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布拉格结构功能学派的发源地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很早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符号学理论结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先声。作为捷克布拉格学派主将的扬·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ǐovský），20世纪30年代初与捷克马克思主义者库尔特·康拉德（K.Konrad）、萨维斯·卡兰德拉（Záviš Kalandra）等学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辩和对话，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首次碰撞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吉斯拉夫·施陶尔（Ladislav Štoll）、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伊凡·斯维塔克（Ivan Sviták）、欧根·希穆涅克（Eugen Simunek）、伊尔日·列维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人类学派”学者，又坚持从实践与历史、意义与交往等不同层面回应符号学理论，在批判中进一步发展了美学符号学、实践辩证美学、音乐符号美学等富于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思想，为世界符号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重点考察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探讨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与发展之路。

一、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至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是世界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重镇，这里出现的世界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之一的布拉格学派，是自索绪尔以来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流派。布拉格学派首次践行了索绪尔提出的将符号学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倡议，吸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突出用结构主义改进形式主义，其学术成就和重要贡献，不仅体现在语言学、语音学等方面，而且广泛体现在哲学、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符号学等各个方面。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森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后，直接参与了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创建。捷克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穆卡若夫斯基，突出用结构主义、系统功能等研究理念超越了形式主义研究的做法，与雅格布森一道被称为“捷克结构主义之父”。布拉格学派把语言学、符号学思想广泛用于文学、艺术、美学等问题的结合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文学符号学、符号美学、艺术符号学思想，比如包加梯列夫、洪采尔等人提出了戏剧符号学，穆卡洛夫斯基提出了艺术与文学符号学，雅格布森提出了一般符号学理论，走在了世界符号学研究的前列，甚至对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布拉格学派是连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桥梁，对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P510)。

与之同时，另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积极传播，影响很大。19世纪末，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就已经著有一本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已成立共产党并组建党的机关报，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诸如贝德尔日赫·瓦茨拉维克、库尔特·康拉德、尤利乌斯·伏契克、拉吉斯拉夫·施陶尔、拉曹·诺沃美斯基、艾多瓦尔德·乌尔克斯等人，已经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指导和推进捷克文学、美学、艺术等领域问题研究。比如作为捷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评论的创始人之一的贝德希赫·瓦茨拉维克（Bedǐich Watzlawick）1935年的《二十世纪捷克文学》一书，就已经体现出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能力。伊日·沃尔凯尔（Jíri Wolker）提出了革命文学创作要求及文学阶级性等方面的问题。涅耶德勒从音乐学问题研究中走向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高级类型，并倡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可以说，20世纪20到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汇聚了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两股思潮，两者之间互相批判，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较早提出，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和思想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第一交锋集中发生在1934年，主要发生两次争辩，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人物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奠基人和早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家之一的库尔特·康拉德，另一位是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萨维斯·卡兰德拉；结构主义一方的主角是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开创者之一的穆卡洛夫斯基以及他的学生。应该说，这两场辩论影响很大，直接确立了早期捷克马克思主义美学学者对结构主义所持的基本态度，并引导后来捷克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自觉地关注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这场辩论对穆卡洛夫斯基的影响更为明显，直接促使以他为代表的捷克布拉格学派更加自觉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原则吸收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研究中。

针对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论》捷克译本以及穆卡若夫斯基《关于捷克诗的美学问题》（1923）和《马哈的〈五月〉》（1928）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康拉德于1934年在《中心》杂志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关于新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札记》和《再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两篇文章，突出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和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展开批判。在他看来，什克洛夫斯基对形式的分析虽然充满卓见而颇有成效，但在分析艺术特点、诗歌语言特征、风格流派功能时，却是十足的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解。康拉德认为，穆卡洛夫斯基并没有像什克洛夫斯基那样排斥艺术作品的社会联系，他 “对捷克诗歌形式所作的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美学所首先应该注意的科学著作之列”［2］(P289)，他“对波拉克《自然的崇高性》的剖析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文学研究的一步”［2］(P298)，奠定了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结构主义方法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一致，他们都强调秩序的作用。

但康拉德又毫不客气地指出，穆卡洛夫斯基和什克洛夫斯基的美学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而他为结构主义奠定的社会学基础，也如同他的目的论和认识论一样，也不是辩证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当中人的因素。针对穆卡洛夫斯基将文学视为一种自主发展而又互相影响的社会现象，康拉德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明确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存在一种致命缺陷，那就是割裂了社会中人与人类的活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孤立、封闭地研究作为社会整体当中的各个局部，没有将其纳入社会中人的活动的领域之中，也没有观察到社会发展人的积极性一面，更没有看到“物”和“事实”的背后作为创造和发展推动力的人类活动，只是强加给文学这种社会现象一种特殊动力。在他看来，穆卡洛夫斯基关于文学作品发展来自于社会外部脉冲以及诗歌结构的观点，一方面取决于民族文学的内部发展，另一方面又处于社会发展倾向影响之下的观点，与其说是辩证的，倒不如说是机械的。应该说，康拉德对穆卡洛夫斯基早期结构主义观点的批评是很有见地和说服力，后来穆卡洛夫斯基的观点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与康拉德对他的批评不无关联。

当然，这场争论远非康拉德与穆卡洛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争辩，参与争论的重要人物还有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萨维斯·卡兰德拉和穆卡洛夫斯基的学生。1934年，穆卡洛夫斯基基于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捷克诗人普勒的《自然的崇高》，试图建立一种能够解释文学演变过程的结构文学史理论。由于这篇论文涉及文学结构、功能演变、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审美客体等根本问题，引发了各个学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论争。卡兰德拉与康拉德一样，从历史角度辩证地分析了穆卡洛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一方面，卡兰德拉赞赏穆卡洛夫斯基把文学纳入社会考察，使人们意识到文学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发展。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欢迎他，如果穆卡洛夫斯基能够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被视为一个可靠的向导；但另一方面，卡兰德拉批判穆卡洛夫斯基对文学发展动力作出的内外双重之分，并批评结构主义将文学史简化为一种像机器装置，每一步如数学般的精确程序分析，类似于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概念而无法与人的特定品质相适应。卡兰德拉与穆卡洛夫斯基之间的这场争论，被捷克裔美籍学者彼得·斯泰勒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的第一次论战”［3］(P17)，奠定了捷克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基础。

事实上，穆卡若夫斯基早在1934年前就已经在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较早就注意到对文学艺术外部世界、功能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考察。穆卡若夫斯基把文学艺术视为一种符号事实和社会事实，注重考察文学的形式功能、社会演变，已经开始从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研究，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色彩。对此卡冈明确指出：“著名生理学家、文艺学家、布拉格卡尔大学美学教授穆卡若夫斯基发生了一个转变：从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想进步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4］(P219)布洛克曼也认为：“穆卡若夫斯基针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功能分析，首先取自马克思主义的Widerspiegelung（反映）理论。”［5］(P60)国内学者高树博考察穆卡若夫斯基在中国的接受状况时也提出：“穆卡若夫斯基使自己既区别于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而带有明显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又区别于庸俗的文学社会学，而更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色彩。”［6］可以发现，穆卡若夫斯基并不赞成仅仅以强调研究社会性主题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文学，而提倡以辩证法的使用为先决条件。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穆卡若夫斯基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结构主义进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把在俄国形式主义忽视的对社会、历史维度的考察纳入结构主义研究，将对语言艺术功能的考察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之上，重点关注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价值规律及其表现等问题。对此，他在晚年还强调，自己是从“审美客观主义”和“纯形式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而这一转向背后的原因，是由唯物主义辩证论和认识论及其认识对象决定的。

虽然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在很多学者看来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还有很大差距，但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确立，却与穆卡若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理论的研究息息相关。至少应该说，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很大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历史、对立统一的方法论。比如他将语言、文学、艺术等视为一种系统和整体进行分析研究，使结构成为连接艺术和社会之间的桥梁，把社会的变革与不同艺术门类、文类的变化以及艺术作品内部结构的变迁等关联起来。同时，他也坚持共时与历时、主体与客体研究并重，某种程度上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研究思维，纠正了索绪尔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偏重共时研究的做法。比如他在蒂尼亚诺夫的基础上提出演化审美价值概念，并从动态角度考察审美价值易变性的问题，将文学艺术研究纳入主客体两方面讨论等。他还注重考察“艺术的意向性”即艺术的符号属性和“艺术的非意向性”即物的属性两方面内容，把艺术的非意向性属性视为最能真正感染和打动人的东西，都彰显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分析特色。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是在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股思潮的激烈碰撞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先声。康拉德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结构主义方法论做出的第一次反应，直接导致后来的捷克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采取批判态度，而穆卡若夫斯基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文学艺术审美功能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最早开启了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之路。

二、从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结构主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兴盛，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人类学派”学者，又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一道，关注和讨论结构主义符号学问题，进一步开启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新一轮转向。

应该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再次发生符号学研究转向，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总体转向同步。20世纪下半叶，一股从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浪潮席卷全世界，受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当代一大批享有世界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都曾关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像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提出了“符号美学”，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文化符号学，布迪厄提出了“符号暴力”理论，波德里亚提出了“政治经济”符号学，詹姆逊提出了结构主义批判和符号学应用理论，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表征理论与编码—解码符号学等，极大促进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而苏联和东欧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成果也极为丰硕，苏联的巴赫金提出了“狂欢诗学”“复调理论”，波兰的沙夫提出了交往符号学、奥索夫斯基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提出了辩证意义理论、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提出了唯物主义符号学、匈牙利的马尔库什提出了语言范式理论，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盛作出了积极努力。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发生的符号学转向，既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符号学研究作出的积极回应，也是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发生总体转向的大背景一致。

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一大批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在关注结构主义和世界符号学研究，并取得积极进展，施陶尔提出了“人化”的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思想，科西克在结构基础上对实在、具体总体、哲学艺术等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斯维塔克讨论了人的符号存在模式，希穆涅克提出了艺术符号美学思想，伊日尔·列维探讨了文学过程与信息论等问题，他们不断研究和回应20世纪日益繁盛的符号学研究，促使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发生转向。

作为当时捷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领军人物，施陶尔20世纪60年代参与捷克斯洛伐克结构主义研究讨论，提出“人化”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他从30年代就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这个时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部长，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方面的理论主张，并继承康拉德20世纪30年代对捷克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批评态度，深刻批判对穆卡洛夫斯基及其结构主义者的“非人化”研究倾向。在他看来，结构主义试图调和老牌结构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艺术作品研究方法，用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研究文学艺术问题，必然导致社会学和美学的双重公式化，难以辩证地考察处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真正现实，即社会中的人和人的社会性。在此基础上，施陶尔提出艺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他看来，艺术研究不是研究艺术作品的结构和所谓取决于社会历史过程中“客观”地产生的审美价值，而是要研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研究促使艺术作品产生和受艺术作品反作用的各种过程，以及艺术作品反映和影响周围世界的各种方式及手段等。

与之同时，以科西克、斯维塔克、希穆涅克等为代表的一批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人类学派”或“人本主义”学者，也从不同层面提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继续促进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科西克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思想融合在一起，批判结构主义、原子论等主张，深刻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问题。他的分析以结构、整体概念为统领，把实在、具体总体、哲学艺术、作品、现实等方面，都分析成与结构有关的一个辩证整体，这明显是受穆卡若夫斯基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布拉格学派的核心概念“结构”就是意指一个动态整体。科西克则把“实在”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总体，一个具有结构性、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辩证整体。同时，他也把总体分析为一个意义结构，把所有作品包括艺术作品、哲学与科学作品等，也都视为一个综合的结构整体，比如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物化结构”，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展示物的结构的系统批判工作”，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分割原一以便理智地再现物的结构”。［7］(P5)他甚至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结构，认为深思熟虑的外部构造和精心设计的内部结构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两个突出特征。他把结构主义建立的实在视为一种处于历史之外的、僵死凝固、泯灭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虚假恶”总体，融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结构主义两方面批判元素。

另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维塔克，他在《人及其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论文集收录了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了8篇论文，其中融入了诸多有关艺术、戏剧符号学元素的探讨。比如面对斯大林主义和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斯维塔克极力主张把人权或人道主义引入现代社会，通过结构变化进行制度、社会结构革命，而不是将意识形态教条式地放在第一位。他对人类历史模式的总结研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融合。比如他把欧洲人类历史总结为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四种基本模式，并从人的理性模式、生物学模式、社会学文化模式、古代的人的模式方面进行研究。而且他还按照文化史中的人的模式，进一步细分和讨论了古希腊之前的非理性神话模式、古希腊的理性模式、中世纪的基督教模式、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理性模式以及19世纪的科学的生物学模式等。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另一位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希穆涅克深入探讨艺术、美学形式内容、审美价值、审美功能、造型艺术等问题，提出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艺术符号美学思想。他认为，艺术种类特别是音乐理论当中，都存在一个共知的形式问题。艺术的本质在于它的符号性功能，作为符号艺术具有代替任何别的东西的能力，其作用就是通过人的意识传达和引起某种意义。此外，伊尔日·列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集出版《符号法与艺术测量学》（1972）一书，还对信息论与文学过程、形式意义与意义形式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他看来，艺术通过特殊的思想、审美方式、含义反映现实形式，促进社会及人的发展。艺术语义不仅是一种现实本身的语义，而且是人的社会历史本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的语义，而这种本质在艺术作品中通过人的存在及其发展的社会历史实现对象化。

总的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都在关注和批判结构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两者融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为马克思主义及符号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与世界同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转向，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理应受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符号学文论的更多关注。

三、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突出贡献

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转向过程中立足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结构主义，贯穿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色彩。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康拉德从一开始就强调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在注意到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没有看到人的活动和人类社会发展推动力的研究事实时，就已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的色彩。正是康拉德的批判，促使穆卡若夫斯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则，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中不断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值得一提的是，穆卡若夫斯基后来也指出，艺术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新的视界，将人从压在其身上的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而且，他还充分注意到文学创作中公众与社会的对话需求，并从功能与社会视角考察主体在对话与独白中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人的活动因素。对此格利亚卡洛夫指出：“穆卡若夫斯基有关规范、功能及价值的思想与20-21世纪理论中的‘人类学转向’密切相关，这一转向仿佛复活了美学，不仅复活了它在艺术哲学中的本体地位，也同样恢复了它在人的哲学中的地位。”［8］由此我们认为，批判穆卡若夫斯基结构主义忽视所有人的活动及发展因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蕴含了更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色彩。这个时期，整个东欧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浪潮此起彼伏，在思想上批判斯大林主义和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和建立“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甚至出现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样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可以说，这个时期结构主义思潮中蕴含的结构、中心、秩序、稳定、控制等概念，无形之中激发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把专制、教条、庸俗、机械、自我封闭、利益固化、反人性、异化、官僚主义等关联在一起思考，进一步促使他们将批判的眼光聚焦于结构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比如，施陶尔提出的人化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以科西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人类学派”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符号学思想，关注人存在的真理和捷克本国问题，并试图通过融合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追求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本真性存在。科西克本人受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影响很深，注重从马克思人道主义和对结构主义批判过程中寻找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希穆涅克认为结构和形式同时具有审美与思想的意义，从一开始它们就与现实和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相连。总体而言，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倾向的同时，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符号学研究特色之路。

审美功能、审美价值和审美规范，是穆卡若夫斯基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突出亮点之一。其中，审美功能和审美价值是穆卡若夫斯基整个美学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审美规范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与审美功能、审美价值的生成直接关联。通过积极引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察审美功能，后期穆卡若夫斯基从主体和多功能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功能观，在他看来，人类活动所有领域都具有审美功能，不仅艺术作品具有审美功能，而且非艺术领域也具有审美功能。而且，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还对立统一地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兼具自主功能与传达功能两种属性，呈现出交流的性质和功能。后期穆卡若夫斯基逐渐从静态的艺术自足论转向动态审美价值论，把艺术和社会看成一个价值功能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成为结构主义美学最核心、最关注的问题。穆卡若夫斯基还从动态角度考察了审美价值的演变，在他看来，文学演变是各种不同的结构（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的演化系列，演化过程不是并排而进，而是互相影响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庸俗文学社会学将文学演变视为孤立演变的观念。

总体来看，穆卡若夫斯基把社会、历史和辩证法纳入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构建了一套历时、动态、嫁接自律与他律的结构主义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第一步。后来，希穆涅克也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他那里，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积极的，通过艺术作品客观化的物质存在和社会意识存在双重功能表现出来，并通过形成人的意识而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艺术作品在社会意识中的存在是艺术的社会功能实现的形式。艺术价值问题实际是艺术的社会影响问题，它与功能相互依赖，并通过审美知觉作为人的意识的特殊形式并得到评价。

穆卡若夫斯基较早就认识到结构主义的结构、系统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系统观念存在对等关联，在他看来，社会系统中的关系结构能够投射到文学艺术结构上。结构可以成为连接艺术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社会的变革既有可能体现不同艺术门类或文类的变化上，也可以体现在艺术作品内部结构的变迁上。在穆卡若夫斯基那里，美学也被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是一种关于美的认识的新综合形式。他把符号学方法广泛用于作品内部的构成分析，并将作家的创作个性纳入文学发展之中进行动态考察，视之为一种与文学结构积极互动的结构，进而建构了一种辩证的文学发展观。值得注意的是，科西克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成为当代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另一个突出亮点。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不仅把实在、总体、具体视为一种辩证整体，而且把艺术作品、哲学与科学作品也视为一个综合的结构整体，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能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提并论的一部经典。斯维塔克通过引入结构主义理念，从辩证历史的角度总结了欧洲人类历史中人的基本模式，深入探讨了人的理性、生物学、文化社会学等多种模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另一亮点。此外，希穆涅克探讨了艺术的符号学问题、造型艺术等问题，伊日尔·列维探讨了文学信息论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捷克斯洛伐克最早于世界各国之前开启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之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向度：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和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结构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布拉格学派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首次开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与转向的先声，走出了一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施陶尔、科西克、斯维塔克、希穆涅克等一批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提出诸多具有原创性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再度开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新一轮转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之路。应该说，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和向度，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数十年研究及转向的重要特色。穆卡若夫斯基和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对审美功能、审美价值、审美规范、结构模式、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探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符号学研究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和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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