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运江+高向东

摘 要：（中）摘要采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流动与省内流动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地级区域的层面，对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决策机制的差异性进行比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规模的作用逐渐加强；从分产业的市场规模情况看，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对省内流动的影响不断减弱；对比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省际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潜能，而省内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工资。此外，地理距离和就业机会对省际流动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省内流动的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键词：（中）关键词省际流动；省内流动；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1-0038-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1.004

Abstract：（英）摘要Based on the fifth census data and sixth census data，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raprovincial and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us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decisionmaking between 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mobilit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size of the marke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market size gradually increases with time； from the market siz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role of market siz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increasing impact on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intraprovincial is weakening. In contrast to the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and the coefficient of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in the provinc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interprovince mobility is the market potential， for interprovince mobility is wages. In additi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traprovincial flows， and no significant of mobility.

Keywords：（英）关键词intraprovince mobility； interprovince mobilit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引言

人口流動从空间形态可以分为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形成省内为主、省际为辅的分布特征。而当前国内人口流动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省际流动[1-2]。人口省内流动在空间尺度上不同于省际流动，二者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及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省际流动动因研究得到的一些结论需要在省内流动这一空间尺度下进一步验证。此外，省内流动有着不同于省际流动的一些特点，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空间规律，需要予以进一步的解释。

国内学者针对人口流动的机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角度

中国学者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流动人口转移机制。杨春瑰、杨云彦、朱农从经济角度[3-4]，蔡昉等、孙文凯、都阳从制度和户籍政策角度[5-7]，赵耀辉、盛来运等从个人特征角度[8-9]，章元等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角度[10]，樊士德和沈坤荣基于传统与现代劳动力流动模型构建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模型[11]，上述研究都表明中国人口流动既受宏观层面的经济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又和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网络相关。陆铭、孙晓芳从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角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因进行了很好的文献综述，阐述了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12-13]，论文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的假设条件是规模报酬不变与劳动力市场均衡，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w Economic Geography）在解释城市集聚形成过程中将人口流动贯穿始终，突破了上述假设，为人口流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克鲁格曼（Krugman）和福田（Fujita）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将人口流动理论内置于城市集聚的机制当中。一方面，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能够同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节约商品的运输成本，因此，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进行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如果该区域商品提供比较多，商品价格指数较低，个人倾向于选择在该地区生活和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前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前向联系”理论为人口流动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克罗泽特（Crozet）最早使用标准的CP（CorePeriohry） 模型构建了人口流动模型，利用欧洲五个国家的双边人口流动数据验证了克鲁格曼的结论：城市集聚导致区域市场规模增加，商品价格指数低，劳动力倾向于市场潜能大的地方[14]。帕罗泽（Paluzie）等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了西班牙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证实了人口流动受市场潜能吸引，向实际工资报酬较高且厂商集聚的地方流动[15]。汉斯（Kancs）基于NEG模型研究了欧盟的人口流动，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市场潜能、工资差异和生活成本；此外，市场潜能与人口流动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市场潜能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吸引作用，同时人口流动也会导致市场潜能发生变化，人口流动与市场潜能的双向作用会对“中心—外围”结构具有重要影响[16]。国内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实证分析人口流动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唐颂和黄亮雄从省域的角度对中国省际流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17]；王永培和晏维龙用“六普”数据研究了中国流动人口省际迁徙的决定因素，发现地区市场潜能与劳动力迁入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18]。endprint

关于流动人口空间转移决策的研究，学术界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研究省际流动人口决策，无法区分省际流动机制与省内流动机制的差异性，此外，研究尺度大多采用省域层面或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缺乏从地级区域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因此，论文尝试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着重对比分析省内流动人口与省际流动人口的现状特征与影响因素差异，弥补相关研究领域不足；二是实证分析的研究尺度集中在地级市层面，突破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省域层面的局限性，以期获得更加可靠稳健的研究结论。

二、省内流动人口与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差异

1.省内流动人口与省际流动人口在规模和比例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2000年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本部分若无特别说明，跨省（省内）流动人口的总量及分布数据来源于“五普”短表（7-1）和“六普”短表（1-4）。，不同省份之间的省内流动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有巨大差异。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北京市的省际流动人口排在前五位，这五个省份的省际流动人口数占省际流动人口总数的63.69%，特别是广东省高达35.51%，这意味着全国有1/3的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广东省。安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的省际流动人口数很少，五个省份的省际流动人口数总和远远低于广东省。和省际流动人口相比，省内流动人口在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较小。

通过比较不同省份之间省际流动人口数量与省内流动人口数量的差异，可以发现“六普”时，省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最高的是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西藏自治区，这些区域的比例都位于60%—70%之间，特别是上海，高达70.77%；甘肃省、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湖北省、吉林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南省、黑龙江省也比较低，均在15%之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致印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或者跨省流入较多的省份，其省内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小，反之，人口跨省流出较多的省份，省内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较大（见图1）。

2.省际流动以经济型原因为主，省内流动中经济型原因和社会型原因都占重要比重

借鉴段成荣等的研究[2]，根据流动原因把省际流动人口分为经济型省際流动人口和社会型省际流动人口。从跨省人口流动与省内人口流动的原因差异看，跨省人口流动的原因中有74.7%的流动原因是务工经商，这说明务工经商在跨省人口流动中占据主导，在社会因素中，随迁家属的比重占9.3%，其余差别不大。而省内人口流动中有30.6%的流动原因是务工经商。学习培训、随迁家属、拆迁搬家也占有重要比重，分别为30.6%、16.5%和13.4%。相对于跨省人口流动的原因，省内人口流动原因差别较小，经济型原因与社会型原因都占有重要比重（见图2）。进一步比较跨省人口流动与省内人口流动原因的差别，可以发现，各类迁移原因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流动原因中，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占的比例远高于女性，而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婚姻嫁娶，都是女性高于男性，说明男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型原因，而女性流动的原因除了经济型原因之外，社会型原因也占有重要比重（见图2）。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模型设定

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模型在借鉴赫尔普曼（Helpman）和孔多（Kondo）模型的基础上[19-20]，加入了房屋价格因素。此外，论文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首先，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土地面积差异很大，例如2010年重庆市辖区面积是许昌市辖区面积的268倍，因此，为了控制土地面积的差异，论文对地理面积变量（area）加以控制，其次人口流动除了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基本公共服务、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论文加入医疗卫生条件变量（hosp）和教育条件变量（edu），用来衡量区域医疗、教育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此外，模型中还加入城市的自然环境舒适性（green）。因此，基准模型最终设定为如下的形式：

2.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统计描述

论文涉及的人口流动数据来源于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五普”和“六普”人口普查数据。省市的人口普查资料给出了各地级市（市辖区）5年前常住人口分省份的来源地构成。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知道流动人口在1995—2000年、2005—2010年期间何时省际流动，因此解释变量采取哪年数据很难抉择，帕罗泽等采用了首年段的数据分析市场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但论文认为采用首年度的数据对于1995—2000年、2005—2010年之间的跨省人口流动会造成一定的偏差，借鉴孔多的研究方法[20]，采用区间平均数据并且滞后一期可能会更好地反映真实状况，这有利于降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因变量为1995—2000年和2005—2010年的人口流入率，自变量相对应的是1994—1999、2004—2009年的平均数据（地理距离、边界相邻效应采用2010年的数据）。其余数据来自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具体情况见表1。

四、省际流动与省内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差异

1.省际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去除特征变量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影响，明确人口流动诸多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最显著，论文的分析策略如下：第一，加入了教育、医疗、绿化等控制变量后着重考察本地市场规模对人口省际流动的影响。第二，将代表本地市场规模的就业人口数分为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数，目的是在控制教育、医疗、绿化等变量后，分析第二、三产业的市场规模是否对人口省际流动有显著影响。第三，对“五普”与“六普”的横截面回归结果进行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会发生哪些变化，市场规模的作用是否会增强？

如表2所示，市场规模、工资水平、边界相邻效应、就业率对省际流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地理距离对省际流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住房价格水平有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理论模型的预测是一致的，流入地的市场规模越大、工资水平越高、就业条件越好、流入地与流出地所在省份相邻有利于外来流动人口跨省流入，而流入地的住房价格水平越高、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地理距离越远就越不利于外来流动人口跨省流入。此外，教育、医疗、绿化等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没有通过检验，说明1995—2000年，这些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决策没有明显的作用。endprint

第二产业市场规模与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95—2000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都有正向作用。此外，通过比较二者的系数大小，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市场规模，第三产业对省际流动的影响更为重要。这与克罗泽特的研究结论相似[14]。就中国情况而言，“五普”数据显示，省际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制造业，其中商业与服务业的比重很高，这也说明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聚程度对于人口流動决策有重要影响。但如何解释1995—2000年第二产业市场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是最显著的呢？事实上，中国的工业集聚程度在地级市层面较为平均，并且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第二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高[21]。

市场规模、工资水平、边界相邻效应、就业率仍然对省际流动决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价格水平与地理距离对人口流动仍然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系数的作用大小发生明显的变化，市场规模、住房价格水平、就业率对省际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产业从东南部沿海逐渐向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但中国的工业、服务业集聚程度仍然很高，沿海地区的整体集聚优势仍然比较明显[22]。2000年以来，中国房价水平快速上升，过高的房价水平对人口流动决策的作用明显。就业率对于人口流动作用的增强可能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而边界相邻效应、地理距离对人口流动的作用逐渐下降，这说明地理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逐渐弱化，因此，人口流动不再仅仅局限于相邻的省份，流动人口长距离、大规模的省际流动越来越多。

此外，虽然工资水平对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仍然是重要的，但工资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弱，说明人口流动越来越关注工资之外的因素，比如市场规模、就业机会、人力资本提升潜力等。控制变量中，教育、医疗的系数逐渐增强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流动人口越来越倾向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较好的地区，这与中国省域层面的人口流动研究结果相似[17-18]。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是省际流动中，由于未知风险较大，流动人口决策更加科学和理性化，除了考虑工资，还需要考虑就业质量、生活成本、教育等[17]。二是，已有研究表明，教育和市场规模对流动人口省际流动的影响也不断增强[23]。三是，最近研究表明，扣除生活成本等价格因素后，大城市的工资水平没有显著高于中小城市[24]。

第二产业市场规模与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决策的影响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产业市场规模的回归系数从“五普”的0.5861上升到“六普”的0.7087，并且显著性水平上升。这说明制造业的集聚对人口流动的引力增强，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工业空间集聚的事实。即随着中国东部沿海工业的空间集聚，大量流动人口跨省流入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控制变量中，表征自然环境舒适性的绿化覆盖率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在四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当前中国大规模的跨省人口流动仍然以经济动因为主，“环境移民”在中国并不明显。

2.省内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从表3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各个模型对人口省内流动动因具有很强的解释力，R2和调整的R2都在60%以上。在控制了人口省内流动的其他影响因素后，本地市场规模对人口省内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规模的影响越来越大，2005—2010年，系数上升到0.61。这和理论模型的含义是一致的，市场规模对人口的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不管是人口省际流动还是省内流动，市场规模的增加，都会吸引人口的流入。就中国人口省内流动的现实情况而言，省内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的区域，这些区域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条件较好等原因，具有初始优势，这种优势吸引着外来人口（包括跨省和省内）不断向这些区域集聚，人口的不断集聚进一步提升了这些地区的市场规模，通过循环累积机制，最终导致流动人口集中分布于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的区域，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趋势明显。王桂新和潘泽瀚等的研究也发现省内人口迁移主要受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本地市场规模的大小，侧面论证了市场规模对省内流动的作用[1]。

从分产业的市场规模情况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省内流动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1995—2000年，第二产业市场规模对人口流动作用系数为0.50，而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人口流动作用系数为0.81。通过比较影响系数的大小，第三产业市场规模比第二产业市场规模对省内流动决策影响更为重要。和省际流动不一样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和第二产业市场规模的作用逐渐减弱，2005—2010年，第三产业市场规模的系数下降到0.76，第二产业市场规模的系数下降到0.34。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工资对省内流动的作用不断增强。

从工资水平的情况看，其对省内流动也存在着显著为正的影响：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工资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四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工资水平对省内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符合逻辑，因为人口流动动因主要是以经济原因为主。但如果对比工资水平与市场规模的影响系数，发现工资水平对省内流动的影响大于市场规模的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水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能的解释是人口流动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行为，相对于省际流动而言，省内流动距离较短，对流入地的工资水平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而省际流动由于距离较长，信息不畅通，人口流动的风险和未知性不断增强，因此，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农村流动人口在就业前对预期就业的感知强度与距离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25]。此外，王国霞的研究证明收入差距对于省内流动的影响远大于省际流动，这和论文的研究结果类似[26]。

住房价格水平对省内流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住房价格水平越高，越不利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流入。1995—2000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住房价格水平对省内流动存在负向作用，在控制分产业市场规模等变量后，住房价格对省内流动仍然显示负向作用。2005—2010年，住房价格对省内流动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赫尔普曼在标准的CP模型基础上加入了集聚经济的分散力——房屋价格因素，发现房屋价格水平过高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效应函数，抑制流动人口向中心地区集聚。汉森（Hanson）的研究也证实了赫尔普曼的结论[27]。事实上，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房屋价格水平也快速上升，并且上升幅度远大于收入的增长，这阻止了流动人口向中心地区流动[28]。endprint

地理边界相邻效应对省内流动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地理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边界效应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赵永亮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的样本数据，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流动人口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外围”的竞争格局，也就是说地理边界相邻成为人口流动行为和集聚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和论文的研究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处[29]。地理距离的作用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无法获得省内流动的流向数据，论文只能采用距省会的距离来近似地替代；另一方面，由于省内流动的距离相对比较短，流动成本较低，人口流动决策对距离因素考虑得比较少。

此外，1995—2000年，教育、医疗、绿化、就业、地理面积等控制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2005—2010年教育和地理面积对省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教育水平的影响不断加强，可能的解释是省内流动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子女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仍存在一定差距。地理面积对省内流动的影响不断增强的原因可能是地理资源因素对劳动力引力不断增强，王桂新和潘泽瀚等的研究也发现面积较大的省份的省内流动人口规模比较大[1]。

3.省际省内流动决策的对比分析

第一，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规模的作用逐渐加强。但从分产业的市场规模情况看，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对省内流动的影响不断减弱。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省内流动距离较短，对流入地的工资水平有着更为直观的感知，而省际流动距离较长，流动风险较大，决策过程中除考虑工资的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就业机会等多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六普”数据显示，省际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而省内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较为均衡。

第二，对比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省际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规模，而省内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的是工资。此外，地理距离和就业机会对省际流动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省内流动的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了省际流动是更为理性的决策过程，由于地理距离的存在，迁移成本明显增加，省际流动不仅仅关注工资水平的差异，而更加关注工资之外的因素，如市场规模、就业机会、流动风险等。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医疗卫生条件、绿化条件对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教育资源对省际流动具有更明显的作用。主要原因可能是教育资源的差异并不仅仅局限于城乡之间，省份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比如，中国高考政策的差异主要是省际方面的差异[23]。

第四，相对于省内流动决策而言，住房价格水平对省际流动的影响更为重要。可能的解释是，中西部城市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住房价格水平差距很大，流动人口跨省转移到东部沿海城市所需要承担的住房成本远远大于省内的城市[28]。

五、结论与讨论

论文采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流动与省内流动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地级区域的层面，对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决策机制的差异性进行比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规模的作用逐渐加强。但从分产业的市场规模情况看，第三产业市场规模对省际流动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对省内流动的影响不断减弱。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省内流动距离较短，对流入地的工资水平有着更为直观的感知，而省际距离较长，流动风险较大，决策过程中除考虑工资的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就业机会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比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省际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潜能，而省内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工资。此外，地理距离和就业机会对省际流动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省内流动的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了省际流动是更为理性的决策过程，由于地理距离的存在，迁移成本大大增加，省际流动不仅仅关注工资水平的差异，而更加关注工资之外的因素，如市场潜能、就业机会、流动风险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 一是由于采用宏观层面的数据，没有考虑微观个体特征在流动人口决策中的作用；二是一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互动关系，甚至双向因果关系；三是考虑到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之间的衔接和统计口径问题，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仅仅是“五普”和“六普”，缺乏更长时间的动态考察。总之，流动人口省际和省内决策受制于主观和客观等很多因素的制约，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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