”，对于翻译实践的进行、翻译自身的探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霍尔认为，话语并不是“对‘现实’的‘透明’呈现，而是通过‘符码操作’来对知识进行建构”［13］(P129)。而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转译活动，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意义的转化与差异化。翻译在“文化差异场”中进行，各类差异因素发挥相互作用，对翻译产生影响。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影响翻译的文化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美学观诗学观、语言观、文化前结构、思维方式、社会系统差异、物质生活差异，等等。［14］(P176-193)其中，文化差异是对翻译产生影响的文化方面的差异，关涉翻译中的源语与译语所在的不同文化群落，对翻译中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内容的传递起着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在统治过程中传达的思想意识，而广义的意识形态则包括政治意识、文化意识、经济意识以及来自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既可以是显性而强势的，也可以是隐性而“温和”［15］(P130-137)的，从而对翻译进行全方位的“操纵”。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存有异议，对于诸如将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视作是第二属性的，即将其视为被社会经济过程决定的而非自主设定的概念表示不满”［16］(P254)。这种模式重视文本解读主体在文字解读与转移中的积极作用。而美学观的差异则表现为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审美层面的差异。由于通过源语与译语连接起的两方读者在审美习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旦把翻译视作审美活动，译文就会受到审美差异的影响。在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和审美差异等构成的差异场中，各类差异不定点地发生“对接”，使翻译这一文化活动持续地发生改变。翻译作品的面貌不断刷新，翻译活动由此显现出多元化的气质，成品的创作没有终点，永远指向新鲜的未知。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霍尔的差异理论与翻译的差异性具有理论上的相容性。

翻译还在伦理上与“差异性”趋向契合。翻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源语的强调引导译者紧扣原本，其极端化的表现是译者对原本亦步亦趋，译语的特点无法得到伸张。第二阶段，对译语的强调则使译者尊重译语的规范，极端情况包括译本丢失源语特色，译作千篇一律等。无论是对源语还是译语的强调，都反映了翻译在源语与译语的天平上如何进行取舍的问题，也显示了翻译伦理的指向问题。霍尔的差异性理论与编码/解码理论则彰显了文本接受主体的主动性，在对文本进行解读与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独立的解读，“在这个层面上，混合语、方言和黑人英语，通过策略变音、重新规定重音和再语义、句法和词汇编码方面的其他讲话步骤，对英语——民族语言的宏大话语——的语言控制进行一系列的颠覆活动，如解构英语控制的中心、使英语控制失去稳定的效果以及进行边缘话语的狂欢活动”［12］(P222)，从而推进了翻译理论的后现代进程，进而走向了新的阶段。

在翻译进入后现代语境时，延异衍生的不确定性为平等意识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为打破翻译的“归化”倾向做出了突出贡献。而霍尔的差异性理论则将差异与文化进行了融会，为文化研究拉开了宽容的帷幕，也使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与差异拉近了距离，更好地共生共处。翻译是面对差异、解决差异的活动，更是搭建沟通差异的桥梁，宽容伦理是翻译发展的伦理趋势。霍尔的差异性理论对异质表示尊重，其间渗透出的宽容伦理为翻译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启示，使翻译在解决文化冲突、促进文化沟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理解霍尔思想，将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翻译研究、社会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等流散于各领域的力量吸引到霍尔的理论场域中，为各场域之间的“接合”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对霍尔文化思想的讨论，为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多样化的启示，将差异的永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到学科实践的层面。其中，差异理论作为霍尔文化研究的核心之一，与翻译研究保持着长久的对话。在全球化、本地化和中国与外国文化密切交流互动的大背景之下，差异性与翻译研究将在更为广阔的视阈中共进，为尊重差异、促进差异互动、灵活配置差异的积极文化氛围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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